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宗教与邪教:历史主义的理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5 次 更新时间:2011-01-24 10: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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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一

  

  自从邪教现象出现以来,关于宗教与邪教的划界标准问题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只有正确地确定宗教与邪教的划界标准,才能有效地尊重“宗教宽容”、“宗教自由”原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预防、打击邪教活动,以免在尊重、保护正常宗教活动时放任邪教自流,或者在预防、打击邪教活动时侵犯“宗教(信仰)自由”。

  “邪教”这一名词概念,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最早(东汉时期)称之为“旁门左道(惑众)”,宋代称之为“吃菜事魔”,明清时期称之为“邪教”(所谓“有道有佛,非道非佛,附佛反佛,附道反道”),当代称之为“会道门”或“邪教”。在欧洲中世纪,称之为“异端”和“千年王国运动”,在西方当代,称之为“狂信(膜拜)团体”或“邪教”。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历史上的“邪教”和现实中的邪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上的“邪教”许多其实是正统宗教(道教、佛教或基督教等等)的“异端”(“异教”),并且往往是官方宗教的“异端”(民间宗教),与现实中的邪教具有根本区别。

  为了正确把握当今邪教本质特征,我们既要把邪教与一般宗教区别开来,也要把邪教与“类宗教”(“准宗教”)、“伪似宗教”(“似是而非宗教”)、“异教”(“宗教异端”)等等特殊宗教区别开来。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宗教一般是由共同的信仰、道德规范、仪礼、教团组织等要素所构成。”

  所谓“类宗教”(“准宗教”)是指具有对神圣或终极关怀的信仰,但却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宗教三大要素(即宗教意识、宗教礼仪和宗教组织)或四大要素(即宗教观念、感情、行为和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宗教集团;而所谓“伪似宗教”(“似是而非宗教”)则是指撷取某些宗教的片段教理或词汇,任意修改,牵强附会的任何一个宗教集团。“异教”(“宗教异端”)主要使用于基督教系统内部,它指的是妨碍教会统一,冒充耶稣,具有与传统基督教不同的教理或信奉与传统基督教《圣经》有别的经典的宗教派别。因此对基督徒是“异端”,对非基督徒也就不是“异端”。对于其他宗教也有类似问题。对一种宗教是“异端”,对另一种宗教也就不是“异端”。

  “邪教”不是宗教,而是以宗教面目出现的邪恶教义。“类宗教”(“准宗教”)一般不会发展成为邪教;而“伪似宗教”(“似是而非宗教”)则多少存在这样一种趋向;至于“异教”(“宗教异端”),这样一种说法是违背“宗教宽容”基本原则的,应当予以废弃。

  邪教就其表现与结构形式和宗教毫无区别:作为宗教构成的宗教意识、宗教礼仪和宗教组织三大要素或宗教观念、感情、行为和组织四大要素,邪教都一一具备。

  当前,国外区别邪教与宗教的说法主要包括:第一,从宗教经典来考察,认为宗教有独立、完整和系统化的“经典”;而邪教则截取传统宗教“经典”中的只言片语,由“教主”任意解释(譬如对“末日”说法),所以称之为“Heresy”(异端)。第二,从教主崇拜、末日信仰等等特征来考察,认为宗教是崇拜传说的或已故的“教主”,是信仰抽象的或遥远的“末日”;而邪教教徒则对现世“教主”崇拜,对现时“末日”信仰无以复加,所以称之为“Cult”(狂信或者膜拜团体)。第三,认为邪教由反传统的新宗教演变而来,称之为“新兴宗教”中“极端的”(extreme)、“破坏的”(destructive)、“疯狂的”(crazed)、“邪恶的”(evil)团体组织。此外,还有用“Sect”(教派)来称谓邪教,等等。

  国内区别邪教与宗教的说法主要包括:第一,用法律来界定邪教。1999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有人以这一法律条文来界定邪教。第二,把握邪教基本特征。有人提出邪教具有教主(卡里斯玛,是指具有超人魅力和魔力的人物)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末世论”、“救世论”等等)、敛聚钱财、秘密结社、危害社会六特征;有人提出邪教具有反传统、反现世、反社会、反政府四特性,等等。第三,认为只有通过宗教历史发展过程才能把握邪教本质特征。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第一,根据是否违法、犯罪确定宗教与邪教的划界标准,只是把握了邪教的现象特征,没有把握住邪教的本质特征。因此这种划界标准可以称为宗教与邪教的现象主义划界标准。邪教一定具有违法、犯罪行为,但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却未必是邪教。何况法律还分良法、恶法。显然,不是关于邪教的科学定义要依据有关的法律条文,而是有关的法律条文要依据关于邪教的科学定义。第二,以这个或者那个特征来确定宗教与邪教的划界标准——这种划界标准可以称为宗教与邪教的本质主义划界标准——非常困难,因为凡邪教具有的特征,宗教在历史上也都具有(譬如教主崇拜、末日信仰等等)。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种划界标准,违背了历史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根据现象主义划界标准,历史上的“异端”(“异教”或者民间宗教)都是“邪教”。譬如有人认为托马斯•闵采尔的激进宗教改革运动就是“邪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更是“邪教”,等等。这样就把历史上的一切以宗教为表现形式的民众造反当作“邪教”了。毫无疑问,这样就违反了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原则。根据本质主义划界标准,我们同样无法正确地划分邪教与宗教及邪教与“类宗教”(“准宗教”)、“伪似宗教”(“似是而非宗教”)、“异教”(“宗教异端”)等等的界限,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扶正祛邪。因此,第三,只有宗教与邪教的历史主义划界标准才有可能是科学的标准。

