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怀念陈衡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6 次 更新时间:2004-08-18 2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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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进入专栏)  

  

   陈衡哲是“五四”一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雨点》是中国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其夫任鸿隽是著名的“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他们夫妇是胡适一生最亲密的朋友。本文是杨绛先生近作,保持了她一贯的淡雅隽永的风格。文中对四十年代末那群大文化人生活和心态的刻画,分明有着文与史的双重价值。尤其是胡适与钱钟书的交往,虽笔墨无多,对研究者而言,却是不容忽略的。全文近九千字,本刊分两次载完。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你和我的妹妹真像”

  

   我初识陈衡哲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在储安平先生家。储安平知道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要到上海定居,准备在家里摆酒请客,为他们夫妇接风。他已离婚,家无女主,预先邀我做陪客,帮他招待女宾。钟书已代我应允。

  

   钟书那时任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每月须到南京去汇报工作。储安平为任、陈夫妇设晚宴的那天,正逢钟书有事须往南京,晚饭前不及赶回上海。储安平家住公共租界,我们家住法租界,不仅距离远,而且交通很不便,又加我不善交际,很怕单独一人出去做客。钟书出门之前,我和他商量说:“我不想去了。不去行不行?”他想了一想说:“你得去。”他说“得去”,我总听话。我只好硬硬头皮,一人出门做客。我先挤无轨电车,然后改坐三轮到储家。

  

   那晚摆酒两大桌,客人不少。很多人我也见过。只因我不会应酬,见了生人不敢说话,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所以都报不出名了。我只记得一位王云五,因为他席间常高声用上海话说“吾云五”。还有一位是刘大杰。因为他在储安平向陈衡哲介绍我的时候,跌足说:“咳!今天钱钟书不能来太可惜了!他们可真是才子佳人哪!”

  

   我当不起“佳人”之称,而且我觉得话也不该这么说。我没有钟书在旁护着,就得自己招架。我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

  

   陈衡哲先生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和身边一位温文儒雅的瘦高个儿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知道这一位准是任先生了。我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传到了他的嘴角,心里有点着慌,自问“我说错了话吗?我把这位才子挤掉了吗?可是才子也可以娶才子啊。”我赧然和任先生也握了手。

  

   那天的女客共三人。我一个,陈衡哲先生之外还有一位黄郛夫人。她们俩显然是极熟的朋友。入席后,她们并坐在我的对面。我面门而坐。另一桌摆在屋子的靠里一边。我频频听到那边桌上有人大声说“吾云五”,主人和任先生都在那边桌上,他们谈论中夹杂着笑声。我们这桌大约因为有女宾的缘故,多少有点拘束。主要是我不会招待,所以我们这边远不如那边一桌热闹,没有人大说大笑,大家只和近旁的人轻声谈话。

  

   我看见陈衡哲先生假装吃菜,眼睛看着面前的碗碟,手里拿着筷子,偷偷用胳膊肘儿撞一撞黄夫人,轻声说话,却好像不在说话。她说一个字,停一停,又说一个字,把二寸短话拉成一丈长,每两个字中间相隔一寸两寸,每个字都像是孤立的,我联上了。她在说:“你看她,像不像一个人?”黄郛夫人隔着大圆桌面把我打量了几眼。她毫无掩饰,连声说:“像!像!像极了!”她们在议论我。我只好佯作不知。但她们的目光和我的偶尔相触时,我就对她们微微笑笑。

  

   散席后,黄郛夫人绕过桌子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和我的妹妹真像!”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显得很窘。黄夫人立即说:“我妹妹可不像我这个样子的。我妹妹是个很漂亮的人物。”黄夫人端正大方,头发向上直掠,一点不打扮,却自有风度。我经她这么一说,越发窘了,因为不美的人也可以叫人觉得和美人有相似处;像不像也不由自己做主。幸好陈衡哲先生紧跟着她一起过来。她拉我在近处坐下,三个人挤坐一处,很亲近也很随便地交谈,多半是她们问,我回答。

  

   解放后我到了清华,张奚若太太一见我就和我交朋友,说我像她的好朋友,模样儿像,说话也像,性情脾气也像。我和她相熟以后,问知她所说的朋友,就是黄郛夫人的妹妹,据说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才女。黄郛夫人热情地和我拉手,是因为看见了与亡妹约莫相似的影子。我就好比《红楼梦》里的“五儿承错爱”了。黄郛夫人要送我回家。她乘一辆簇新的大黑汽车——当时乘汽车的客人不多。陈衡哲先生也要送我回去。经任鸿隽先生问明地址,任先生的车送我回家是顺路。我就由他那辆带绿色的半旧汽车送回家。黄郛夫人曾接我到她家一次。她住的是花园洋房。房子前面的墙上和墙角爬满了盛开的白蔷薇。她赠我一大捧带露的白蔷薇。我由此推断我初会陈衡哲先生是蔷薇盛开的春季。

  

   到任先生家“吃tea”

  

   抗战胜利后,钟书在中央图书馆有了正式职业,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他要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有关他专业的小册子,特到他家去拜访。我也跟他同去,谢谢他们汽车送我回家。过两天他们夫妇就到我家回访。我家那时住蒲石路蒲园,附近是一家有名的点心铺。那家的鸡肉包子尤其走俏,因为皮暄、汁多、馅细,调味也好。我们就让阿姨买来待客。任先生吃了非常欣赏。不多久陈先生邀我们去吃茶。

  

