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顾四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3 次 更新时间:2015-11-21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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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  

  一、五四 新文学运动研究回顾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最早受到研究者重视并产生研究成果的领域。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专列一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此开启了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研究的先例。从此后的研究历史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 年以前;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第四个时期是90年代以来。

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外,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论著主要有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8年初版),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有专章“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后修订更名为《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29年初版),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邓恭三记录, 北京人文书店1932年初版),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初是光华大学的文学讲义,1932年12月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学生会集资排印,1933年9 月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初版),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0年初版)。其他如朱自清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遗稿是1981年在上海的《文艺论丛》第14期发表),在当时也发生影响。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认为白话诗算是走上了成功之路,将在中国诗界大放光明;短篇小说也渐渐成立,鲁迅的创作是代表;周作人等倡导的“小品散文”最值得注意;戏剧和长篇小说成绩最差。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新文学的源流应从明末开始;并且中国文学的发展是“言志”和“载道”两股潮流的起伏,新文学是“言志”的文学;新文学的真正发端应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算起。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大都是品评当时一些传统文人的文学创作,只是在下编“新文学”的标题下,用极有限的篇幅讨论了“新民体”、“逻辑文”和“白话文”。而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关的论述,仅集中在对胡适的评价上。钱基博虽然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持保留态度,但他认为白话文应该被视为现代文学的一支。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真正第一部以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史稿。该书分十章,第1—3章为总论,论述文学革命的起源及经过;第4—8章逐段论述了新文学的发展情况。作者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分界,将新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论述各领域中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被作者归入创作前期。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作为遗稿到1981年才发表,但朱自清本人是最早在大学中开设和讲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的人。他的这份讲义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共8 章。总论部分为3 章,介绍了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前,晚清文学的发展状况,列数了梁启超的“新文体”,刘鹗等人的小说创作,林纾的翻译等。后5 章分诗、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批评5 部分。该纲要没有作家专论。上述论著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早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很大篇幅涉及五四新文学运动,但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论述是贯穿在对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来论述的。这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研究特点,同时也体现出研究初期的局限,即还没有将五四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阶段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所有这些论著中,胡适及周作人的观点在当时影响最广泛,无论同意还是反对他们观点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胡适、周作人的观点,并在自己的研究中作为论述问题的参照。1935年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陆续出版,其中10篇导言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五四及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10年的权威看法。如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郑振铎、朱自清等在导言中对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评价,常常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广泛引用。30年代末至1949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不及20、30年代,不仅缺乏研究论著,而且有影响的观点也很少。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五四到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情况。其中第一编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涉及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他认为近20年是两种思想支配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即1917至1927年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及1927年的无产阶级思想发展。这样的思考方式在研究上显然有许多欠缺,但它显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在学术研究上最大的特点,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并作为专章讲述。其次,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研究者都遵循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即把五四新文学运动视为是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就具体的研究而言,50年代初,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确立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学科地位。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初版)、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 月初版)、 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50年代初完稿,作家出版社1957年初版)、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初版)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初版)等, 都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1957年后至70年代初,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学术成果。倒是海外这一时期产生了一部研究五四运动的学术专著,这就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60).该书虽然是研究五四运动的, 但对新文学运动没有专章论述。1976年10月后,中国大陆重新出现了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首先还是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至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基本尺度仍然沿用了50年代教材的格式,但对五四新文学中一些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有了一些新意,如,胡适的《尝试集》被写入文学史中。周作人等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重新确立。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进展还表现在对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关的文学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开始受到重视。1979年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合编的18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出版,并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大型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开始启动,着手编辑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150卷, 丙种包括《现代文学期刊索引》和《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大型工具书。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研究成果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1980年为界,分为80年代前与80 年代后两个阶段。 从1978年开始,一些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专题研究论文出现了。如刘增杰的《关于一九一七年文学运动性质问题的质疑》(刊于《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6期), 陈瘦竹的《五四运动和戏剧革命》(刊于《文史哲》1979年第2期), 舒芜的《“文白之争”温故录》(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钟敬文的《“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刊于《民间文学》1979年第4期), 王瑶的《“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启示》(刊于《红旗》1979年第5期), 凌宇的《试论“五四”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多样性》(刊于《北京文艺》1979年第5期), 杜元明的《五四运动与早期新诗》(刊于《诗刊》1979年第5期), 从各个方面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形成及其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这一阶段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开始摆脱50年代研究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如,比较多的研究者在阐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题时,都侧重于突出反封建的主题,并积极肯定这一主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再譬如对胡适白话文学理论的评价,不再一味地批判,而是肯定语言工具变革的文学史价值。在史料整理方面,较有影响的是张允侯等编的《五四时期的社团》(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4月初版)。进入80年代之后,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注意,研究成果之多,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第二,是一批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和论集发表、出版;第三,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从多学科的范围内来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在第一个方面,主要成果有:五四时期的一些旧刊重新影印出版。如《新青年》、《新潮》等。30年代出版的反映新文学第一个10年文学成绩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影印出版。同时,像《胡适研究资料》、《刘半农研究资料》、《周作人研究资料》等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研究资料丛书陆续出版。大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具书也陆续完工,如,北京图书馆负责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从80年代起陆续出版,其中收录五四时期文学书籍的总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 在第二个方面,出现了一批专题性研究论文和研究论著,如,严家炎的《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刊于《小说界》1984年第2期), 赵园的《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刊于《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孟悦的《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刊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刊于《复旦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陈平原的《论白话文运动》(收入陈平原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论著有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刘纳的《论“五四”新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3 月初版)和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初版)。在第三个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其中林毓生的论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初版)和余英时有关中国近代文化的论著,如《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收入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 月初版)中所提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具有反传统的色彩,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脱节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研究者在具体观点上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研究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设想,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

