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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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  

 

宗教的信仰,是不论那一个民族都有的。在浅演之时固然,即演进较深之后,亦复如此。这是因为:学问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为整个的人生问题。宗教的解决人生问题,亦不是全不顾知识方面的。他在感情方面,固然要与人以满足。在知识方面,对于当时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亦要与以一个满意的解答。所以一种宗教,当其兴起之时,总是足以解决整个人生问题的。但既兴起之后,因其植基于信仰,其说往往不易改变;而其态度亦特别不宽容;经过一定时期之后,遂成为进化的障碍,而被人斥为迷信。

宗教所给与人的,既是当下感情上和知识上的满足,其教义,自然要随时随地而异。一种宗教,名目未变,其教义,亦会因环境而变迁。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以为凡事都有一个像人一般的东西,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志,在暗中发动主持著。既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则视外界一切变化,皆属可能。所以其视环境,非常之可畏怖。而其视其所祈求的对象,能力之大,尤属不可思议。有形之物,虽亦为其所崇拜,然其所畏怖而祈求的,大概非其形而为寓于其中的精灵。

无形可见之物,怎会令人深信不疑呢?原来古人不知道生物与无生物之别,更不知道动物与植物、人与动物之别,一切都看做和自己一样,而人所最易经验到而难于解释的,为梦与死。明明睡在这里没有动,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作为;明明还是这个人,而顷刻之间,有知已变为无知了;安得不相信人身之中,别有一物以为之主?既以为人是如此,就推之一切物,以为都是如此了。这是我们现在,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有神为之主;相信老树、怪石、狐狸、蛇等等,都可以成为精怪的由来。虽然我们现在,已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了;知道生物与无生物、动物与植物、人与其他动物之别了;然此等见解,根株仍未拔尽。

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像造作出来的。所以所谓灵界,其实还是人间世界的反映。人类社会的组织变化了,灵界的组织,也是要跟著变化的。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其第一步,便是从部族时代进于封建时代的变化。部族的神,大抵是保护一个部族的,和别一个部族,则处于敌对的地位。所以《左氏》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子也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到封建时代,各个神灵之间,就要有一个联系。既要互相联系,其间自然要生出一个尊卑等级来。在此时代,宗教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神灵分类。(二)确定每一类之中及各类之间尊卑等级的关系。

我们在古书上看得见的,便是《周官》大宗伯所分的(一)天神,(二)地祇,(三)人鬼,(四)物魅四类。四类相互之间,自然天神最尊,地祇次之,人鬼次之,物魅最下。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和总地祇。人鬼: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祖宗。其余一切有功劳、有德行的人,也都包括在内。物魅是列举不尽的。天神、地祇、人鬼等,都是善性居多。物魅则善恶无定。这是中国人最普通的思想,沿袭自几千年以前的。宗教发达到这一步,离一般人就渐渐的远了。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礼记·王制》)。和一般人是没有关系的。季氏旅于泰山,孔子就要讥其非礼了,(《论语·八佾》)。何况平民?昊天上帝之外,还有主四时化育的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兼主四时化育。

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据说实在是上帝的儿子。譬如周朝的始祖后稷,他的母亲姜嫄,虽说是帝喾之妃,后稷却不是帝喾的儿子。有一次,姜嫄出去,见一个大的足印。姜嫄一只脚,还不如他一个拇指大。姜嫄见了,觉得奇怪。把自己的脚,在这足印里踏踏看呢。一踏上去,身体就觉得感动。从此有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稷。又如商朝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也是帝喾之妃,然而契也不是帝喾的儿子。简狄有一次,到河里去洗澡,有一只玄鸟,掉下一个卵来。简狄取来吞下去,因此有孕了。后来就生了契。这个谓之“感生”。(见《诗·生民》及《玄鸟》)《史记·殷周本纪》述契,后稷之生,即系《诗说》。《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谓天有六,即五帝和昊天上帝燿魄宝。可看《礼记·祭法疏》,最简单明了。五帝之名,虽出纬候,然其说自系古说。