   他们家住贝当路贝当公寓。两家相去不远,交通尤其方便。我们出门略走几步,就到有轨电车站;有轨电车是不挤的,约三站左右,下车走几步就到他们家了。我们带两条厚毛巾,在点心铺买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用双重毛巾一裹,到他们家,包子热气未散,还热腾腾的呢。任先生对鸡肉包子还是欣赏不已。

  

   那时候,我们的女儿已经病愈上学,家有阿姨,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可是我过去几年,实在太劳累了。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习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病,每天午后三四点总有几分低烧,体重每个月掉一磅,只觉得疲乏,医院却验查不出病因。我原是个闲不住的人,最闲的时候,我总是一面看书,一面织毛衣。我的双手已练成自动化的机器。可是天天低烧,就病恹恹地,连看书打毛衣都没精神。我爸爸已经去世,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在爸爸身边和姊妹们相聚说笑。钟书工作忙,偷空读书。他正在读《宋诗纪事》,还常到附近的合众图书馆去查书,我不愿打搅他。

  

   恰巧,任鸿隽也比陈衡哲忙。陈衡哲正在读汤因比(Toynbee)的四卷本西洋史,已读到第三册的后半本,但目力衰退,每到四时许,就得休息眼睛。她常邀我们去吃茶。(她称“吃tea”,其实吃的总是咖啡。)她做的咖啡又香又浓,我很欣赏。我们总顺路买一份刚出笼的鸡肉包子,裹在毛巾里带去。任先生总是特别欣赏。钟书和任先生很相投,我和陈先生很相投。“吃tea”几次以后,钟书就怂恿我一个人去,我也乐于一个人去。因为我看出任先生是放下了工作来招待的,钟书也是放下了工作陪我去的。我和陈衡哲呢,“吃tea”见面之外,还通信,还通电话。我一个人去,如果任先生在家,我总为他带鸡肉包子,但是我从不打扰他的工作。他们的客厅比较大,东半边是任先生工作的地方;西边连卧房。我和陈衡哲常在客厅西半边靠卧房处说话。

  

   我为任先生带鸡肉包子成了习惯。钟书常笑说:“一骑红尘妃子笑”,因为任先生吃鸡肉包子吃出了无穷的滋味,非常喜爱。我和陈衡哲对鸡肉包子都没多大兴趣。

  

   我们像忽然相逢的朋友

  

   陈衡哲我当面称陈先生,写信称莎菲先生,背后就称陈衡哲。她要我称她“二姐”,因为她的小弟弟陈益(谦受)娶了我的老朋友蒋恩钿。但是陈益总要我称他“长辈”,因为他家大姐的大儿媳妇我称五姑。(胡适《四十自述》里提到的杨志洵老师,我称景苏叔公。五姑是叔公的女儿。)我当时虽然不知道陈衡哲的年龄,觉得她总该是前辈。近年我看到有关于她的传记,才知道她长我二十一岁呢。可是我从未觉得我们中间有这么大的年龄差距。我并不觉得她有多么老,她也没一点架子。我们非常说得来,简直无话不谈。也许她和我在一起,就变年轻了,我接触的是个年轻的陈衡哲。

  

   她谈到她那一辈有名的女留学生,只说:“我们不过是机会好罢了。当时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实在太少了。”我不是“承错爱”的“五儿”,也不靠“长辈”“小辈”的亲戚关系;我们像忽然相逢的朋友。

  

   她曾赠我一册《小雨点》。我更欣赏她的几首旧诗,我早先读到时,觉得她聪明可爱。我也欣赏她从前给胡适信上的话:“你不先生我,我不先生你;你若先生我,我必先生你。”我觉得她很有风趣。我不知高低,把自己的两个剧本也赠她请教。她看过后对我说:“不是照着镜子写的。”那两册剧本,一直在她梳妆台上放着。

  

   我是他们家的常客,他们并不把我当作客人。有一次我到他们家,他们两口子正在争闹;陈先生把她瘦小的身躯撑成一个“大”字,两脚分得老远,两手左右撑开,挡在卧房门口,不让任先生进去。任先生做了几个“虎势”,想从一边闯进去,都没成功。陈先生得胜,笑得很淘气;任先生是输家,也只管笑。我在一边跟着笑。他们并不多嫌我,我也未觉尴尬。

  

   那时陈衡哲家用一个男仆,她称为“我们的工人”。这位“工人”大约对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时候常不在家。她请人吃茶或吃饭,常邀我“早一点来,帮帮我”。有一次她认真地嘱我早一点去。可是她待我帮忙的,不过是把三个热水瓶从地下搬到桌上。热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号,只是三磅水的中号。我后来自己老了,才懂得老人脆弱,中号的热水瓶也须用双手捧。陈衡哲身体弱,连双手也捧不动。

  

   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我和陈衡哲的交情。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会长特地找我去邀请。陈先生给我面子,到妇女会去作了一次讲演,会场门口还陈列着汤因比的书。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我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的心情,我能领会。我不说她“其实乃深喜之”,要是这么说,就太简单了。

  

   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我在高中和大学都用作课本,我当然知道他的大名。他又是我爸爸和我家亲友的熟人。他们曾谈到一位倒霉的女士经常受丈夫虐待。那丈夫也称得苏州一位名人,爱拈花惹草。胡适听到这位女士的遭遇,深抱不平,气愤说:“离婚!趁丰采,再找个好的。”我爸爸认为这话太孩子气了。那位女士我见过多次,她压根儿没什么“丰采”可言,而且她已经是个发福的中年妇人了。“趁丰采”是我爸爸经常引用的笑谈。我很想看看说这句话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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