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认同政治的挑战

——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和区域整合中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7 次 更新时间:2020-05-29 13:35

进入专题: 认同政治   中东欧  

孔寒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中东欧是由来自原东欧、苏联和西欧等三个次区域的17个国家构成。中国学界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主要是服务于中国与它们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认同政治是观察中东欧的一个重要视角,对中国来说,也是制订发展同这个新出现的区域各方面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东欧的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对外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外在的文明冲突、大国争霸、国际体系约束和内在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历史恩怨。正因如此,中东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认同政治的背离与缺失,在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地区整合上面仍然面临各种的挑战。许多影响中东欧国家政治认同和区域整合的因素依旧在起作用。无论怎样界定中东欧,都需要综合地关注它的认同政治及其影响因素,避免误读,有效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  认同政治 中东欧 民族 国家 背离 困境


认同政治,有学者也称之为身份政治[①],通常用于描述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区域整合的状态。就前者而言,它指的是寻求、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就后而言,它指的是民族国家在区域整合过程中的相互博弈。政治认同是人们对某种客观存在或接纳或包容或排斥的心理状态及相应的行为表现,而政治博弈则是各种政治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世界上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客观存在是多种多样并且是动态的,所以,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还是不同国家对区域整合的态度也都非常复杂。正因如此,在区域国际政治中,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始终纠结在各种认同当中,由此而生的认同政治就极为复杂。从内容上说,认同政治要探讨的就是政治认同程度及其内在的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影响。影响因素越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就越弱,由它们构建而成的民族国家和区域整合中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就多。认同程度是观察的是认同政治的表象,而解构各种影响认同的因素则是探究认同政治的内在动因。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国家构建坎坷的区域,重点探讨该地区认同政治历史、现实及其影响因素。世界几乎没有不存在认同政治的区域,但在认同程度上和影响认同的因素多少上却差别极大,而集内部和外部重要影响因素于一身的却只有中东欧。外在的文明冲突、大国争霸、国际体系约束,内在的民族不同、信仰差别、历史恩怨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里的民族关系、国家构建和区域的整合。这些因素持续的时间不一,但其中的许多至今依旧存在并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中东欧的认同政治。

中东欧是冷战后出现的对原来地缘政治上东欧的一种称谓,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其实,它的内涵与外延都与欧洲中部和东部是少许重叠多半错位,地理位置上属中欧东部和东南欧。中东欧接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而在东欧出现之前的欧洲是除苏联之外的一个整体。属于东欧的国家有中欧东部的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共八个国家。东欧的基本特征是受苏联控制和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下简称苏联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了,这些国家也都放弃了苏联模式,社会发展回归欧洲模式。东欧不复存在了,后续称谓很多,但逐渐在学界通用的是中东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而实行联邦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家,1993年分别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共和国;南斯拉夫则从1991年开始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不断分裂,到2006年形成六个独立国家。这样一来,不算地位未定但事实已经独立的科索沃,中东欧共有13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中欧东部有四个,东南欧有九个。不过,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学者、中东欧国家的学者和俄罗斯学者越来越不把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中国学界出于国家对外交往的需要而强化了中东欧的整体性,不断扩大它的外延,2012年和2019年先后将原属于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属于西欧的希腊纳入到中东欧范畴里来。中东欧国家数量扩大到17个后,其范围涉及到冷战期间的东欧、苏联和西欧。在区域研究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是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和它的后继称谓中东欧,既没有波罗的海三国更不包括希腊。将波罗的海三国和希腊纳入进来之后,中东欧在内涵与外延与以往的中东欧完全不一样了。本文旨在从历史和国际视域来关注现在中东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没有延续传统研究,而是由这17个国家组成中东欧作为研究对象。[②]但是,由于波罗的海三国和希腊都是中东欧的“迟到者”,文中论及的重点还是中欧东部和除希腊之外东南欧13国。

