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外资与经济特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0 次 更新时间:2002-03-28 1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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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 (进入专栏)  

  

  现在的深圳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世界上也有极大的名气。作为经济特区的它,简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也是中国最发达、发展最快之地的象征。然而,倒退20多年,不用说在世界就是在中国又有几个人知道它?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偷听到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咒语的阿里巴巴一样,深圳转瞬之间就由穷小子变成了大富翁。深圳的缘何崛起,特区的扩展效应,是当代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在从不同角度“解读”着它,透过它再“解读”着中国。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所抱有的目的不同,人们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也各不相同。本章则是从外资的流入或者说利用外资的角度,来揭示经济特区的崛起原因,进一步说明外资这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最初是怎样建造起来的。

  

  一、“特”在哪里

  

  前面讲世界性经济特区时,已经论及到了它们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那么,就中国的经济特区而言,它们具体的“特”又在哪里呢?

  表面上,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可仔细琢磨起来并非那么简单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许多人既没有将它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没有将它当作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当成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于是,学者们才有种种不太一致的诠释。

  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有一个‘从一国多制到一制多式加一国两制’的说法。经济特区不是特别行政区,它属于‘一制’的范围,与全国属于‘一制’范围的其他地区相比,它并不‘特’。但在对外开放和与开放相联系的改革方面,由于特别允许它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在这方面它与其他地区相比就‘特’。经济特区多年来探索出不少新路子,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新事物在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也属于经济特区的‘特’”。 廖月晖等人则更明确地归纳说,综合起来看,第一,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特区是集中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地区,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联系与合作的地区;第二,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特区有严格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社会主义法制;第三,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特区遵循国家惯例,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着重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发挥基地和窗口的作用;第四,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使经济特区保持良好的社会风貌。

  还有一些学者在指出了特区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的前提下,着重地论述了其经济方面的特征。哲学博士周文彰从三个大的方面概括了特区的特征,其一是特殊的政策,包括特殊的税收政策、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较大的审批权和自主权;其二是特殊的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其三是特殊的发展路子,包括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发展取向以外向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外商成片承包开发的洋浦模式。 陈文灿等人也将特区的特征概括为相同的三大方面,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在政策上,“经济特区的‘特’就在于它们与其他地区相比,享有国家赋予的一些经济政策和灵活的经济管理措施。”比如,增强特区财力的政策,支持特区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的政策和扩大特区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等等。在经济上,特区的经济成分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特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特区的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发展模式上,“都属于综合型的发展模式,即依靠外引内联,以工业为主兼营他业,综合性外向型多功能的特区模式。这是世界经济特区发展趋势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还有人作了这样的概括,“经济特区的‘特’,主要表现在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的经济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其核心,一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二是实行异常灵活、自由的经济政策,包括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具有相当自主权和调控权的财政金融政策等等。”

  如果认真查找,还会有其它的说法,但在内容上肯定也是大同小异。

  抛开政治方面,单就经济方面而论,我认为,经济特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国家允许它率先突破在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这个角度认识经济特区的特点,可能就有深度了,而且有助于理解这些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呈现的弱化趋势。经济特区的所有特殊之处,都与外资的进入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

  首先,经济特区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模式。经济成分上的“一大二公”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甚至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的支柱。改革开放之前,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连非全民性质和集体性质的个体小生产、小买卖、小生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若是“资本主义的躯体”从外部来到中国生存更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最难突破的地方,经济特区成了“尖兵”。《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以下简称客商),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第四条进一步规定,“特区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保证稳定的经营场所。一切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和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以及客商与我方共同感兴趣的其他行业,都可以投资兴办或者与我方合资兴办。” 因此,经济特区不仅打破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而且在经济成分上以“三资”企业为主,在建设资金来源上形成以外资为主的格局。

  其次,经济特区打破了被动发展的运行模式。计划管理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在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之类的问题上同样没有任何权利,一切权利都集中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计划部门。由于经营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特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实行市场经济。“特区的企业在全国率先摆脱了行政的附属地位,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无论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国营企业,都是如此。企业根据市场的要求,自主安排生产计划,开发投资项目,筹集开发资金;自主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横向经济联合,决定合作方式;自主选择供货渠道和产品销售渠道,决定产品价格;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主聘用或辞退职工,决定工资标准和工资形式。” 形象一点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就如同动物园里的各种动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条件都由饲养人员给安排好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则好比野生的动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条件必须靠自己来创造。不可能设想先让野生动物进来,然后再将它们关进笼子里。设立经济特区,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将动物园的一切围栏都拆除了,笼养的动物走出去与外来的野生动物竞争、合作,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本章引证的一本书取名为《跨越历史的围栏——特区建设启示录》,我想该书作者的立意大概就在于此吧!