90年代以来,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进入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大型的史料整理出版;第二,是更系统的专题论著产生;第三,是立足于文化反思视角的研究出现;第四,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方面的成果,如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6月初版),贾植芳、 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较系统地收录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流派及文学出版物的材料。第二方面的成果,有许志英的《五四文学精神》(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 汪晖的《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这两部论集较为集中地讨论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活动,倡导者的思想状况,文学创作及期刊出版情况。尤其是汪晖在论集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所体现的科学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将五四时期所风行的“科学”概念与科学主义观念之间作了对比研究。同时,他对鲁迅前期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因素也给予了分析。第三方面的成果表现在王润华的《五四小说人物的“狂”和“死”与反传统》(刊于《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唐晓渡的《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刊于《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收入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初版)。 这些论文主要是围绕五四新文学与传统及现代化关系展开的。第四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一些新版的文学史教程及个别专题论文中。如,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 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初版)。 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处理上,这些教材与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都以突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不同为基本思路,强调新文学之新。而90年代这些教材,对新文学的认识,是将它放在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认识,强调五四新文学是延续了晚清文学变革的要求,就新文学的思想资源而言,并非全都是来自国外,而是包括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在内的思想。这样的研究思路,在90年代的一些专题研究论文中,更是体现得非常明确,如,张新的《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刊于《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沈永宝的《“文学革命八事”前因南社而立言》(刊于《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章培恒、 谈蓓芳的《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刊于《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可以说, 这些专题论文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和史料基础上,论述了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示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另一个侧面。另外,随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研究范围的扩大,对与新文学形成、发展相关的如出版、学校教育等文化因素的研究,也成为90年代中国新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现象。如,有对商务印书馆与20年代初新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对新青年派与北京大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衡派与东南大学之间关系等等。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无疑会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想象,同时,将扩大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空间。

  二、茅盾研究回顾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茅盾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吸引了一批研究者的研究兴趣,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学术影响都不亚于鲁迅研究和郭沫若研究。除了成立茅盾研究会,举行各种规模的研讨会,在大学开设茅盾研究课程和出版《茅盾研究》会刊之外,还组织人力,整理出版《茅盾全集》(已出版至第36卷)。

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进展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之前为第一时期,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为第二时期,“文革”结束至80年代后期为第三时期,90年代之后为第四时期。

