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6日，西南联大鸣锣，招集700同学上街游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济附中、昆华师范陆续加入，3000学生手举小旗，高呼口号，把学运推向高潮。学运特点，共产党与三青团呼应，学运目的，“铲除孔祥熙”。当晚，联大学生回营，编出《四十年代》壁报，自称“一六运动”，与“五四运动”媲美。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潮，竟起自报载谣传。这些谣言，虽经肇事报媒迅速澄清，但仍强悍地写进了历史。

事情缘起1941年年底，日军闪电进攻香港岛，为避免军政要员、银行家、大学者落入日寇之手，国民政府交通部加派航班，抢运人杰。新闻媒介去机场接站，望眼欲穿，却只见宋蔼龄、孔令伟、管家赵惠芳、一大堆箱子、几只洋狗。焦虑和愤怒，化做《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一篇报道，《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为避免新闻检查，报道相当隐晦，欲言又止。《大公报》总编王芸生，不顾“删扣”令，直斥“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事实上，这是一篇缺乏调查基础的新闻评论，却符合受众对时局的想象。昆明《朝报》转载这篇社论，把标题改成《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狗与要员的对比，被凸化放大。当天，吴晗教授在西南联大讲课，出离愤怒，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此话乃干柴烈焰，学生们放弃各自的政治倾向，一并透过飞狗，怒视孔祥熙。

蒋中正看到《大公报》社论，立即质询宋蔼龄，获悉“绝对无其事”，于是委派交通部长张嘉趝彻查真相，问询《大公报》消息来源。经过调查，王芸云复函蒋中正，“事属子虚，自认疏失”。张嘉趝彻查的结果也出来了，香港电话断绝，无法一一通知抢救目标，座有空余，尽量搭载的，是中航员工和央行的公物箱，4只洋狗是两名美国驾驶员的。这王芸生，是条硬汉，没有事实，一贯不让步，但这一次，他知道错了，在1942年1月的社论中，他再次言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

香港陷落后，谣言飞扬，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困在香港，全家自尽，外交家王宠惠、王正廷、郭泰祺或自杀，或被俘，国际通讯社创始人陶希圣教授，被日军剥了皮，这些谣言越盛，学生们对飞狗院长越恨。直至知道这些要人“均安居重庆”，舆论才开始缓和。不过，学生们最后也不知道，王芸生头篇社论中，那位家拥有多处豪宅的大官，不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而是他们牵肠挂肚的外交部长郭泰祺。王芸生说到飞狗，又说豪宅，读者误以为，两件事的主角是同一个人。

这些事，令人唏嘘不已，最费解的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当事人，在各种批评新闻中，始终缺席，仿佛根本不存在，这便是宋庆龄。

宋蔼龄宋庆龄同在香港候机，姐妹俩来不及带行李，只靠女仆随手抓来几件衣服，在机场捱过不眠之夜。飞抵重庆时，两姐妹一同返回孔家。1942年1月，宋庆龄写给宋子文一封信，记述逃离香港的前前后后。

《大公报》发表一篇中伤我们的社论，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7只用牛奶喂养的洋狗、一批仆从。

事实上，当时飞机上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措辞巧妙，没有指名道姓，但说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有人劝我应该保持尊严和沉默。于是，谣言传开了，传播速度很快。

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她已经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我的很多文件和珍贵的文章，都没能带上，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来到这儿之后，我才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是女仆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随手为我抓来的。

对于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

学生们渐渐知道错了，还道了歉，倒孔运动很快平息了。遗憾的是，这段历史，还是按照最初的虚假新闻，写成了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