我国当代哲学工作陷入困境，已是不争之论。大学的哲学专业招生分配困难，哲学工作者地位日下，研究经费紧张，成果难出，人才流失，这一切都表明哲学研究的确面临危机。不过，这只是一些外部现象。我认为，哲学危机的实质并不在这些方面，而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哲学研究不能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富有活力的内容和现代水平来回应现时代的复杂问题，从而陷入困境。因此，我们可以把导致当前我国哲学陷入危机的因素分成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这就是外部因素与哲学自身的因素，这两者的方枘圆凿与巨大反差，使得哲学陷入尴尬境地。
哲学危机的外部原因
外部因素，概括来说，主要是体制上的根本转轨、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趋势。
一 体制的根本转轨
哲学曾经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掀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此诱发了中国社会的大改革。这场改革以不可逆转的趋势终于触及体制上的核心问题，这就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经济体制上的根本转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开端。它意味着中国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社会含义是丰富而深刻的。对于哲学、哲学研究与哲学工作者来说，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冲击是相当严重的。
其一，计划体制支撑下的哲学工作的“繁荣”局面必然萧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社会活动中的各个单位、行业以及个人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哲学与企业一样，在人员、机构、经费、成果等各个方面都由计划支撑。大学哲学系的招生、分配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社科院的哲学研究部门也没有任何危机感。加上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我国的哲学界一时处于繁荣状态。毫无疑问，凭借着计划的支撑，哲学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繁荣的虚假性也不容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导致哲学从业人员、研究经费等等的锐减。由于哲学的特殊性，不能象其他行业那样与商品、市场直接挂靠，接受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这就必然引起哲学工作者的失落心态：不安、恐慌、手足无措，在商海中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位置。
其二，从中心走向边缘。由于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的原因，哲学、历史、文学等等一直处于社会的主流，从事这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特别是由于斗争的需要，意识形态在革命时期便显得极为重要。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政治主题并未及时更换，社会的兴奋点依然是阶级斗争与革命。由于这种革命并没有切实的社会内容，于是便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文化革命，久而久之社会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情结。哲学以及文学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与现实的催化作用，不时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前导，从而引起社会轰动效应，甚至出现了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的奇特景观。经济体制的转轨与社会转型，彻底改变了人文知识分子及哲学、文学的主流中坚地位的现实基础，并迅速地使之边缘化，即使他们走向文化的边缘，主流地位则不得不让给商业、政治、科技、经济管理等另一部分“脑力劳动”阶层。对这种社会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改变，报刊上出现了不少知识分子嗟微叹卑的文字，反映了对过去显赫社会影响的依恋，以及由此而来的失落感。
其三，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化。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运行规则开始解体，这种社会变迁已经导致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举其要者，如：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人们不再信奉那种义利对立的抽象的道德目标，无论在社会心理氛围、理论意识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合理的逐利行为得到肯定；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过去那种为了道德化的公平而牺牲效率的社会模式被扭转过来，效率优先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上，抽象的群体主体为真实的利益个体主体所取代；在“姓资”与“姓社”的问题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根本上结束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无谓的抽象争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价值主导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以实践的方式得到肯定的，而哲学则在这种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显得呆滞僵化，哲学的遭受冷落正是自身落后于实践的必然结果。
二 科技的迅速发展
五十、六十年代以来，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新兴学科群不断涌现，其中尤以电子信息技术被人们公认为新科技革命的先导、火车头或者核心，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由信息技术推动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哲学问题的现实基础。
其一，“知识大全”式的哲学体系能否成立？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主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得到长足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有可能构筑自然、社会、精神三大领域的普遍性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科学认识的图景，在这幅图景面前，原有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科技的迅猛发展表明其自身有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从而消解了哲学追问世界普遍规律之类的问题。信息时代知识的急剧膨胀，使人类知识按指数增长，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性科学大量涌现，人类知识加速度增殖，使人们必须改变以往驾驭知识的方式，必须把普遍性的重复接受，转换为分工协作和化整为零的互补整合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全能型的学者日益成为不可能，知识整合不可能再以哲学体系的方式进行。
