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我们为何而读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8 次 更新时间:2010-05-16 21:22:35

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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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又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十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的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捱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1930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历的战争、饥荒、逃亡,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他则成为了一个作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到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合作化”以及“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6千块钱,而现在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杨元元”事件中,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娇子,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产业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大学30年来出身于农村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人不得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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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让我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离开乡村、父母或底层的过程,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离开中国的过程。从新东方学校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火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离开中国,进入一个更“中心”的地区,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人往高处走”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英语或者美国成为一种“高处”,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便成为了一种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同样在国内,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只是让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农村里,经常有这样的故事,父母好不容易供养了一个孩子读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愚昧、落后、保守”的老农民,是他们生活中的耻辱,或者摆脱不掉的“尾巴”,他们在城市里为人看不起,因为是农民的子女,他们承受着这种歧视与侮辱,但认为是“正常”的,他们转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视自己的父母与乡村,为自己出身农村而感到羞耻,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所以农村里的父母常常会感叹,让一个孩子读大学有什么好处,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们了?还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村里本来是很朴实本分的,到城市里待了几年,却变得浮华或张牙舞爪起来,做人或做事越来越不踏实,越来越不“靠谱儿”,于是村里人会议论纷纷,感觉这孩子“学坏了”,很是痛心。

  这里当然也有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见与不理解,但如果我们凭心而论,城市文化自身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而农村文化也有尚待认识的长处。将农村或农民视为没有文化,或者“愚昧、保守、落后”,只是一种启蒙主义的视角,或者说是在一种“文明与愚昧”的思想框架下,将农民指认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这是一种典型的1980年代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式也认为中国是“愚昧”的,而西方则是“文明”的。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值得反思,说农村或农民没有“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偏见的,他们所没有的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如果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生活态度,那么他们无疑是有文化的,而且这种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积淀、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扎根于乡土并融合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之中的,这种文化不但塑造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构造了乡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化,只是由于不够尊重与了解,只是由于我们将目光只投向了“中心”,因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

  以我所学的文学为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这些外国又仅限于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限于“现代派”以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与竞相模仿的对象,成为了“公共话题”,似乎不谈他们就不“先锋”,或者就不是在谈文学。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借鉴国外文学的长处,而是觉得这种风气、这种视野是十分功利的。外国文学并非不可以谈,但为什么我们视野中的“外国”就只有那几个国家呢?这些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也拥有对学术话语、媒介与评价体系的垄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就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学是否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眼光仅仅盯着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视野中为什么没有非洲,为什么没有印度,为什么没有东欧国家,尤其是,为什么没有俄罗斯?——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又对俄罗斯文学有什么了解?在我的视野中,除了社科院张婕的两本著作之外,很少可看到对当今俄罗斯文学状况与文学作品的介绍或分析。我们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文学眼光也未免太势利了,以这样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很难想象会有大的出息。鲁迅当年译介域外文学,关注的是“弱小民族国家”,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从而谋求改变的途径。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但我们却不愿正视,只盯着那些珠光闪闪的“中心”。其实在张婕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最为相似,“自由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以及最近“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对文学史与经典作家的重新评价,等等,大体脉络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苏联解体了,而我们没有被冲垮。如此相近的社会与文学的道路或处境,我们正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我们却轻轻地放过了。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是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所受的文学教育,我想最初我所喜欢读的是《水浒传》与关于农村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远离了这些作品,养成了另一种文学趣味,而当我再看关于农村的作品时,总会觉得它们太土,太落后,而这个过程与我离开农村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这样一种建立在西方文学阅读之上的“修养”,使我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或歧视,同时对文学“纯粹性”的专注,也遮蔽了我文学以外的视野,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农村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也不怎么关心作者为什么要创作,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踪上文学界最新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发现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观念与趣味,重新认识文学,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个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密切相关,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与问题出发去阅读、写作,也由此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从文学看世界或者在世界中看文学,而不是将文学理解为一个内部循环的东西。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只有深深地切入现实之中,并从个人的体验中发掘出新鲜的因素,才能创造出最为独特的文学,而这不能不从对中国及底层的观察与思考开始,不能不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我之所以关心“底层文学”,是与这样的思考密切相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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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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