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林:中国收入差距的症结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9 次 更新时间:2011-03-31 13: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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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林  

  

  由政府官员亲口说出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似乎不易,但是,在“两会”期间,就是有“胆大”的官员敢于直面分配不均的问题,甚至石破天惊地发出“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之间差距上万倍”的言论。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是否如这位官人所言的如此之大?中国收入差距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在何方?这里不妨做一下讨论。

  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健的“万倍差距论”一样,2010年,本人还在英国访学时,就读到了中国国内媒体的这样一条新闻,题目是《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文章借用世界银行的数据称“中国1%家庭掌握41.4%财富”。由于本人研究的内容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所以就抱着求真求实的态度,查询了世行的相关数据。但是,许是个人查询能力有限,截至2010年10月,世行网络上能查询的最新数据是2007年世界发展指数(200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而且说的是2004年的数据。

  在这一版的数据库中,笔者查询到的数据却是“中国10%而不是1%的家庭掌握41.4%财富”,与媒体的报道差了一个小数点,真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国人竟然开了如此巨大的玩笑。当时,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媒体《China Daily》还翻译发表了这条新闻,我不禁哑然,对于这种新闻不加考究地传播,不啻为既失职又抹黑之举。

  回到刘秘书长的“万倍差距论”,这种简单的推演就更加荒谬可笑了。按刘秘书长所言,在中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约在1000元左右,而国有控股公司的老总收入高达千万”,因而得出“收入差距上万倍”的结论,殊不知,收入达千万在中国并不是最高的,君不见百度总裁李彦宏都进入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全球百强了吗?与李彦宏94亿美元身家相比,刘秘书长是否可以得出中国收入差距达到“上千万、上亿”了呢?实际上,收入差距的科学算法并不是靠几个特殊的例子进行比较,而是将一定的样本按收入高低分组,进行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比较。刘秘书长的这种算法未免太草率,因而也就有误导和大而化之的嫌疑。

  实际上,按照世行提供的数据和其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收入差距并不比英美等国要大。2003年英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国53%的财富,美国在1999年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国49.4%的财富,最近的研究显示2006年这个数据达到69.8%。由此可见,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传言的那么大。

  

  中国的症结在于缺乏调节

  

  中国的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两个10%人口的收入差距,虽然没有英美等发达国家大,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中国的收入差距确实运行在一个扩大的轨道上。

  中国基尼系数长时间高位运行已经众人皆知了,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5到1990年代超过国际警戒线0.4;目前一些专家甚至提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6。收入差距扩大亦有数据可查。从1995年到2004年间,中国最富的20%人群比收入最低的20%人群,收入差距已由8.6倍提高到12倍。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讲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实际上,中国收入差距的最大症结不在于差距过大,而在于缺乏调节,其中税收调节和公共服务支出尤其需要提高。从美英两国的例子来看,美国经过税收调节,使得基尼系数从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0.5116,下降到之后的0.4284(2009年);英国在20世纪的转移和支付,对于基尼系数的下降发挥了22.7%的效应;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成效甚微;从公共服务来看,2006年中国社保支出才相当于GDP的5.97%,而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在2005年的社保支出,分别相当于GDP的21.3%、15.9%和18.6%,中国仅仅维持在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收入差距的出路在动态调节

  

  中国奉行了长期的GDP主义经济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积累了后续发展的资本。发展是硬道理,公平是社会制度的基本价值,二者必须得到有效平衡。未来中国发展的进程中,要特别注意:

  一、动态提高初次分配比重。近年来,中国初次分配收入占GDP份额的比重逐年下降,政府虽然也开始进行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入集体协商工资制度,但是,这些工作不应该只满足于一时,应该列入动态调整的工作布局,将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挂起钩来,让老百姓感受到“增长”所带来的益处;

  二、动态改善税收调节机制。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税收相当于各国GDP的30%至35%,个人所得税对国家整体税收的贡献超过50%。但是中国由于税制滞后、各种收费不规范地替代了税收作用等因素,导致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整体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7%左右,无法很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因而调节税基、税级值得鼓励,但是完善制度,对税收制度实施动态化地调整,实属应然。

  三、动态增加公共服务支出。胡温政府上台以后,逐步加大了民生支出力度,并且响亮地喊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口号,这一点毋宁是顺潮流而动。但是受制于国家发展水平,中国公共服务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无论如何,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大势不可阻挡,在未来,实施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的基础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部分公共服务,应该得到鼓励。

  

  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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