中东欧历来就是帝国争霸的舞台,受制于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这里的民族命运坎坷,相互关系复杂、国家构建艰难。正因如此,中东欧地区千百年来动荡不已,充斥着各种矛盾、冲突和战争。如今,由于整体上回归欧洲,还由于中国倡导的“17+1”,中东欧表面上显现出较强的认同或被认同,要么是思乡的游子归来,要么是亲密的合作伙伴。中东欧认同政治的这种状态固然是向好的,但仔细想来,影响中东欧认同政治变数的因素多半都还存在,而认同政治的错位和背离也使中东欧的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及区域整合面临着种种挑战。

一、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民族是构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本要素,数量越多,形成认同政治就越难。不仅如此,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混沌概念,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都对其有自己的解释。受苏联和西方的双重影响,中国学术界对民族的基本解释有两种。从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主权上强制划分的群体叫民族(nation),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叫族群(ethnic)。[③]事实上,在中东欧,这两种意义上的民族都有,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所侧重。不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民族,特指近代之前建立过王国或帝国、近代以来独自或合伙建立过民族国家的群体,而不包括众多其他群体。中东欧这样的民族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克(波黑穆斯林)、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

目前,由上述17个国家构成的中东欧领土面积148.48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中国新疆面积的70%多一点),人口近1.3亿(只比中国广东多不到200万)。但是,中东欧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却十分突出。多样性不仅指这些民族的数量,更在于它们的类别比较复杂。比如,中东欧地区的民族还与多种宗教、多种语言文字交错地组合在一起。因此,与其他区域相比,中东欧的民族不仅多样性强,而且相互关系非常复杂。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的主要工具,每个民族自己的语言叫母语,通常有较强民族和地域的独占性、排他性。根据语言的谱系分类法,中东欧的民族分属印欧和乌拉尔两个语系,拉丁、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波罗的、乌戈尔、芬兰七个语族及再下一级的语支,各民族几乎是各有各的语言和文字。宗教信仰是一种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与民族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很强的排他性,但分布是跨民族的。相同的民族可以信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也可以信奉相同的宗教。中东欧民族主要信奉的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又分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派,在中东欧都有自己的信徒。民族同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的独占性、排他性的错位混搭,是中东欧民族的一大特色。(参见表1)

表1 中东欧地区语言和宗教情况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在世界上大多数区域里,民族都是多样性的,但彼此差别像中东欧民族之间这么大的并不多。在世界上大多数区域里,民族也都信奉不同宗教,但世界两大宗教三大派从外汇聚于一地,中东欧几乎是唯一的。中东欧民族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显性的表现,前者如马赛克式的分布,不同的宗教信仰、各自的语言文化、价值取向和传统特征等等。后者如民族主义情绪、自身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民族的怨恨心理等。所有这些在中东欧发展中不是推进认同政治的顺畅发展,相反,经常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中造成重重障碍。


二、早期国家兴衰的记忆

在中东欧地区,除个别民族外,大多数民族的形成时间都是比较早的。大概说来,在西斯拉夫民族中,波兰人形成于公元10世纪前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形成公元5-7世纪。在南斯拉夫民族中,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形成于公元六世纪以后,它们是由公元4-5世纪欧洲民族大迁徙时南下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与当地不同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波黑地区的穆斯林原本也是斯拉夫人,公元七世纪到这里的时候,语言和宗教与其他南斯拉夫人一样。公元15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越来越接近土耳其人,但一直没有独立的民族身份。直到1971年,南斯拉夫才认定波黑穆斯林是一个独立民族(波斯尼克)。保加利亚虽然也是南斯拉夫人,却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公元四世纪,作为游牧民族保加尔人从亚洲进入欧洲,到七世纪末,他们与已经被斯拉夫化的色雷斯人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保加利亚人。在非斯拉夫民族中,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20世纪古希腊人就形成了。阿尔巴尼亚人也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民族,先祖伊利里亚人在公元前1000年就居住在巴尔干。罗马尼亚人的祖先是达契亚人,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形成,但以罗马为宗的民族形成于1-2世纪。公元五世纪前,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就形成于乌拉尔山以东鄂毕河流域及里海以北地带,公元800年左右到了今天匈牙利这个地方。立陶人在公元13世纪形成民族,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在公元15-16世纪形成民族的。

