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6 次 更新时间:2011-06-05 09: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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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  

  

  [摘要]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关键词]日美同盟;东亚区域合作;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 D8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9)03-0012-06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美同盟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冷战期间,日美同盟是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结束了短暂的“漂流状态”,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双重性作用。自1997年以来,东亚区域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作为冷战的遗产,日美同盟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何种作用,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日美同盟的演变

  

  日美同盟是决定日美双边关系基本性质的核心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美同盟成立以来,它的身份角色、性质和地位出现不断演化的趋势,并严重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走向。日美同盟的性质正逐步发生变化,由成立初期的政治军事同盟逐渐向军事政治同盟转化,政治色彩更为浓厚。日美同盟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扶植和利用日本的结果,也是日本为寻求美国军事保护的战略需要,双方正是基于相互的战略需求和共同利益而成立的军事同盟。随着冷战的出现和加剧,美国迫不及待地要把日本纳入它的远东战略,成为它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主要同盟者”和“反共桥头堡”。为此,美国认为必须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通过双边条约使日本单独对美国承担义务。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为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其国家利益,阻止共产主义的进攻,急需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冷战期间,日美同盟为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双方相互配合,合作。

  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的解体,使日美两国面对的军事威胁消除,共同敌人消失,日美同盟失去了战略目标,而且由于日美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不断,日美同盟一度处于“漂流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本作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使日本更坚定地走“国家正常化”道路。日美同盟是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与走向政治大国的工具。《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标志着冷战后日美安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日美同盟的性质以军事性为主向以政治性为价值取向的目标转变。“9·11”事件后,日本“借船出海”卷入伊拉克战争,即是日本利用日美同盟,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迈向政治大国的重要步伐。日美同盟是日本实现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日本提高国际政治地位。日本通过与美国在地区及全球范围的合作,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以“分担责任”的名义参与地区及国际安全与政治事务,有助于扩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作为日本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回报,美国已公开表示将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对于日本的政治大国目标无疑增加了一大筹码。对于美国来说,日美同盟的政治倾向性日益明显,是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是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砝码。

  日美同盟的“主仆关系”向“伙伴关系”转变,由“非对称性的随从”转向“对称性的伙伴”。以冷战的结束为分界线,日美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发生变化,这导致了二者身份角色的转变。在冷战背景下,日美同盟具有高度的非对称性与不平等性,其实质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服从,所以在同盟内部日美两国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主仆关系”是冷战格局下日美同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1951年《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规定美国军队继续驻扎日本并有权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其实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日和约的签订,对日本来说,与其说是恢复主权的“独立”,不如说是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对美从属的开始。在冷战过程中,日本要求改变日美关系不平等性的呼声日益高涨。

  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国主义思潮进一步得到发展,希望与美国实现关系对等,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的主张充斥日本政界。日本强调要与美国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为了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美日开始调整同盟关系。1995年2月美国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着重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地位,指出:“在亚太地区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和全球战略的基础。”[1](P·10)1996年4月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扩大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内的安全责任和军事作用,作为日美合作的必要前提,使日本在双边安全合作中从“配角”上升为“主角”,实现了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关系。1997年制定的美日安全合作指针规定日本在“远东”地区要配合美军行动,提供后勤支援,将使美日军事合作更加密切,实现所谓“防卫一体化”,增强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主体作用。

  日美同盟出现强化趋势。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和日美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日美同盟经历了漂流、调整和强化的发展过程。苏联的解体,使昔日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的的日美同盟失去了共同敌人,也失去了维系的纽带与支点。与此同时,日美两国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摩擦不断,日美同盟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因此,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美同盟一般被称为“漂流”状态。但是,日美同盟的摇摆与漂流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冷战后的日美关系中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也存在着许多战略利益重合点。

