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我们能否理解卡扎菲?——读《卡扎菲小说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7 次 更新时间:2011-05-18 22: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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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  

  

  《卡扎菲小说选》,是三四年前在旧书摊上买的,买来后浏览了一下,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细读。现在利比亚战火纷飞,又勾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找出来,很快就读完了。此书由李荣建译、仲跻坤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印数5千册,全书109页,共收入12篇作品,有12幅插图,前有卡扎菲的照片。此书虽然名为《卡扎菲小说选》,但是其中的作品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并不相同,很少有故事、人物、情节,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散文或随笔,所以在版权页上除了归类于“短篇小说”之外,另也加列了“随笔”一条。但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窥到这位利比亚总统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方法,或许有助于加深对卡扎菲以及当前利比亚局势的认识,以下我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卡扎菲的思想做一些简要的概括与分析。

  

  1、城市与乡村

  

  此书收入的前四篇文章,分别名为《城市》、《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宇航员自杀》,这四篇文章可以说构成了一组“专题”,集中表述了卡扎菲对城市文明与城市生活的批判,以及对乡村生活方式的热爱、眷恋与向往。

  在卡扎菲看来,“城市是生活的梦魇,而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生活的乐园。它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更不要说是现在了。每样事物都会有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物质价钱。城市越先进、越发展,就会越复杂,距离友爱精神和社会道德越远。以至于在城里,同一座楼的居民相互竟不认识,特别是楼大了更是如此。人们的身份、关系都成了号码……。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人彼此不认识,因为他们并非是相互选择了对方,而是发现他们自己同住在一条大街、一条小巷,事先并没有什么约定,也不是亲缘关系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相反,城市倒硬是把亲人都拆散了,让父子、母子,有时甚至连夫妻都分离开,而把冤家对头、相互毫不相干的人硬拉扯在一起。城市就是这样:在拆散亲人的同时,把不相干的人硬塞在一起。”(《城市》)

  在这里,卡扎菲对城市生活的批判,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每样事物都会有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物质价钱”,这里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念,即将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二是城市生活的符号性、抽象性,人们借以辨别个人身份的只是“号码”,而忽略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破坏,主要是“陌生人社会”对“熟人社会”的破坏,人们疏离了传统与亲情,置身于荒漠一样的城市生活中,在卡扎菲看来,这是一种扭曲的、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于是,卡扎菲大声呼吁,“逃走吧!逃出城市!远离烟雾!远离令人窒息的二氧化碳!远离有毒的一氧化碳!远离那种黏黏糊糊的潮湿!远离种种臭气和毒气!逃离开那种慵懒、凝滞、令人厌倦、烦闷、呵欠不断的氛围!逃离开城市的梦魇!赶快从它的压迫下抽出身来!摆脱开那些墙壁、回廊和把你们紧锁在里面的重重门户!救救你们的耳朵,让它们别再听到那些喧闹的嘈杂声,别再听到那些吵吵嚷嚷和大喊大叫声,别再听到风吹电缆的嗡嗡声、敲钟打铃的叮当声和发动机的轰轰隆隆声!逃离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氛围,那令人不安的空间,那封闭紧锁的场所!城市是限制人们的视野、消磨人们精力的地方。别再过这种像呆在老鼠洞里一样的生活了!别再过这种蛆虫一般的生活了!离开城市,逃到乡村去!当你们在那里,在乡村、绿洲、原野,从六亲不认、尔虞我诈、虚无主义的蛆虫、老鼠变成真正的人后,你们将会平生第一次观赏到皎洁的月亮。”(《乡村啊,乡村》)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卡扎菲对城市文明更为猛烈的批判,而且其情感的激烈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大声疾呼不能表达的地步。城市生活在这里是一个压抑的象征,既有自然环境(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的因素,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挤压与“厌倦、烦闷”。对城市生活的批判,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重要主题,从波德莱尔到卡夫卡,都对城市生活的压抑与异化有着深刻的呈现,在俄国象征派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城》中,城市也是一个孤寂的荒漠,个人只能封闭在个人之中,无法寻找到情感慰藉与心灵寄托;而在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德莱赛的笔下,城市则是资本与野心竞逐的场所,是剥削、压迫、侮辱与伤害的黑暗之地(《雾都孤儿》),是乡村青年男女的堕落之地(《高老头》、《嘉莉妹妹》),在卡扎菲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与情感,但不同的是,卡扎菲在这里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似乎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才能抒发他内心的愤懑。