但在国际舞台上,从总体上来说,中东欧这些民族都属于弱者,他们扮演的是配角甚至只能当看客。不过,它们几乎都有自己的早期国家,其中一些民族在某个特定时间段还成了地区性的大国。这些大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疆域人口伸缩性都很的王国或帝国。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能持续存在下来,那些曾强极一时的王国或帝国是交替出现,在以疆域和身份展示某一个民族的历史辉煌时,对另一些民族来说记载的却多半是悲哀。这种反差的历史记忆都在不同民族中延续下来了,彼此心中都有解不开死疙瘩。同样是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每个相关的中东欧国家的写法与评价都不一样。(参见表2)


表2 中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历史变迁及民族构成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相关说明:(1)表格的中东欧是指目前的地区范围;(2)表格第三列指的该国在鼎盛时期的疆域,与其兴起时和衰落时的疆域有较大差别;(3)所及疆域不包括中东欧以外的地区,所及民族也不包括本文所界定的民族之外的民族。另外,对这些早期国家来说,上表列出的疆域和治下的民族不是完全精准的描述;(4)波兰疆域最大时是在与立陶宛合并后,大摩拉维亚帝国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合建的;(5)在中东欧地区的早期历史上,还有过一个人同时是相邻两国或三国的国王。这种情况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给不同民族留下的也是不同历史记忆。


这些王国强盛的标志之一是向周边拓土开疆扩大地盘,中东欧民族之间发生过许多争夺领地的冲突和战争。于是,中东欧相邻的民族之间就说不完道不完的历史恩怨。一部中世纪的中东欧史,除了讲大国对这里的征服和这些民族的反抗之外,另一个重点就是这些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有过强盛国家的民族留恋自己曾有的辉煌,而那些弱小的民族也同样珍惜自己曾有的国家,哪怕它们存续的时间很短。时间的流逝可以医治历史伤痕,但抹不去历史记忆。对于共同经历过的历史和共同过的空间,中东欧的许多民族、许多国家却难有认同。比如,科索沃到底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文明摇篮”还是塞尔维亚人的“革命圣地”?是匈牙利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先到的特兰西瓦亚?比如,对到底谁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捷足先登者”这一争议,有学者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都试图证明自己的祖先是那里最早的定居者。罗马尼亚人认为,他们是达契人和罗马人的后代,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匈牙利人则认为,罗马尼亚人12世纪才从瓦拉几亚迁至特兰西瓦尼亚。[④]考证这些不同说法孰是孰非,非本文主题所及,但它们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融入到民族灵魂中的政治认同的障碍因素,很难消融,民族情感和历史恩怨的流露往往映射出的都是对某一段历史或某一疆域的不认同。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彼得·F.休格(Peter F. Sugar)曾谈到,“对中东欧地区的大部分历史学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写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因此,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综合的、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著作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中”。[⑤]这段话中的“迄今”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但休格所说的这种现象在近30年依然如故,而且不会有改变。


三、不同大国文明的遮蔽

中东欧位于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各民族的栖息地都处在周边的世界性大国之间,所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为不同大国文明所遮蔽。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都很重要,大国争霸和文明冲突在中东欧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中东欧地处古代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世纪的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处,其中,后三种文明的影响最大,而这三种文明的载体是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概括而言,中东欧国家要么属于某种文明的边缘地带,要么深受两种或三种不同文明的共同影响。中东欧各民族形成的时间前后差别比较大,形成过程的长短也不一样。它们形成的时候正值罗马帝国兴起和分裂,因而受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影响比较大,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天主教和东正教两种文明冲突的十字架。公元14世纪,奥斯曼帝国向东南欧扩张之后,中东欧民族的文明归属被进一步撕裂。