  日美同盟的强化主要体现在日美同盟法制框架更加健全化、同盟磋商与协调机制紧密而烦琐化、同盟合作领域多元化。日美同盟法制框架更加完善主要体现在同盟参与国法律地位日趋平等、同盟运行功能日益协调、同盟规则和规范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日美同盟磋商及协作机制细密化主要体现在同盟磋商及协作等级的多层次化、机构建制的复杂化、磋商与协作的制度化;合作领域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同盟的合作领域由所在地区转向全球、合作的主要内容从军事层面向其他层面扩展。[2](P·26-30)必须强调的是,日美同盟的战略目标不再局限于亚太地区,而是意指全球。2005年2月美国公布的“共同战略目标”明确界定了美日同盟的全球性质,指出其全球共同战略目标包括: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消除恐怖主义;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稳定全球能源供应等。[3]美国学者科萨认为,“9·11”事件以来美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大超出美国的期望”。[4]

  

  二、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日美同盟战略的调整,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尤其是对当前反映时代变化趋势的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真正产生于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产生强烈的合作意识,区域合作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日美同盟的调整和演变几乎与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同步性,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作用。分析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必须澄清的概念是,它与美国或者日本作为国家行为体的个体对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影响是相异的概念。日美同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整体性功效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重要课题。

  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塑造东亚区域合作的有利环境。二战后,美国缔造了国际安全、政治、经济的制度网络,并借此将明显不对称的权力体系转变成更遵守准则的、有节操的、互相都更能接受的秩序,其特征是多边主义。[5](P·196-197)美日缔造的日美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对日本的对外战略起了平衡者的角色,这对抑制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争夺主导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将日本置于某种强大力量的控制之下是事关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日美同盟为日本找到了一个为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在内都能接受的适当定位,从而较圆满地解决了困扰东亚地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大问题。通过日美同盟这一框架,日本发展军备的能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在世界市场方面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6](P·187)因此,日美同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可以平衡日本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平衡和稳定的作用。

  在看到日美同盟积极作用的同时,更要警惕的是日美同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消极作用。第一,在日美同盟中,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是以本国利益为价值取向,以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这使东亚区域合作难以形成有效的共生利益。对美国来说,日美同盟是美国维护其在东亚地区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在东亚地区追求追求霸权战略利益,成为东亚地区安全的最大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紧张,加大了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整合的难度。同时,美国重新强化日美同盟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在东亚地区制造中日相互敌视和抗衡局面,使美国能在东亚地区充当“仲裁国”与“制衡者”的角色,进而在中日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中坐收渔人之利,实现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美国在东亚地区推行霸权稳定模式的核心,是要取得对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美国在东亚的行径完全不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而是给东亚区域合作增添了新的变数。就日本来说,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其战略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推动“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实施“普通国家化战略”。日本利用日美同盟提高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提高其政治影响力与国际地位;缓解其他国家对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疑虑与压力。日本希望利用日美同盟来扩大自身的政治作用,发挥军事力量,同美国一道主导东亚、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事务,在与中国的角逐中获得更多的战略支撑。二是日本妄图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获取东亚合作的主导权。主导权之争是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缓慢的重要症结,日本利用日美同盟希望获得主导权,日美同盟只是实现日本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带有强烈的霸权色彩,这与东亚区域合作所体现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是背道而驰的。日美同盟只是为实现日美两国的战略利益服务,而东亚区域合作需要推进东亚地区的整体利益,二者是相互矛盾而具有对抗性,因此日美同盟的强化完全有损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

  日美同盟的演变引起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安全困境,加深了东亚地区各国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国家或民族国家)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斗争,由于完全的(绝对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7](P·231)日美同盟的首要战略功能就是防范和遏制中国,把日本和中国推向彼此敌视和不信任的安全困境中,造成中日关系的相互敌视和制衡局面。同时,日美同盟的霸权意志必然会造成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感,积聚不稳定因素,加剧原本存在的安全困境,使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状态。互不信任是影响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症结,日美同盟的演变加剧了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大国关系的互不信任,东亚区域内国家对日本对外战略的野心和政治大国倾向的欲望膨胀怀有极度的不信任;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也心存芥蒂,这与日美同盟的霸权和日美两国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密不可分。普遍的不信任就会弥漫在日美同盟与地区其他国家之间<, /SPAN>,从而给东亚区域合作关系蒙上阴影。因此,日美同盟引起的安全困境加剧了东亚区域合作中国际关系的不信任感,造成东亚国家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中难以达成一致的协议,阻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

  从总体上来说,日美同盟从根本上阻碍了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同盟往往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化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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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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