所以《礼记·礼运》:“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已经把天和帝分说了。契稷等因系上帝之子,所以其子孙得受命而为天子。按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义,自然和平民无涉的,用不着平民去祭。其余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而且是“民所取材用”的。(《礼记·祭法》)虽和人民有关系。然因尊卑等级,不可紊乱之故,也就轮不着人民去祭了。宗教发达到此,神的等级愈多,上级的神威权愈大,其去一般人却愈远,正和由部族之长,发展到诸侯,由列国并立的诸侯,进步到一统全国的君主,其地位愈尊,而其和人民相去却愈远一样。

中国古代,最隆重的是社祭。《礼记·郊特牲》说:“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单同殚。而这所谓社,则只是一地方的土神,据《礼记·祭法》,王、诸侯、大夫等,均各自立社。并不是与天神相对的后土。《易经·说卦传》:离为日,为中女。《山海经》和《淮南子》,以生日驭日的羲和为女神。《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天文训》:“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而《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乃所以迎“长日之至”。

可见以郊祭为祭天,乃后起之事,其初只是祭日;而祭日与祭社,则同是所以报其生物之功。后来虽因哲学观念的发达,而有所谓苍苍者天,抟抟者地,然这整个的天神和整个的地神,就和人民关系不切了,虽没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祭他的。日月星辰风雨等,太多了,祭不胜祭;亦知道其所关涉者广,用不著一地方去祭他。只有一地方的土神,向来视为于己最亲的,其祭祀还相沿不废。所以历代以来,民间最隆重的典礼是社祭,最热闹的节场是作社。

还有所谓八蜡之祭,是农功既毕之后,举凡与农事有关之神,一概祭饗他一次。(见《郊特牲》)又古代视万物皆有神,则有所谓中霤,有所谓门,有所谓行,有所谓户,有所谓灶。(均见《祭法》)此等崇拜,倒也有残留到后世的。又如古代的司命,是主人的生死的。(司命亦见《祭法》)《庄子·至乐》云:“庄子之楚,见髑髅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知古谓人生死,皆司命主之。后世则说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所以南北斗去人虽远,倒也有人崇拜它。诸如此类,悉数难终。总之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于人无切近的关系的,则位置虽高,人视之,常在若有若无之间。

现在人的议论,都说一神教比多神教进化,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太杂,所以其宗教,还是未甚进化的。其实不然。从前俄国在专制时代,人民捐一个钱到教堂里去,名义上也要以俄皇的命令允许的。这和佛教中的阿弥陀佛有一个人皈依他,到临死时,佛都自己来接引他到净土去一样。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着人间社会而成的灵界组织,最高的神,亦不亲细务。假使中国宗教上的灵界组织,是以一个大神,躬亲万事的,中国人也何尝不会专崇拜这一个神?然而崇拜北斗,希冀长生,和专念阿弥陀佛,希冀往生净土的,根本上有什么区别呢?若说一神教的所谓一神,只是一种自然力的象征,所以崇拜一神教的,其哲学上的见地,业已达于泛神论了,要比多神教高些。则崇拜一神教的,都是当他自然力的象征崇拜的么?老实说:泛神论与无神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懂得泛神论的,也就懂得无神的意义,不会再有现在某些宗教家的顽固见解了。

较神的迷信进一步的,则为术。术数两字,古每连称,其实两者是不同的,已见上章。术之起源,由于因果的误认。如说做一个木人,或者束一个草人,把他当做某人,用箭去射他,就会使这个人受伤。又如把某人贴身之物,加以破坏,就能使这个人受影响之类。苌弘在周朝,把狸首象征不来的诸侯去射他,以致为晋人所杀。(见《史记·封禅书》)豫让为赵襄子所擒,请襄子之衣,拔剑三跃而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就是此等见解。凡厌胜咒诅之术,均自此而出。又有一种,以为此地的某种现象,与彼地的某种现象;现在的某种现象,和将来的某种现象;有连带关系的。因欲依据此时此地的现象,以测知彼时彼地的现象。是为占卜之术所自始。此等都是所谓术。

更进一步则为数。《汉书·艺文志》说形法家之学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全然根据于目可见、身可触的物质,以说明现象的原因,而否认目不可见的神秘之说,卓然是科学家的路径。惜乎这种学派中人,亦渐渐的枉其所信,而和术家混合为一了。《汉志·术数略》,共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蓍龟和杂占,纯粹是术家言。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饶有数的意味,和术家混合了,为后世星相之学所自出。