  另外的不同则在于,卡扎菲作为一个政治家与国家领袖,当他对城市生活作出这样的批判时,意味着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应该与利比亚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我们知道,1969年9月1日,27岁的中尉卡扎菲率领一小群士兵通过政变废黜了国王。但是近代之前的利比亚长期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除了真主之外,部落就是人们效忠的最高对象,而各部落之间的纷争仇杀向不鲜见,在1951年利比亚宣布独立之前,其下属三个地区的当地居民几乎没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国家(参见《利比亚战争背后的部落政治》一文)。在这样的传统之中成长的卡扎菲,虽然通过政变掌握了政权,并通过自己的改革政策极大地发展了利比亚的经济,带领利比亚进行现代化事业,但是在他的心中,对城市文明却始终怀有批判的态度,对乡村生活则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矛盾,“一般来说,我自愿进城,是自找罪受。现在也没有时间细说原因了。主要都是境遇逼的。那么,我希望你们还是让我去放我的羊好了。我把那些羊丢在了谷地,让我母亲照管。可是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姐姐也去世了。听说我有几个兄弟姐妹都让蚊子给害死了。你们让我安静地想我的心事好不好!”(《逃亡火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卡扎菲的自我意识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属于乡村,而不是属于城市,正如他所说的,“在这一切面前,我——一个漂泊的穷贝杜因人——在一个疯狂的现代城市里还能企望什么呢?”(《逃亡火狱》)他所认可的自己的最根本的身份,并不是政治家或国家领袖,甚至不是一个城市居民,而是“一个漂泊的穷贝杜因人”。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深情地指出,“你们什么都可以舍弃,惟独不能舍弃大地。只有大地是离不开的。如果你们破坏了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你们千万可别破坏大地,因为那样一来,你们将会损失一切。生物的生命——其中包括人的生命,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命——靠的是营养,各种营养:固体的,液体的,气体的。而大地正是盛这些营养的容器。因此,你们可不要打碎了这个惟一的无法取代的容器。譬如,你们一旦破坏了农业土地,就好似打碎了自己惟一的饭碗。”(《大地啊,大地》)在这里,“大地”不仅作为物质与生命的提供者与包容者而存在,也是作为心灵最终的栖息之地而存在的。而在《宇航员自杀》这篇唯一带有故事性的“小说”中,卡扎菲描述了一个遨游太空的宇航员,当他回到地面上想找一份工作时,才发现自己一无专长,他向一个农民讲述了很多天文知识,“……当宇航员说到地球时,农民才醒过神来,闭上了嘴巴,而在宇航员从地球出发,滔滔不绝地从一个星球讲到另一个星球,最后才又回到地球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民一直是张着嘴巴连打呵欠的。那农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只是也头昏脑涨地觉得,他仿佛是从一次周游整个太阳系的太空航行旅程中归来,而结果却与他的农田没有丝毫关系。他所关心是每棵树与每棵树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地球与木星之间的距离!他也许是给了可怜巴巴求乞的宇航员一些什么,然后就走了。宇航员认为他在地球上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可以谋生的工作,便自杀了。”这里,卡扎菲对宇航员的批判,也是对城市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批判,他的批判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乡村大地的深厚感情。

  

  2、政治家与群众

  

  在我看来,《逃亡火狱》一文集中表述了卡扎菲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内心矛盾。在这篇文章中,卡扎菲描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与群众之间关系的矛盾,也描述了他身为政治家与内心自我不能协调的痛苦,以及他为解决这些矛盾所做的妥协、努力与自我安慰。

