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9 次 更新时间:2011-03-20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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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则征  

胡耀邦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说,有两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干到总书记,爬到那么高的职位;第二是退下来后会有那么高的声望。透过自谦的话语,他干到总书记且退下来之后享有民望,又有其必然。

这种必然是什么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3个年头了。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人们,无不为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欢欣鼓舞。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那是一个人心思上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那是一个建设成就斐然的年代。这一喜人局面的出现,与胡耀邦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胡耀邦成为当年改革派的精神风标,为中国的改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他人生最华美的篇章。他已经离开我们22年了,时光的流逝,不仅没有冲淡人们的记忆,他的光辉形象反而更为清晰高大。

是什么为胡耀邦塑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有历史感的人会说,是他以大无畏的勇气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之先河,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是他以“下油锅”的决绝之心,伸张正义,平反冤案,使无数受冤屈的人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是他解放生产力,激发人们投身建设事业的热情。我把这些,概括为胡耀邦的建设伦理。

这一建设伦理可以说贯穿了胡耀邦的一生,在他任总书记的时候,表现得更为充分和鲜明。他的建设伦理的形成,则是有良知的理性思维的结晶。他读书之多,令一些专家惊叹,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他思考之深,常常启人心迪,接近他的人,无不感到其思想的风采;他生性善良,从没有整过人,且对加害过自己的人宽容处之。所有这一切,使他修炼成一个理性的人,一个率性的人,一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其言其行,自然为那些读书不多的人难容,为那些无所用心的人哂笑,为那些保守顽固的人切齿,更为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嫉恨。在这四种人颇有市场的环境中,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然而,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光辉是任何权势、遮蔽甚至扭曲所阻挡不住的,如日月经天,温暖人间。

胡耀邦的理性思维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对非正常生活的质疑

1969年中共九大时,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对您说的长期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不大理解,但我想对经济建设建言几句。”胡德平说,在当时的党内,仗义执言的人,胡耀邦是其中一位。勇者不惧。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向倡导斗争哲学的人、且是一言九鼎的“伟大领袖”直言,真是摸老虎的胡须,没有足够的胆量,没有正气凌然,是不能想象的。

自从林彪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戴煌《胡耀邦与平凡冤家错案》第71页,新华出版社)

在中央党校工作时,他与专家讨论问题,问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戴煌《胡耀邦与平凡冤家错案》第32页,新华出版社)

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胡德平在《胡耀邦为何要反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写到:自1957年反右,直至批判“四人帮”,任何政治运动,任何党内斗争,任何意识形态的交锋,只要给对方戴上资产阶级路线、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此罪名下,谁都有口难辩,也无人为你辩解。几十万右派分子是这样,彭德怀元帅是这样,刘少奇主席是这样,无数的冤假错案也是这样。我们难道还能给“四人帮”戴上这顶帽子吗?

怎样看待“四人帮”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胡耀邦从“文革”的浩劫、灾难出发,并不认为“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们一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发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窍不通。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是打着“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党内一切野心家、阴谋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诈。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炎黄春秋》2011年第二期57-58页)

“两个凡是”的思想、理论、政策的概括,也反映了封建文化、思想、理论、体制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两个凡是”显得“庄严神圣”,如有冒犯,便是大逆不道;胡耀邦看到“两个凡是”已成为牢笼和绳索,紧紧捆绑着人们的思想;已成为拦路虎和绊脚石,阻挡着人们前行的步伐。对此,他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戴煌《胡耀邦与平凡冤家错案》第110页,新华出版社)

三、富民思想

早在1969年胡耀邦就上书毛泽东时,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如果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

胡耀邦主张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1979年胡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是改革开放前夕一次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探讨,可惜后来被迫停止。在这次讨论中,当时形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8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2010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胡耀邦说,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满妹:《思念依然无尽——怀念父亲胡耀邦》第356页,北京出版社)

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这就是胡耀邦那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也是他们发起改革的初衷。他和习仲勋、万里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德平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

四、清晰的改革路径

1982年,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批评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经济建设模式。正因为这个模式“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胡耀邦那时就断言其“不能成功”,要求中国改革苏联模式,“用五年、十年的时间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在胡耀邦眼里,过渡期的任务非常清晰,就是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掉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生前,他曾和胡德平探讨宋朝的积贫积弱问题,“为什么西北边地一个小小的西夏国,把大宋打得落花流水?”他思考的结果是集权在作怪,“宋朝边将的前线布阵,都要中央朝廷批准通过,不打败仗才怪哩。”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胡耀邦特别看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他很少讲无产阶级专政,讲得比较多的是民主与法制,强调执政党要对全民负责,保障全民利益。”1986年打破铁饭碗的时候,他就率先提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他说,改革有进攻也要有防守,要攻防结合,老进攻没防守,生活没保障,老百姓现状都无法维持,改革是改不下去的。

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这是胡耀邦一以贯之的改革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他1983年2月深圳题辞上,就是16字诀:“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以表达他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这16个字,基本上浓缩了胡耀邦的改革思想。

对改革的发展路径,有自己清晰的认识。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共同发展。

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另外,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获得自由,他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了法治。胡耀邦说,法律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护谁的。他说,私权在通常时期都是不能被侵犯的。

胡耀邦尊重宪法,他对严打,对从速从重处理,没有正面讲过,他常讲的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这句话,内涵丰富,在打击之外还得教育,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要防范,要给出路,都包括在这里面了。

五、民主思想与民主作风

李锐写到: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的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收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鼓励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他十分重视人们的不同意见,喜欢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问题,愿意与人探讨问题、争论问题。这有利于丰富自己的见解,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他从不计较与他发生过争论的人,把他们当成知己的朋友。据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胡启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耀邦同志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教训,耀邦同志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有保留意见,甚至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当代已故大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有言: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天平上衡量。由此,可以看出理性的极端重要性。圣贤大哲无不以理性为安身立命的法宝。唯有理性之人,对事物的体察,才会客观平和科学,才能洞悉事物的真相,才会得出近乎真理的认识,得出科学的结论,使人心悦诚服。理性思维作为一种宝贵的品质,铸造美好的心灵,塑造为人们景仰的光辉形象。韩洪洪写到:“有人说,胡耀邦何以能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到重大作用?从胡耀邦的个人方面来说,他具有敏锐、清晰的理性思维、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海洋般的胸怀、伟大的同情心、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等等,都是重要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胡耀邦的理性思维和勇气。胡耀邦何以能不信神,不信邪?首先是因为他有成熟、明澈的理性思维。通俗点讲,就是他从根儿上明白为什么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从根儿上明白为什么一些冤案虽是主要领导人定的,也必须翻。这根儿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第228页,人民出版社)

耀邦做事,处于理性的自觉。这得益于他的好学深思。他学得多,不畏浮云遮望眼;他思之深,是非得失分辨清。他的人文情怀,实赖读书养成。博览群书,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了美好的精神家园,培养了理性、民主、谦逊、宽容、慈悲的优秀品质。加上他的热情与责任,使得他的见解超凡脱俗,科学务实,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的改革言行,绝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信口一说或轻率而为,而是有着他深沉的理性思考。在当时振聋发聩,今日仍启人心扉。

注:本文在写作时,还参阅并引用《炎黄春秋》网相关文章及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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