罗马帝国兴起于公元前27年,终于公元395年。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扩张,罗马帝国顶盛时期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就中东欧而言,整个巴尔干都处在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则处于它的边缘地带。为了给维护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提供一个精神统治基础,罗马帝国在公元三世纪将开始时被它镇压的基督教立为国教,并且传播到它所扩张之处。比如,巴尔干上伊利里亚人、希腊人等早期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由于内部矛盾和对外过度扩张开始走向衰落。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四大行政区,将帝国的中心从罗马搬到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希腊旧城拜占廷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于公元395年分裂了,东西各立一个罗马帝国。西罗马主要控制着高卢和意大利两个行政区,但只存在了81年,于公元476年灭亡。东罗马也称拜占廷帝国,存续了一千多年。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入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廷帝国灭亡。

实际上,历史上没有一个“拜占廷国家”也没有“拜占廷人”,它们是后来欧洲学者在研究中提出来的,特指这个以古城拜占廷为首都的地中海国家的历史,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⑥]拜占廷帝国的疆域主要在伊利里亚和东方两个行政区。就其对中东欧的影响而言,和罗马帝国一样,拜占廷帝国与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区关系最为密切,而对中欧东部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影响有限,更不用说波罗的海三国了。但需要指出的是,比起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对东南欧的影响要深得多。东南欧在罗马帝国时期不过是一个外围行省,但在拜占廷帝国时期则是中心区。

在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的同时,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被罗马定为国教之后,基督教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东西两派。前者在希腊语区广泛传播,后者则盛行于拉丁语区。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的分化也加快。以君士坦丁大主教为首的东部教会受制于拜占廷帝国,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与西欧社会的统治者相互利用。除了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不同之外,东西教会在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等方面也展开了激烈争夺,矛盾日积月累。公元1054年,君士坦丁大主教和罗马教皇相互宣布革除对方教籍,基督教正式分裂。“东部教会标榜自己的‘正统性’,自称‘正教’(Orthodocia),因为是东部教会,又称‘东正教’,又因为在崇拜仪式中采用希腊礼仪,所以又称‘希腊正教’。西部教会则强调自己的‘普世性’,自称公教(Catholicity),因为其领导中心在罗马,所以又称‘罗马公教’,汉语又译做‘罗马天主教’。”[⑦]此后,两派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⑧]后来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过程中,天主教又分离出了一些教派,这些教派统称为“新教”,在欧洲主要流行于西部和北部。基督教的分裂不仅是欧洲文明的分裂,在此基础之上也引起了政治和民族的敌对。

就中东欧而言,“东、西教会各自的传统形成后,同时向东南欧开始传教活动,双方时有摩擦。东方教会在拜占廷皇帝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区和中亚的格鲁吉亚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西方教会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占据了统治地位”。[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受天主教影响,且宗教信仰相对单一。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受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多种影响,但程度不同。比较复杂的是东南欧。大体上说,受拜占廷帝国影响的东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东部、南部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希腊人等信奉东正教;受西罗马影响的西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岛西部、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而阿尔巴尼亚人分信天主教或东正教。

奥斯曼帝国13世纪在小亚细亚崛起,14世纪后半叶开始大举入侵巴尔干。到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几乎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并在这里统治了近500年。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古兰经的土耳其占领者,比起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更加注重对占领区各民族心灵上的征服,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帝国范围内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创始人是穆罕默德,最高的神叫安拉,信徒称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在广泛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同时,也成了奥斯曼帝国对殖民地区进行精神统治的重要工具。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后,便实施改变当地居民宗教信仰的政策。不过,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土耳其人并没有采取强硬的做法,而是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主要纳税人是那些被征服的异教徒。也就是异教徒越多,帝国的财政就越有保障。因此,“奥斯曼帝国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来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允许东正教、天主教的存在,但教徒必须向当地政府缴纳人头税。这种税款很高,一般人几乎无力承担得起,”但是,“如果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则可免交此项税款”。[⑩]结果,改变宗教信仰则成为减轻经济重负的一种途径。不仅如此,皈依伊斯兰教人还可以免受政治上的迫害,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出于经济原因和政治目的,东南欧的两部分人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一部分是信奉天主教或东政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另一部分是波黑原来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了穆斯林。但是,更多的东正教徒或天主教徒依然保持着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