第一个时期,主要为茅盾同时代人对茅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进行评价。这是茅盾研究的积累时期,其特征为这些评价活动是随茅盾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同步进行。茅盾原名为沈雁冰,茅盾的名字虽然是到1927年9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9号刊发《幻灭》时,叶圣陶所改才出现,但对茅盾(沈雁冰)文学思想的评论在20年代中期就已有了。最初是在与创造社成员之间的论战中,成仿吾等对茅盾文学观有所评论。1926年,香港报纸对他的思想和行踪也有报道,并称他为“赤色分子”(据茅盾晚年回忆录《我所走过的道路》所忆)。1928年左右,主要是太阳社成员对茅盾的文学思想和《幻灭》进行批评。30年代,随着茅盾的小说《子夜》的三篇评论文章,称颂《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等评语,成为后来研究者常常引用的观点。另外,吴宓的《茅盾长篇小说:〈子夜〉》(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4月10日)对于《子夜》小说形式的肯定, 韩侍桁的《〈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刊于《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 日)对《子夜》人物塑造提出的批评意见,值得注意。这一时期对茅盾的评论文章,大都收入伏志英编的《茅盾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初版)和黄人影编的《茅盾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1月初版)中。 其后,随着茅盾的《春蚕》、《腐蚀》、《清明前后》等作品的发表,又有一些评论文章产生。40 年代在对茅盾评价中最重要的活动, 就是1945年6月24日举行的祝贺茅盾50寿辰与创作活动25周年纪念。 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刊于1945年7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称颂茅盾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上努力了将近二十五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这些评价,对后来茅盾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1949年前,对茅盾的评价虽然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思考,但一些具体的评价和看法,逐渐形成,为后来的茅盾研究定下了基调。

1949年至60年代“文革”开始前,是茅盾研究进入系统研究阶段。其标志是专门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产生,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设有关于茅盾的章节,对茅盾的文学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吴奔幸的《茅盾小说讲话》(1954年3月泥土社出版)是1949 年后第一部茅盾研究专著。而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5 月初版)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8月初版)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作。他们结合茅盾在现代文学史各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与其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肯定茅盾的文学史地位。除此之外,有关茅盾著译目录、年表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开始展开,一些大学中文系编印了有关的整理材料。这一时期对茅盾的研究、评价,总体上是肯定的,并且这种肯定是与维护特定的文学史评价模式和文学观念有密切关系,所以,对这些评价有不同的观点,也无法按学术研究的正常方式举行讨论。如,钱谷融在《人物分析——以〈林家铺子〉为例》(刊于《语文教学》1957年第9 期)中指出茅盾小说创作中存在概念化的写作倾向和不足后,就受到了批判。1963年后,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也是如此。

“文革”结束至80年代后期,是茅盾研究最兴盛的时期。不仅研究成果是茅盾研究史上最多的,而且涉及的研究领域也是以往研究所不及的。首先是茅盾的文学史地位经“文革”之后,被重新确认。这方面的标志是叶子铭的《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刊于1978年《文学评论》第3 期)以及胡耀邦《在沈雁冰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刊于《人民日报》1981年4月12日)。 其次是有关茅盾的生平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系统地进行。最有影响的是茅盾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文学道路》出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80年代陆续完成),其他有孙中田、查国华编的《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 庄钟庆编的《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初版)、 李岫编的《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初版)和唐金海、 孔海珠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中的《茅盾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初版)。 在对茅盾文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上,孙中田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和庄钟庆的《茅盾的创作历程》较为突出, 尤其是后者,对茅盾的一些生平史料进行了重新考订。对茅盾研究中有关自然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问题,结合文学史史料及茅盾早期的思想特点,作了更为切实的分析、研究。上述研究从评价体系上看,基本上延续了“文革”前的文学史评价体系,即在充分肯定茅盾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对个别问题的评价上,研究者的看法有所差异。而随着80年代中后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在“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对茅盾的文学评价也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围绕《子夜》的评价而展开。蓝棣之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刊于《上海文论》1989年第3 期)和徐循华的《诱惑和困境——重读〈子夜〉》(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 期)不仅认为《子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且认为《子夜》模式作为一种文学史模式,已成为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他们的这些看法由于80年代末的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的影响,没能得到展开,但在茅盾研究中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思考。