中国古代所崇拜的对象,到后世,都合并起来,而被收容于道教之中。然所谓道教,除此之外,尚有一个元素,那便是神仙家。当春秋战国时,就有所谓方士者,以不死之说,诳惑人主。《左氏》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问于晏子,说“古而无死,其乐何如”?古代无论哲学,宗教,都没有持不死之说的,可见景公所问,为受神仙家的诳惑了。此后齐威宣王,燕昭王亦都相信他。(见于《史记·封禅书》)而秦始皇、汉武帝信之尤笃,其事为人人所知,无烦赘述了。事必略有征验,然后能使人相信。说人可不死,是最无征验的。

齐景公等都系有为之主,何以都为所蛊惑呢?以我推测,因燕齐一带,多有海市。古人明见空中有人物城郭宫室,而不知其理,对于神仙之说,自然深信不疑了。神仙家,《汉志》列于方技,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今所传最古的医书《素问》,中亦多载方士之言。可见方士与医药,关系甚密。想藉修炼、服食、房中等术,以求长生,虽然误缪,要不能视为迷信。然此派在汉武时,就渐渐的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

汉武时,所谓方士,实分两派:一派讲炼丹药,求神仙,以求长生。一派则从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郊祀志》所载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当祭之神,即由献其说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遗留到后世的。《山海经》所载,某水某山有某神,当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记载。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废罢;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无效验,不复为时主所信;乃转而诳惑人民。

其中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张角。次之则是张鲁。他们也都讲祠祭。但因人民无求长生的奢望,亦无炼金丹等财力,依《抱朴子》讲,当时方士炼丹,所费甚巨。葛洪即自憾无此资财,未能从事。所以不讲求神仙,而变为以符咒治病了。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术,亦古代医术中的一科。其牵合道家之学,则自张鲁使其下诵习老子五千言始。张鲁之道,与老子毫无干涉,何以会使人诵习老子呢?依我推测,大约因汉时以黄老并称,神仙家自托于黄帝,而黄帝无书,所以牵率及于老子。张鲁等的宗教,有何理论可讲?不过有一部书,以资牵合附会就够了,管什么实际合不合呢?然未几,玄学大兴,老子变为时髦之学,神仙家诳惑上流社会的,亦渐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谓方士,所谓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离的关系来了。

此等杂多的迷信,旁薄郁积,毕竟要汇合为一的。享其成的,则为北魏时的寇谦之。谦之学张鲁之术,因得崔浩的尊信,言于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为天师,道教乃成为国家所承认的宗教,俨然与儒释并列了。此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公元423年。刘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后世谈起道教来,均奉张陵为始祖。陵乃鲁之祖父。据《后汉书》说: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然其事羌无证据。据《三国志注》引《典略》,则为五斗米道的,实系张脩。脩乃与鲁并受命于刘焉,侵据汉中,后来鲁又袭杀脩而并其众的。鲁行五斗米道于汉中,一时颇收小效。疑其本出于脩,鲁因其有治效而沿袭之,却又讳其所自出,而自托之于父祖。历史,照例所传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话,张陵就此成为道教的始祖了。

从外国输入的宗教,最有权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输入,旧说都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说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对以西方有圣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西。此乃因其说见于《魏书·释老志》,以为出于正史之故。梁启超作佛教之初输入,考此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其意乃欲援释入道,殊为妖妄。

然《魏书》实未以金人入梦,为佛教入中国之始。据《魏书》之意,佛教输入,当分三期:(一)匈奴浑邪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张骞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乃及明帝金人之梦。金人实与佛教无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事若确实,当可称为佛教输入之始。

元寿元年,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十三年,即西历公元前2年。然则佛教输入中国,实在基督诞生后两年了。基督降生,在纪元前4年。西人因纪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据《后汉书》所载,光武帝子楚王英业已信佛,可见其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宪与秦景,当即一人。此等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尚不可知,何况确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汉与西域,交通亦极频繁;佛教自此输入,理有可能。

梁启超以南方佛像涂金(《后汉书·陶谦传》,说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输入。然此说太近臆测。即谓其系事实,亦不能断定其输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旧说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说,则尚待研究。(柳诒征《梁氏佛教史评》,可以参看)