这样一来,政治影响和宗教信仰就将中东欧的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与某一大国文明连在了一起,不仅割裂了中东欧民族,甚至也分化了某一民族。中世纪之前兴亡的西东罗马帝国影响比较大,延续而成了近代的西方文明和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文化,即“由希腊城邦政治结构和公民文化、古代罗马共和精神和法律传统、中世纪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和二元化权力体系以及日耳曼传统相互迭加与融合的产物”,[11]其特点是强调民主、共和与法治。俄罗斯文明即由拜占廷文明和游牧文明双重影响而产生的“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部分”的文明,特点是民主色彩比较淡,而个人专制色彩非常强。它们对中东欧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盛衰于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建立,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东南欧的民族关系上。

中东欧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上述这些文明之间不断交汇、融合与冲突的历史,民族关系和近代以后开始的国家构建与发展都受制这些文明撕裂,分歧、分裂、冲突有余而融合、认同不足。《帕尔格雷夫简明东欧历史地图》对此这样概括道:“今天的东欧舞台上是三种不同文明的互动:西欧天主教/新教文明、东欧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简化理解,我们可以借用地质学中的大陆板块构造来类比。第一文明都是由其地理上的核心区向外扩散,其世界观与其涵盖的社群一起经历了某些自然的、有机的发展。因此,每个核心区都可以看作是构成世界的板块,而且我们会发现东欧东正教板块就夹在西北方的西欧天主教板块和东南方的伊斯兰教板块之间。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处的碰撞就像板块断层处那样通常引地震。”[12]


四、国际条约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欧洲近代民族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形成的,历时两个多世纪。主权、领土和人口是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内部和外部多方对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认同。在西欧,那些封建制度发达但民族认同不强的国家,随着专制王权的确立、国际法准则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逐渐确立了以国家为框架的民族认同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中东欧出现过的王国或帝国一体化程度不高,以及长期受异族的统治或影响,中东欧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在西欧许多民族国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时候,中东欧各民族却处于东西方大国的压迫之下,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争取民族生存、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不仅如此,中东欧内部及外部影响中东欧的大国在民族国家构建方面的共识是碎片化的,直到1878年以后才陆续单独或合伙建立起民族国家。所谓大国共识的碎片化,实际上是由于各种矛盾、利益交织在一起,世界性的大国对中东欧各民族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很难达成一致。由于大国共识的碎片化,中东欧民族国家在创建过程中内部的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等方面的认同分歧,不同民族之间在主权、领土和人口等方面的认同差异,都得服从于外部大国之间在势力范围、利益瓜分方面的需要。因此,中东欧近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建立在缺乏自身共识的基础之上,国家构建的内生性弱,而被动性强,服从于也受害于大国间“均势”的需要。[13]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东欧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强国中只有波兰存续到了近代,塞尔维亚王国几乎与中世纪同时终结,而匈牙利王国也消亡于新世纪朦朦胧胧的曙光之中,更不用说那些只是短期有过弱小民族的国家了。因此,中东欧各民族除了个别的与列强为伍之外,多数都处于外族的侵略和压迫之中。它们的这种境遇长的达上千年,短的也有几百年。由于具体的地理位置不同,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主要受制于拜占廷帝国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匈牙利在前期受制于拜占廷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衰落后长期受制于哈布斯堡王朝。捷克和斯洛伐克受制于日耳曼人,而制约波兰的除了西边的日耳曼人之外,还有东边的沙皇俄国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受制于西欧、北欧的强国和俄国,立陶宛于1895年被沙皇俄国吞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欧的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虽然离不开各民族自身长期不懈的斗争,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欧洲大国,都是在近代国际体系框架内大国角逐的结果。换句话说,中东欧近代的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是受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约束的。相关的大国有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等,相关的国际体系有三十年战争之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俄土、奥土、俄法等战争之后形成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大国是这些国际体系的支撑骨架,中东欧地区及这个地区的各民族不过是这些大国角斗的场所和争夺对象,对国际体系主要是依附,偶尔可以利用,但不能主宰,更不可能去改变。所以,中东欧的民族国家都是在战争特别是大国间战争之后由大国主导建立的。