90年代之后,茅盾研究与80年代相比,参与人数和产生的研究成果都不如前一个时期,但研究还在进行。从已有的研究看,争议最大的,还是围绕茅盾的文学史地位展开。一些极端的看法是将茅盾从中国现代优秀作家行列中清除出去,但更多的研究者还是以反省的姿态重新审视文学史上的茅盾。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修订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中, 虽然对茅盾的具体评价上有所变化,但仍然设茅盾专章。这一时期茅盾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有关茅盾生平材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第二,是一些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前一方面的收获有沈卫威的《一位曾给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在《许昌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2、3期和1991年第1期上连载)、 叶子铭的《梦回星移——茅盾晚年生活见闻》(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期初版)、 金韵琴的《茅盾谈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唐金海与刘长鼎主编的《茅盾年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6 月初版)以及韦韬与陈小曼合著的《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 月初版)。后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茅盾的文学观和批评观上。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第5 章“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与‘作家论’批评文体”中,在肯定茅盾式的社会批评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不足的成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声势上虽然是茅盾研究史上较为低落的时期,但研究成果的份量并不轻。

  三、朱自清研究回顾

朱自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成立以来,朱自清研究一直是研究者所关注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对朱自清的文学史地位,几乎都有所论及,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少数几位才能享此殊荣。

从文学史研究的情况看,以1949年为界,朱自清研究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研究的准备和雏形阶段。主要表现为朱自清同时代的人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以及在他逝世后,通过纪念文章的形式,记录朱自清的生平事迹,论述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风格,确立朱自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具体地说,对朱自清作品的评价,最早始于对他的长诗《毁灭》的评价。1923年5 月号《小说月报》发表陈中舫的《朱自清君的〈毁灭〉》一文,介绍了这首长诗的创作经过和内容。9 月号所发表的俞平伯的《读〈毁灭〉》一文,在这一时期的批评文章中较有代表性。俞平伯认为《毁灭》在当时的新诗坛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另标一帜”。20年代后期,随着朱自清散文创作的增多,对他散文创作的评论也开始出现。最早评价朱自清散文的,是钟敬文的书评《背影》(收入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9年2月出版的《柳花集》中)。 钟敬文用“真挚清幽”来概括朱自清散文的风格。30年代,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朱自清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完整的概括。他认为:“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1948年朱自清逝世后,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李广田的《朱自清先生的道路》和杨振声的《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较成功地概括了朱自清一生文学事业的成就。这两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尝试着从朱自清的个人生活及当时文学发展潮流中去把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李广田认为朱自清的“文学工作的道路,文化工作的道路,现实社会的道路,时代思想的道路”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篇文章除了分析朱自清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成就之外,对朱自清的文学批评成就,也作了概括。杨振声的文章从现代散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来肯定朱自清的散文,认为朱自清的散文具有“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的特点。