  最后,经济特区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地方在发展什么,怎么发展之类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自主权利。然而,无论是想将野生动物引进来,还是将自已养的动物放出去,基本前提条件要给它们以充分的自由。所以,经济特区设立伊始,中央就赋予它们许多方面的特殊政策。比如在利用外资方面,经济特区可以为外商提供优惠政策。单是《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就制订了七条优惠办法,一是客商用地,按实际需要提供,其使用年限、使用费数额和缴纳办法,根据不同行业用途,给予优惠;二是特区企业进口生产所必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它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征税或者减免进口税;三是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对在这个条例公布后两年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或者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者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四是客商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后所得的合法利润,特区企业的外籍职工、华侨职工、港澳职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工资和其它正当收入,可以按照特区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特区内中国银行或者其它银行汇出;五是客商将所得利润用于在特区进行再投资为期五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六是鼓励特区企业采用国内生产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其它物资,其价格可按照国内当时同类商品的出口价格给予优惠,以外汇结算;七是凡来往特区的外籍人员、华侨和港澳同胞,出入境均简化手续。 当然,中央赋予特区的自主权还有其它方面,但就这些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把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别之处结合起来,也就可以理解当初邓小平对习仲勋、杨尚昆所讲的“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深刻含义了。正如后来有人总结的那样,“80年代初期建立经济特区时,中央政府没有采用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资的传统办法,而是施行了一种‘给政策’的特殊办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给予经济特区政府在税收减免、项目审批、行政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以较大的权力;二是减免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优惠政策。这种办法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发展经济特区本身,要发展一个地区,一般的办法是进行财政投资。中央为什么采取‘不给钱给政策’的办法?其更为深远的意义是:造成地区之间的政策落差,在全国启动市场经济。”

  

  二、经济特区崛起之谜

  

  迅速发展起来,谓之崛起。所以,用崛起一词来形容经济特区发展之快,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为了说明经济特区的崛起,最好的写作手法莫过于两种对比,一种是纵向的自我对比,另一种是横向的与其它地区对比。以自己的过去和以别的地区作为参照物,来说明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

  最初的四个特区中有三个在广东,而在这三个中间,深圳既是最早建立的又是最成功的。因此,这里就以它作为个案,来揭示经济特区及至整个中国崛起的谜底。

  关于深圳,《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中国广东省辖市。位于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业湾,南邻香港新界。清康熙《新安县志》已有深圳墟的记载。因深圳河流经,河沟深浚得名。原为宝安县地。1979年撤县设深圳市。1980年于南部地区建经济特区。1982年经济特区以北复置宝安县。1992年再撤宝安县,改置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辖福田、罗湖、南山、宝安、龙岗5区。面积2020平方千米。” 其实,说清楚一点,1979年之前的深圳,不过是东南的一个边陲小镇,原意是“田野间的一条深水沟”,解放前属宝安县的乡间小镇,解放后因其交通便利而成为县城所在地,人口只有几万人,1979年才建立深圳市。

  不用说与各大直辖市、省会或自治区首府相比,就是与有着130多年历史的著名商埠汕头和素有“海上花园”、“文化之乡”的厦门相比,深圳也汗颜无比。这不仅仅是出身“低微”,更重要的是贫穷落后。

  改革开放之前,不仅是深圳,就是整个广东都属于“蛮荒之地”,位于最落后地区之行列。“广东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80%的农村人口,创造20%的产值;20%的城市人口,创造80%的产值。广东的社会形态,也根本上是农业社会形态。随着建国之初劳动用工制度、1953年粮油供应制度和1958年户籍制度的确立,广东还出现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作为计划经济‘宠儿’的重工业未能在广东大举‘落户’,而作为农业社会的广东又成为计划经济中被投资‘遗忘的角落’。60~70年代中苏分裂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争时期,广东作为易受攻击的地带,处境就更为艰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得不到新的投资,而且还要作出忍痛割爱的选择——部分工厂被迫迁离广东。” 直到1978年,“广东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4.73亿人民币,国民收入为160.78亿元,财政收入39.46亿元,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01.88元,农民人均收入为193.25元,广东农产品商品率停留在40%。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产业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

  至于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那更加惨兮兮的了。杨继绳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记载了他1978年初采访到的一个情况,最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深圳。“据宝安县反映,1978年1月到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0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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