中东欧最早出现的民族国家是希腊。拜占廷帝国灭亡不久,希腊于1460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被统治了几百年。19世纪初,希腊掀起了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浪潮,最终于1821年3月爆发了独立战争,同时宣布独立。但是,这场独立运动直到1829年英法俄三国联军击溃土埃联军之后才结束。此后,希腊又陷入内乱。为结束希腊内乱局面,在英、法、俄等列强的干预下,将希腊的国体由共和制变成了君主制。

接下来在中东欧地区建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还是在巴尔干,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前两个是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之后,后一个是1912年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

现在的罗马尼亚由特兰西瓦尼亚、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三部分构建。历史上,特兰西瓦尼亚11-16世纪属于匈牙利,16-17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一个公国,但从17世纪末又重新属于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再回到罗马尼亚人手中。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17世纪开始向巴尔干扩张的时候,摩尔多瓦和与拉几亚与巴尔干东部的民族一样都成了它们同奥斯曼帝国争夺的重点,其突出表现是奥土战争和俄土战争。前者的最终结果是奥匈帝国控制了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的巴尔干西北部,而后者在巴尔干东部拉锯战的后果是这两个大国的控制权限不断改变,当地的民族疆界被改来改去。但是,俄土战争也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民族的独立带来了机遇,它们乘机进行反抗压迫者的武装斗争,进行国家构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在1861年就建立了统一的政府、议会、定都布加勒斯特并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罗马尼亚”国名。保加利亚人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土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提出了建立共和国或建立联邦性质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王国的设想。根据1878年3月俄土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土耳其承认罗马尼亚的独立,罗马尼亚有权提出补偿。保加利亚完全自治,疆界包括保加利亚的南部、北部和整个马其顿,但俄军要在保加利亚驻扎两年。这样的构建出的两个国家,不仅不是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所追求的,也不为欧洲其他大国所认可。于是,1878年6-7月间,英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在柏林举行会议,通过了对《圣斯特法诺和约》修正的《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罗马尼亚东北的比萨拉比亚划给了俄国,但在东南从保加利亚获得了出海口多布罗加。保加利亚被分成三部分,获得自治的只是保加利亚北部和索菲亚地区,东米鲁米利亚仍处于土耳其控制之下,而马其顿则还给土耳其。[14]另外,奥匈帝国获得了对波黑的控制权,塞尔维亚和黑山独立。

俄土战争之后,阿尔巴尼亚人反抗外族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也进入新的阶段。但是,周边的大国却无视阿尔巴尼亚人的存在,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土耳其人,把信仰东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说成是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居地也面临着黑山、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瓜分的危险。1878年6月,不同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代表在普里兹伦召开会议,建立了普里兹伦同盟,提出了包括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北部、科索沃和马其顿大部分的“大阿尔巴尼亚”构想。但是,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认同与国际社会对阿尔巴尼亚的认同大相径庭。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是反土联盟与土耳其交战的主要战场。根据反土联盟达成的协议,将土耳其人赶走之后,阿尔巴尼人居住的地方将由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瓜分。在这种情况下,1912年11月,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在发罗拉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建立一个包括巴尔干半岛上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但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这种做法与巴尔干半岛上的反土联盟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于是,俄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六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承认阿尔巴尼亚在形式上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实际控制权必须掌握在六大国手中。不仅如此,伦敦会议还划定了阿尔巴尼亚疆界和人口,独立后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和人口者不及他们所希望的一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跨界民族。在国家构建上,阿尔巴尼亚人的“大阿尔巴尼亚”共识在大国不认同的映衬下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所以,直到今天,“大阿尔巴尼亚”还是阿尔巴尼亚人能想不能说的“梦”。