其二，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能融合一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加强了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手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正确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所谓全球性问题。尤其重要的是，科技发展是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这种理性又被称之为工具理性，它“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74年英文版，P.3）技术理性在有效地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人际交往技术理性化了，日趋严重的“物支配人”、“人的物化”现象导致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失落。为了生存，并且为了在物质上活得更好，人被迫发展那些为了他自己的主观目标而操纵外部世界的技能，但同时也由于技术理性的沙文主义式的扩张，给人带来了谎诞处境。这样，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西方哲学界，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为解决这一二律背反而殚精竭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界。但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这一矛盾展开得太早了，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当务之急，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但是这一历史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并展示其自身弊端后开始启动的，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中未曾充分展开，却已在理论上面临着二难选择了，现代化的举步维艰、西学中学的理论纷争以及哲学的内在混乱等等均源于此。
三 世界历史趋势
中国哲学面临挑战，是与世界历史的趋势紧密相联的。如果说原有的哲学研究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尚能自满自足的话，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面对各种世界性的新思潮，已显得苍白无力。从哲学困境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哲学终结运动。“哲学的终结”可以说是本世纪西方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哲学就与物理学、数学同时发生危机。所不同的是，物理学与数学通过革命性变化克服了危机。而哲学却一直处在危机之中，其根源在于哲学面临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险。随着自然科学、历史科学与思维科学的精确化、实证化和迅速发展，哲学无可奈何地失去了传统的研究主题。本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界，哲学终结成为讨论的中心话语。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哲学流派纷纷崛起，尽管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派别，但毕竟表现出危机中的繁荣。中国自从国门洞开后，西方哲学流派蜂拥而入，令哲学界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新的话语、概念、道说与表达方式对原有的哲学体系与模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哲学界的应对方式要么是囫囵吞枣，要么是文不对题的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哲学终结运动也感染了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心态，加重了哲学的困境与危机感。只不过西方哲人在谈论哲学终结时使哲学发展，或者说以终结传统哲学的方式在推进和发展着哲学，而我们似乎还未真正理解哲学终结的真实意义。
其二，信仰缺失。西方人的信仰缺失感是从“上帝的死亡”开始的。基督教体系的崩溃，不仅导致传统道德的瓦解，而且还带来了人的生活根基与人生支柱的摧毁。越靠近世纪末，这种信仰缺失状态就越严重。实际上，信仰缺失感不仅是西方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也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同感。在世纪之交，他们经历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转型，旧的信仰依托已经瓦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群体本位与权威支配下解脱出来的个体，在心理上必然导致依托感与信仰感的缺失。信仰缺失在西方首先遇到挑战的是宗教，因为宗教是信仰系统的核心，现实道德秩序的维系者，但在中国则有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根基、人生支柱与信仰素来是由哲学、伦理学提供的，是以哲学、伦理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正在被改变着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也是由哲学、伦理学来论证的。因此，在中国，信仰缺失表明，遭到挑战的不是宗教而是哲学。哲学的许诺在现实中的不可兑现使哲学处于被嘲笑的处境。
其三，苏联解体。世纪之交所发生的最大事件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影响是巨大的。仅就哲学而言，有人指出，世纪之交世界哲学领域内发生的最大事件是苏联哲学的终结。从1989年以来，苏联形态的马列主义哲学已经终结，非意识形态化、非国家化、非主流化是俄国当今思想界的主导倾向。我们认为，要说苏联哲学界的这种变化在世界上产生什么重大影响的话，莫过于波及中国哲学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哲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并在五十年代进一步得到强化。尔后的几十年，中国哲学界的主导范式概未能跳出苏联模式。这一历史事实对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明，我们所信奉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局对于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哲学界来说，所带来的挑战与深层心理上的恐惧是相当严重的。