1949年之后,是朱自清研究得到发展和趋于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第二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至80年代末;第三个时期是90年代之后。在第一个时期,研究者自觉地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对朱自清的生平、文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创作进行研究,产生了一些最初的研究成果。关于朱自清生平材料的发掘,有王瑶于195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朱自清先生的日记》,1953年四卷本《朱自清文集》前附有的由季镇淮所作的《朱自清先生年谱》。对朱自清诗歌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和《赠A.S.》的评价上,而以往人们比较重视的长诗《毁灭》,被认为思想上有局限,因而评价较低。在对朱自清散文的研究上,一般还是集中在像《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上。朱德熙作为一位语言学家,从他自己的感受出发,在1961年7 月的《新闻业务》上发表《于平淡中见神奇——谈朱自清的散文》,肯定朱自清的散文风格在于朴素中见新意,能够自创新语,做到平淡与神奇的有机统一。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确立了朱自清研究的学术地位,但研究者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一般来说,有意无意地都以政治标准作为学术研究的评价尺度,因而,对朱自清散文中那些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评价较低,甚至根本就缺乏研究。“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是朱自清研究趋于成熟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从一般的文学史评价扩大到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大量涌现•据统计,从1978年往后的10年间,有研究论文400篇以上。 这是朱自清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收获时期。在具体的研究上,首先是朱自清生平材料的搜集整理有了新进展。1981年8 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有朱金顺编的《朱自清研究资料》,朱自清的部分日记也在同一时期的《新文学史料》及《人物》杂志上首次披露。其次,在诗歌研究上,研究者不仅注意到以往朱自清研究的局限性,即受政治标准第一这种观念的影响,研究者只肯定像《送韩伯画往俄国》、《赠A.S.》这类作品,而对在文学史上受到当时人很高评价的《毁灭》却以思想有历史局限为名,加以排斥的做法,提出反省。如,陆耀东1983年1 月发表在《黄石师院学报》的《论朱自清的诗》,就对《毁灭》作了重新评价。与此同时,对朱自清诗论的研究也被研究者重视,如,张峻山在1986年2 月《河南大学学报》发表《新诗美学的早期建树——朱自清新诗评论初探之一》,探讨了这一问题。对朱自清散文的研究,研究者除了对一些名篇继续进行各种方式的阐释之外,研究论著的产生以及将朱自清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结合研究的尝试,是朱自清散文研究中最重要的收获。如,时萌的《闻一多朱自清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初版), 在“朱自清论”及“朱自清散文风格”等章节中,都有所涉及。作为朱自清研究范围扩大的表征之一,这一时期对朱自清文学思想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也有所体现,如,吴小如1984年6 月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读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文章写于四十年代)。90年代以来,是朱自清研究发展的又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就数量而言,并没有超过80 年代,但研究质量明显提高。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有姜建、 吴为公编的《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初版), 而最重要的当推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9 月完整出版的12卷本《朱自清全集》,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见到的朱自清留下的文字的最完整的结集。特别是其中的日记部分,对研究者了解朱自清生平活动,有很大的帮助。在朱自清作品的研究上,研究者以更理性的态度分析、评价。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当推余光中发表在《名作欣赏》1992年第2 期上的《论朱自清的散文》。余光中对文学史上人们一直推崇的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和《荷塘月色》,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前一篇缺乏感情的超迈,拘泥于一般的感情陈述;而后一篇文字做作,有矫情在其中。余光中的文章引起了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但余光中的文章本身还是反映出他本人对作家作品的一种严肃思考。90年代朱自清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之一,是研究者注意到对朱自清学术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有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清华学派”对于朱自清文学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作用。较有代表的研究,如,李少雍的《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述略》(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这是从学术史角度系统研究朱自清的一个尝试,体现了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格及其实绩。

  四、闻一多研究回顾

闻一多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起步较早的领域。 可以说, 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1949年前能够被整理出版全集的,并不多,而《闻一多全集》就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这说明研究者较早意识到闻一多的研究价值,并留意搜集研究材料。

就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而言,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之前;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至80年代末;第四阶段是90年代以来。第一阶段一般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20年代至1946年闻一多被害;第二时期是1946年至1949年。这第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同时代人对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进行评述。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看,最早对闻一多诗歌理论作出评价的, 是吴景超以景的笔名在《清华周刊》第264 期(1922年12月22日)上发表的《读〈冬夜草儿评论〉》。最早对闻一多诗作进行评价的,有饶孟侃的《评一多的〈园内〉》(刊于《清华周刊》1923年2月第269期)。30年代开始,一些同时代人的评论文章对闻一多的诗论及诗歌创作有较详尽的分析。如,沈从文的《论闻一多的〈死水〉》(刊于1930年4月《新月》第3卷第2期), 苏雪林的《论闻一多的诗》(刊于1934年1月1日《现代》第4卷第3期)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中,对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成就有较为全面的总结。他认为在《晨报•诗镌》周围的一批诗人中,“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而在诗歌创作上,朱自清认为《红烛》“讲究用比喻,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真叫人有艺术至上之感。《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锼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为情诗。另一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朱自清的这些评价,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常常引用,体现了一定的客观性和权威性。1946年闻一多遇害至1949年,为闻一多研究的雏形时期。主要表现为通过纪念文章形式,追忆闻一多的生平事迹;各种闻一多的传记开始出现;四卷本的《闻一多全集》得以出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研究者研究的主要材料依据。在各种纪念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由郭沫若主持,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纪念委员会编印的纪念文集《人民英烈》一书。收入其中的吴晗的《闻一多先生传》,对闻一多一生作了最初的概括尝试。传记出版方面,材料较为丰富的,数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出版的史靖撰写的《闻一多的道路》。1948年8 月,开明书店出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附有季镇淮编的闻一多《年谱》以及郭沫若、朱自清撰写的两篇序言。郭序通过分析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评述了闻一多的思想历程。认为闻一多经历了从庄子礼赞到屈原颂,从个人主义玄想到人民意识的获得,从新月诗人到人民诗人的过程。朱自清结合闻一多一生的各个时期的不同成就,肯定闻一多的一生是诗人、学者和斗士的统一。1949年前的闻一多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并初步确定了闻一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限于当时的形势,人们较多地关注闻一多的思想发展这一方面,而对闻一多的诸多文化成就,还没有进行广泛地研究。