佛教的特色在于(一)其说轮回,把人的生命延长了,足以救济中国旧说,(甲)限善报于今世及其子孙,及(乙)神仙家飞升尸解等说的太无征验,而满足人的欲望。(二)又其宗旨偏于出世,只想以个人的修养,解脱苦痛,全不参加政治斗争。在此点,佛教与张角、张鲁等,大不相同。所以不为政治势力所摧残,而反为其所扶植。(三)中国是时,尚缺乏统一全国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质偏狭而不适于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远了,而在若无若有之间。张角、张鲁等的宗教运动,又因其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且其教义怕太浅,而不足以餍上中流社会之望;并只适于秘密的结合,而不宜于平和的传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是对于上中下流社会都适宜的。物我无间,冤亲平等,国界种界尚且不分,何况一国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风行全国,自然无待于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赘述。

把一个中空的瓶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

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回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其教本名伊思兰,在中国则名清真,其寺称清真寺。其经典名《可兰》。原本为阿剌伯文,非其教中有学问的人不能读;而其译本及教中著述,流布于社会上的很少;所以在中国,除教徒外,罕有了解回教教义的。又回教教规,极为严肃。教徒生活,与普通人不甚相合。所以自元代盛行输入以来,已历七百年,仍不能与中国社会相融化。现在中国信奉回教的人约有五千万。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实甚多,然人皆称为回族,俨然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了。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在中国,除回教之外,是没有的。

中国人称伊思兰教为回教,乃因其为回纥人所信奉而然。然回纥在漠北,实本信摩尼教。其信伊思兰教,乃走入天山南路后事。摩尼教原出火教。火教为波斯国教,中国称为胡天。又造祆字,称为祆教。其字从示从天,读他烟切。或误为从夭,读作于兆切,就错了。火教当南北朝时,传至葱岭以东,因而流入中国。然信奉他的,只有北朝的君主。唐朝时,波斯为大食所灭,中亚细亚亦为所据,火教徒颇有东行入中国的,亦未和中国社会,发生甚么影响。

摩尼教则不然。唐朝安史乱后,回纥人多入中国,其教亦随之而入。自长安流行及于江淮。武宗时,回纥败亡,会昌五年,西历八四五年,民国纪元前一〇六七年。中国乃加以禁断。然其教流行至南宋时仍不绝。其人自称为明教。教外人财谓之吃菜事魔,以其教徒均不肉食之故。案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是。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作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是。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

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相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西历六三八,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

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相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

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坚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

教禁之起,实由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中国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

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藉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是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翻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

基督教原出犹太。犹太教亦曾输入中国。谓之一赐乐业教。实即以色列的异译。中国谓之挑筋教。今存于河南的开封。据其教中典籍所记,其教当五代汉时,民国纪元前九六五至九六二,西历九四七至九五〇年。始离本土,至宋孝宗隆兴元年,民国纪元前七四九,西历一一六三年。始在中国建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300余。宣统元年200余。民国八年,止有120余人。初来时凡17姓,清初,存者止有7姓了。(详见陈垣《一赐乐业教考》)

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亦往往藉宗教为工具。如前代的张角、孙恩,近代的太平天国等都是。此特其荦荦大者,其较小的,则不胜枚举。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创造,多藉当时流行之说为资料。如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疑当作赤,为汉人所讳改。系利用当时五行生胜之说;白莲教依托佛教;上帝教依托基督教是。然此实不过借为资料,利用其业已流行于社会。其教理,实与其所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之人,闻之失笑。

上帝教和义和团之说,因时代近,传者较多,稍一披览,便可见得。然非此不足以扇动下流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橛。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

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别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威权。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

现今世界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质固定之故,往往成为进化的障碍。若与之争斗,则又招致无谓的牺牲,欧洲的已事,即其殷鉴。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实际生活,总是顽强的观念论的强敌。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义总有几分禁欲性的,事实上,却从没看见多数的教徒,真能脱离俗生活。文化愈进步,人的生活情形,变更得愈快。宗教阻碍进步之处,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争之了。这也是史事无复演,不容以旧眼光推测新变局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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