哲学危机的自身原因
综上所述，体制上的根本转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世界历史的新趋势对中国哲学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面对这种现实，尽管哲学界一些学者作出了种种努力，但并没有有效地应对挑战。哲学界自身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研究内容、研究心态、回应现实的方式等等，导致哲学不能回应变化了的时代。
一 研究内容
哲学研究的内容是实践内容的哲学形式的表达，因此与时代主题和时代心理氛围有着密切的关联。哲学能否具有感召力和生命活力，关键就在于能否以特有的方式反映时代的现实内容。反观我国哲学界的状况，在研究内容上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内容陈旧。我们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苏联模式的次生形态。从瞿秋白二十年代介绍唯物辩证法开始，中经艾思奇、李达等人的系统化，再到五十年代从苏联的大规模引进，形成了我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并且几十年一贯制。尽管近十年来这一格局已开始在突破，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局面。这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相去甚远，它基本上是黑格尔主义加旧唯物主义。无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抑或在历史观上，都充满了黑格尔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气味。作为西方的哲学思潮，旧唯物主义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黑格尔主义哲学也被恩格斯宣布为终结了的哲学，即使后来出现的新黑格尔主义，在本世纪上半叶也已经在西方世界偃旗息鼓了。唯物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流入中国之后，渐渐蜕变为一种顽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思维定式，纠缠着现代中国人的心思，甚至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黑格尔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块地盘了，这两种主义的结合，几乎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思维－－表达”的基本模式。几十年以来，我们的哲学论文、哲学著作、哲学教学与宣传，几乎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个对子的各种表达形式，哲学原理与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与外国哲学史等等的研究，无一不外乎这一基本模式。黑格尔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思维定势，阻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发展。黑格尔主义中强调整体忽视个体、强调规律忽视偶然，强调本质、理性忽视情感以及旧唯物主义突出自然物质本体忽视现实实践的属人的生活世界，正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称道不置的哲学纲领。我们在这里决不是否定黑格尔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这两者的相加。黑格尔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早已终结，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陈旧的哲学内容与崭新的历史时代太不相适应了。
其二，视角偏狭。与哲学研究内容陈旧相一致，就是哲学在审视现实生活时，千篇一律的面孔与视角，千篇一律的思维方式与表达形式，忽视现实生活丰富多彩的内容，忽视文化的多种样式，忽视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忽视世界历史变化的新趋势，忽视时代的多元化特征，从而不能在时代中发现真正的哲学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是许多哲学工作者知识素质低，仅知道哲学原理中的那些概念、范畴、规律，而不熟悉文化部门中的具体内容；二是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哲学视角。由于革命的需要，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唯物论乃至全部哲学的主题，哲学党性、阶级性被置于首要地位。在这一视角下，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世界性的各种思潮被过滤掉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斗争哲学。
其三，科学情结。哲学研究中的科学情结主要指把哲学当作科学来看待或追求哲学的科学化，以及大全式的世界观知识体系。这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哲学与科学原本就是一体的。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后，哲学的发展主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与此相应，构成自然科学基础的信念、方法、观点对哲学有着决定的影响，使得哲学的形态、问题、目标均以科学为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使哲学科学化以及使哲学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它幻想要象实证科学那样去建构世界并同时建构其自身。尽管这一倾向曾遭到康德的批判，但继之而起的黑格尔哲学则把这一倾向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哲学的漫长的科学之梦使得哲学家们大都患有科学情结。黑格尔主义盛行的中国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即一种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大全式的知识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由于哲学的科学化（追求超验真理）事实上不可能，因此它要么就是重复经验科学的命题，要么就是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在科学认识还未达到的地方，哲学出场，成为人类知识大厦的补充材料，以便构筑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这种哲学必然随着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思维科学的迅速发展导致合法性危机。这就是恩格斯早已说过的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科学愈来愈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速度朝着技术化、信息化和精密化的方向发展，科学化、知识化的哲学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是增加一些实例而已。现代西方哲学对“自然科学方法典范”的分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哲学必须摆脱“自然科学模式”的束缚，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走“人文化”的道路，承担起“为历史服务”（马克思语）的使命。