  当代宗教具有三大趋向:世俗化、普世化、以及新兴宗教运动。宗教的世俗化和普世化趋向改变了宗教的本来面目。充满了开放革新精神的宗教愈益符合人性、人道,因而不再与民主观念相悖,不再与科学观念相悖。宗教的世俗化和普世化是当代宗教发展的主流。笔者认为,是否具有世俗化和普世化的基本特征正是宗教与邪教的历史主义划界标准。譬如,在科学已经从宗教统治中解放出来,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凡企图反对、超越科学权威,恢复、重建宗教蒙昧的任何宗教团体就有某种邪教倾向;再如,在宗教愈益符合人性、人道的情况下,凡企图恢复、重建宗教野蛮,反人性、反人道的任何宗教团体就有某种邪教倾向;又如,在已经实现“政教分离”的情况下,凡企图重新干预政治,实现“政教合一”的任何宗教团体就有某种邪教倾向;还如,在已经确立“宗教宽容”、“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情况下,凡企图恢复、重建宗教极权,剥夺、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任何宗教团体就有某种邪教倾向,等等。总之,邪教是宗教的历史反动。根据这一历史主义观点,彼时彼地为宗教的东西,此时此地完全可能是邪教的货色。反之亦然。这一历史主义观点不承认任何一种宗教与邪教的抽象的划界标准,只承认具体的和历史的划界标准。

  相反,新兴宗教运动是当代宗教发展的支流。当代“新兴宗教运动”是一个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新宗教”运动、以及“类宗教”(“准宗教”)、“伪似宗教”(“似是而非宗教”)、“异教”(“宗教异端”)、“邪教”等等的现代全球宗教文化现象。“新兴宗教运动”表明,曾经在近现代以来的世俗化和普世化中处于边缘状态的既有宗教开始“脱却私人化”(de-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步入社会的公共领域。如果以宗教世俗化普世化为衡量标准,“新兴宗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顺应宗教世俗化普世化的“新兴宗教”,另一类则是违背宗教世俗化普世化的“新兴宗教”,如原教旨主义、邪教等等。前一类比较少,后一类比较多。

  我们以美国“新宗教运动”为例。有人把美国“新宗教运动”划分为三大类:第一,把耶稣作为对抗既有的基督教文化的象征加以重新解释,试图振兴和改革基督教。这就是所谓的“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第二,利用印度的瑜伽功、中国的气功和咒语念诵、冥想打坐等东方宗教的方法,开发人的内在灵性以便达到和宇宙的合一;第三,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开发人的潜能,以便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还有人把美国新宗教组织划分为四大类:第一,与亚洲传统哲学、虔诚、冥想和巫术有联系的组织;第二,与美国通俗心理学中的“人类潜能运动”有联系的组织;第三,与各种形式的秘密教派复兴有联系的组织;第四,认为地球人的获救取决于与宇宙(外星)人接触的组织。更有人把美国新宗教组织划分为13类。其中,通神教派及唯灵教派、心灵教派和亚洲信仰教派是美国新宗教运动中的三大流派。这些划分大致反映了美国“新宗教运动”的现状。在美国新宗教组织中,绝大多数都是邪教组织。

  有人认为,中国邪教有会道门型、气功型和教会型三种表现形态。还有人认为,中国邪教组织,从渊源而言,可分为从西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邪教和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佛、道、儒三教衍生出来的邪教;从旗号而言,可分为打着宗教(绝大多数是基督教,极少数是佛教)旗号的邪教和打着气功、功法以及“人体科学”旗号的邪教;而从地域而言,又可以将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称为“农村中心型”的邪教,将打着气功、功法以及“人体科学”旗号的邪教称为“城镇中心型”的邪教。

  

  二

  

  根据唯物史观,诸如邪教这样一类错误的、歪曲的、颠倒的、荒谬的社会意识,仍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根源。

  新兴宗教运动之所以兴起,是由于多种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对于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冲击,必然表现为精神文化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西斯主义兴起,法西斯主义灭绝人性、人道的行为(德国纳粹主义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的南京大屠杀以及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等等)给予人类心灵以重大的打击;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造反文化”(counter culture)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红卫兵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越战和公民权运动),在美国、西欧社会中导致了价值危机,触发了美国、西欧的“新宗教运动”,在中国也导致了“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80—90年代,由于中国“六四”事件、苏联东欧演变,社会主义遭到惨重失败,在苏联东欧社会中引发了价值危机,冲决了苏联以及东欧的“科学唯物论和无神论”这一政治思想防线,在中国也更进一步导致了精神文化危机。

  根据本文主题,我们不准备系统涉及当代各国邪教现象,而着重涉及当代中国邪教现象;不准备系统探讨邪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而着重探讨邪教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就是说,探讨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空间”。

  反省过去,反思既往,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80—9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精神文化空间”逐步变成“信仰真空”的时代。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构成中国民众基本信仰的主要是三教——儒、道、佛(释);而在现代社会,构成中国民众基本信仰的则主要是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所谓“信仰真空”是指任何这样一种传统或者现代信仰在民众“精神文化空间”中无以确立,导致失落,为其它信仰而提供可乘之机。邪教正是这样乘隙而入。它是一种错误的、有害的“信仰填充”。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由于党内腐败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加上种种外部因素,对马列主义的怀疑、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得到加强。正是这种怀疑、不满情绪动摇人们的马列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使得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信仰无以真正占据全部“精神文化空间”,这是造成“信仰真空”的第一个原因。但是,8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呈现了强劲的上升势头,对于这一“信仰真空”作了及时填补。但是,8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西化倾向,二是精英意识。由于中国自由主义的西化倾向和精英意识与中国下层、底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民粹主义情结相抵触,因此,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逐步走向衰退。这主要不是由于外部打压,而是由于自身萎缩造成的。这一衰退主要表现为世俗化。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走向全面衰退表明,自由主义,在现有形态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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