  文章一开始,卡扎菲便表达出了他对群众的矛盾态度:“我多么喜爱群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挣脱了束缚手脚的桎梏,又没有头领、主人管治,在历经苦难之后,是欢呼、歌唱。但是我又多么害怕群众,对他们疑惧不安。我爱群众,就像爱我父亲一样;可我又怕群众,也像怕我父亲一样——在一个没有政府管辖的贝杜因的社会里,有谁能阻止一个父亲对他的一个儿子进行报复?是啊!他的孩子们是多么爱他!可是同时又是多么怕他!就是这样,我爱群众,又怕他们;就像我爱父亲,却又怕他一样。”

  作为一个政治家,为群众所拥戴自然是幸运的,但是在这里,却也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一直为群众所拥戴。当一个政治家获得群众的拥戴与信任时,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化解,而一旦群众反目成仇,那么政治家便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文中,卡扎菲举出了历史上一些政治家的遭遇,表达了他的疑虑与忧惧,“群众欢乐起来时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啊!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巴克利、萨伏那洛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在这里,群众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决定政治人物的命运,卡扎菲认识到了蕴含在群众之中的伟大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当群众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时,有时也是盲目、混乱或者缺乏远见的,尤其当这种表达以运动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非理性的情绪甚至会使他们做出有悖于他们根本利益的事情。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卡扎菲对群众与群众运动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才会像对待父亲一样既怕又爱,心存敬畏。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一直为群众所拥戴,有时也会为政治家带来烦恼,这里的主要矛盾在于政治家难以满足千百万群众各种各样的要求。尤其对于卡扎菲这样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治领袖来说,群众对他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与爱戴,但是当他面对一个个群众,每个群众都向他提出需要满足的要求时,他便会感到无能为力。在《逃亡火狱》之中,卡扎菲主要的篇幅都在描述这样的矛盾,甚至不无怨言:“那些市民一见到我就会咬住不放:‘给我们再建一幢房子!’‘给我们再架设一条更高级的线路!’‘给我们修一条越海的道路!’‘给我们建造一座公园!’‘给我们钓一条大鱼!’‘为我们写一道护身符!’‘为我们主一次婚!’‘为我们杀死一条狗!’‘给我们买一只猫!’……一个连出生证都不带的贫穷贝杜因流浪汉,肩上扛一根棍子,遇见红灯也不停下,还同警察吵架,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不洗手就吃东西;有什么挡住路就用脚踢,甚至即使是踢到了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或是撞倒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或是打破了一家美丽的白房子的窗户,他也不管;他从不知酒的味道,连‘百事可乐’或‘苏打水’也没尝过;他会在烈士广场寻找一头骆驼,在绿色广场寻找一匹马,赶着羊群穿越夏杰拉广场。就是这样一伙甚至连他们的救命恩人都不知怜悯的人,我觉得他们正在追逐我,正在烤炙我,即使他们在为我鼓掌,我也感觉那是在敲打我。”面对各种各样的要求,政治家有时也会感到无所适从。政治家并不是神,也不是万能的,他所能做的也是有限的,卡扎菲这样解释他所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我并不掌握这些东西,然而我却从强盗手中,从老鼠嘴里、从狗爪子下抢来了这些东西,并以一个来自沙漠做好事者的名义,以一个打碎桎梏和镣链的解放者的身份,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城里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卡扎菲自我意识中的双重矛盾:第一层是解放者与被解放者的矛盾,或者说是政治家与群众的矛盾,卡扎菲所解决的只是社会分配或者说生产关系的调整,他所能解决也只是如此,而无法满足群众各种各样的要求;第二层是他自认为是“一个沙漠的做好事者”,而他所解放的则是“城市人”,他虽然认可解放者的身份,却并不认同“城市人”的身份。

  第三个问题,则是政治家作为一个个体与现代政府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这在卡扎菲这一段话中有着清晰的表述:“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清静清静?而且干吗弄得我甚至连在你们的街道上走走都不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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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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