二 研究心态
在变化了的新的时代，哲学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哲学工作者的心态也很重要。在我们看来，当前我国有些哲学工作者的心态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功利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求功利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思想界，对功利太过猴急，则是一种有害的心态。正如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功利的追求导致假冒伪劣产品一样，知识界、思想界也会出现粗糙的作品。由于对名利的追求以及评职称等等因素，急急忙忙赶写论文，撰写出版著作不在少数，这种倾向也影响到哲学界。追求功利的心态已使一些哲学工作者下海经商，即使一些留在哲学圈子中的人，也以眼前的功利来衡量所从事的哲学事业，造成哲学界不可忽视的浮躁之风。功利主义是不能形成良好的、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的“语境”的。哲学是最富有原创性、思想性的事业，需要的是沉潜致思的学人、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
其二，中心主义。如前所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根本转型，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走向了社会主流文化的边缘，商、政、科技等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是一个必然趋势。顺应这一时代的变换，哲学工作者的心态必须加以调整，自觉承认这一边缘角色，执行其应有的文化批判功能。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积淀，我们绝大多数的哲学工作者始终未曾认识到自身角色的变换，仍然沉浸在主流中心的幻觉中。从许多发表的文章来看，哲学等人文学科愈是边缘化，就愈是论证自身的重要性，这表明哲学工作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未消除。应当指出，哲学的边缘化并不说明哲学的不重要，而是在新的时代使哲学处于它自身应该所处的位置。中心主义的心态不仅会加重哲学工作者的失落感，而且使哲学研究承担它承担不了也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妨碍哲学对现实的有效回应。
其三，“左”倾心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顽固障碍便是“左”倾思想心态。患有“左”倾病的人，凡事都要问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哲学界的许多人可以说是“左”倾病的始作俑者。在哲学研究中，“左”的突出表现就是用政治眼光、固有的思想框架来评判学术问题。应当明白，哲学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思想，在条条框框的束缚下是谈不上真正的哲学思考的。但是我们发现，近十几年来哲学研究的每一进步与深化，总是伴随着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从80年代的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主体性、价值论的争论，都充满了正统与异端的斗争。“左”倾心态不仅阻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社会转型，而且在哲学研究中扼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
三 回应方式
哲学要面对现实，迎接时代的挑战，走出困境，关键的问题是要以哲学特有的方式去回应现实。所谓特有的方式，就是区别于经验科学在操作层面与现实紧密相关，而是既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而又紧密关注现实，捕捉时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内在脉搏，进行批判的反思与超越性的建构，通过变换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去实现社会深层文化的跃迁。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是哲学回应现实的独特方式和功能，这是一种积极的有效的方式，这种回应方式既使哲学与时代相适应，不断改变和发展自身，同时也使哲学超越现实，影响现实的历史进程。反观我国哲学界的状况，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名义下，哲学回应现实的方式存在着如下问题：
其一，解释现实，失去了哲学反思现实的功能。解释现实是科学的任务，反思现实是哲学的任务。用哲学去解释现实，只能用固有的哲学观点去说明现实问题，这样做的时候，哲学只能是一堆空洞的概念、范畴、规律，不能从现实中发现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能丰富和发展哲学自身，也于现实无任何补益。在这种状况下，哲学不过是强求现实去适应固有的理论模式，造成哲学理论与现实相互沟通的严重障碍。
其二，论证现实，使哲学失去了批判现实与超越现实的功能。如果说解释现实使现实适应哲学的话，那么，论证现实则使哲学消极地、直接地适应现实。其直接后果就是哲学的政治化、工具化，使哲学消解在政治宣传、舆论口号、理论文章中去了，造成所谓哲学的“不在状态”。哲学应该在反思现实中批判现实、超越现实，因此它的任务不是肯定现实的既成形式，不是重复肯定实践业已肯定的东西，而是在反思、批判、超越现实中指向、构筑未来的现实和实践。因此，哲学对现实的回应，恰恰不是论证，而是批判。论证现实，只能跟在实践后面亦步亦趋，永远也不能回应现实的挑战。回顾我国哲学界几十年来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解释与论证的历史。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不用说，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本身，也很难说是发挥了哲学特有的批判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政治实践的论证工具。从那以后，现实实践的发展总是把哲学理论远远抛在后面，社会改革的每一关键步伐，都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与哲学的批判超越功能没有多大关系。政治决策作出之后，哲学跟着热闹一番。我们的哲学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这样的水平。
总上所述，现实的巨大变化与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哲学不能积极有效地回应现实，从而使哲学面临着严重挑战，陷入危机。欲使哲学摆脱危机，关键在于使哲学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积极地回应现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只好另作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