1949年后,闻一多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围内得到发展。第一,是材料搜集整理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增补。最有代表的,是1951年7月,《闻一多选集》的出版。 该书的序文由李广田所撰,他提出的闻一多是诗人、学者和战士,闻一多的道路是充满矛盾最终又克服矛盾而向前迈进的过程的说法,成为50、60年代闻一多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同年,王瑶在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辟专节,介绍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和诗歌的爱国主义主题。到“文革”爆发为止,这一阶段对闻一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他的格律诗论和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其唯美主义诗学理论和创作倾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革”期间,大陆的闻一多研究没有什么学术成果产生,港台地区倒是产生了梁实秋的《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1 月出版)和林曼叔的《闻一多研究》(香港九龙新源出版社1974年出版)。特别是前者,由于熟悉闻一多的早年生活,因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是闻一多研究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闻一多研究的范围之广,参与研究的人员之多,以及产生的研究成果之丰富,都是历史上少有的。从研究的范围看,首先是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一些零星的佚文的搜集整理向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整理出版闻一多著作的通知》,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研究室,负责整理、编辑新版的《闻一多全集》。1986年7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许毓峰、 徐文斗、谷辅林和李思乐合编的《闻一多研究资料》(上下册)。其次,有关闻一多的传记得以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展示。最为突出的是刘煊的《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初版)。 该书突破了以往那种侧重于闻一多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性格成长历程的评传写法,而从多方面揭示出闻一多在各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性格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闻黎明的《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在史料的搜集方面,有胜于以往的评传。在文学史研究方面,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研究,依然是闻一多研究的最主要方面,产生的成果也最多。其中卞之琳的《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收入《闻一多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 俞兆平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 月初版)和陈山的《闻一多诗学理论的结构与体系》(后收入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8 月初版)较为突出。卞之琳是闻一多的学生,他在论文中,结合个人与闻一多交往所获得的印象以及对《死水》等作品的阅读感受,肯定闻一多《死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同时对闻一多诗学理论中的形式技巧的探索,特别是现代诗的格律问题,给予肯定。俞兆平一改过去偏重闻一多思想研究的做法,而将闻一多在美学方面的思考和实践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一次在闻一多研究中提出把闻一多美学思想划分成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然后对各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及创作成就进行分析。特别是对闻一多美学思想上的唯美主义思想来源,即从康德、王尔德、济慈、贝尔等人的美学观进行了梳理,对以往闻一多研究中评价过低的有唯美倾向的诗作,如《剑匣》等作品,也作了较多的肯定。陈山的研究论文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大致由四个层面构成,即第一个层面是节奏,第二个层面是诗的语言,第三个层面是诗的意象,第四个层面是诗的总体性质。在美学思想上,闻一多受美国哲学家桑塔耶纳的影响,将美感形式划分为“材料”、“形式”和“表现”三个层次。总之,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处于近代“表现论”向现代“符号论”的过渡阶段,带有转折时期的理论色彩和个人创作特征。闻一多学术思想的研究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部分。对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和唐诗研究,研究者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费振刚的《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和《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1期), 袁謇正的《闻一多〈楚辞〉研究的基本层面》(收入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刊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4 期)和傅璇宗的《闻一多与唐诗研究》(收入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是这一时期闻一多学术思想研究方面较为出色的成果。90年代以来,闻一多研究总体成果数量上不及前一个阶段,但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的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和闻黎明、侯菊坤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的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 月初版),给闻一多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 与此同时, 对闻一多研究经验的总结及从学术史角度研究闻一多思想,成为这一时期闻一多研究中较为突出的现象,如, 陆耀东的《新时期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邓乔彬的《巫术与宗教的关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 期)及刘煊的《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独创性》(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这些研究丰富了以往的闻一多研究格局,体现了90年代闻一多研究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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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代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8月初版。

⑤ 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⑥ 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

⑦ 朱金顺《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8 月初版。

⑧ 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原刊《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

⑨ 《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⑩ 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1月初版。

(11) 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年8月初版。

(12) 《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

(13) 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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