中东欧其他几个近代民族国家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体系的直接产物。由于它们在几个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民族关系、疆界和人口等方面更是充斥着种种认同的背离,对“未收回领土”[15]耿耿于怀的民族主义始终没有消失。

与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同步,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之外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建立了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但单从名称上看,它就不是建立在各民族认同之上的。这个国家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前文提到过,南部斯拉夫民族在宗教、外部影响等诸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它们对统一国家的追求,更不用说这个王国中的阿尔巴尼亚人了。这样的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建立,一方面是塞尔维亚人有一种建立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南斯拉夫人国家的追求,另一方面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面临着被意大利和德意志吞并的危机。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成了这些民族的临时性的选择,1915年3月,一个由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参加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在巴黎成立。1917年7月,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塞尔维亚政府和“南斯拉夫委员会”在希腊开会,决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将组成一个“民主的议会制君主国”。在这个国家中,三个民族平等,它们使用希里尔、拉丁两种字母和不同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也一律平等。1918年12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正式成立。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先后并入了塞尔维亚。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又将阿尔巴尼亚人为主体的科索沃和以匈牙利人为主体的伏伊伏丁那正式划归了塞尔维亚。有学者指出:“一千多年来南斯拉夫各民族首次有了统一的独立国家,却没有形成有凝聚力的多民族共同体。无论从地区构成、民族成分还是人文历史背景、语言和宗教结构意义上说,王国全然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潜在冲突的社会共同体,民族危机是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症结。”[16]

欧洲中东部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都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之后《凡尔赛条约》的产儿,而波罗的海三国则是在1918-1920年间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经过痛苦努力才获得了独立,但它存续不到20年。从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要素上看,这些国家的构建存在先天不足,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缺少国内政治认同和国际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大国和由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又将诸多政治不认同加强给这些民族国家。这些构成了欧洲在以后一百多年中矛盾、分裂和战争的显性原因。

波兰人认为,在1918年,波兰是重建而不是新建,因为“失去的123年”是因被俄、普、奥瓜分才亡国的。当然,那时候的波兰还不能算作近代民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为了将波兰人拉上自己的战车,俄、普、奥都承诺给予波兰人“自由和独立”。重建波兰问题虽然提上了日程,但是,亲德的波兰人、亲奥的波兰人,亲俄的波兰人及他们背后的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在如何构建一个新波兰方面则各有其心。波兰最终得以重建主要是俄英法美的支持。早在1916年底,俄国就提出在三个占领区建立统一的自由波兰的主张,并获得了英法的支持。1917年1月,美国波兰裔的总统威尔逊在给参议院的咨文中也提出:“应当建立统一、独立和自由的波兰。”[17]1918年11月,波兰共和国在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废墟上重建。但是,在疆域范围和人口方面,波兰人的设想还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小部分、德国的哥尼斯堡和西里西亚东部。但是,根据1921年波苏签订的《里加条约》,这些几乎都没能实现。[1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跟随奥匈军队同协约国作战。不过,认为同盟国会胜的人支持德奥,认为协约国会胜的投靠英法美。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国家的建立实际上是亲英美的政治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战争爆发后,他们流亡西欧,领导旨在争取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运动。为得到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认同和支持,1918年4月,马萨里克来到了美国,他一方面广泛接触捷克和斯洛伐克侨民,就未来国家形式和斯洛伐克人在其中的地位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与威尔逊商谈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国家的条件。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相继承认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协约国之一,马萨里克起草的《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宣言》在美国发表。贝奈斯在巴黎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委员会”并组建了海外军团,随同英法军队同协约国作战。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宣布投降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新建的捷克斯洛伐克主要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构建,由于《特里亚农条约》划归的卢塞尼亚原属于匈牙利,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匈牙利人。

比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构建,匈牙利的独立民族国家是在原有的民族认同和领土认同被撕裂后建立的。在1867年诞生的奥匈帝国中,匈牙利人依附于奥地利,但又统治着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1918年匈牙利宣布脱离奥地利,单独成国。但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匈牙利不同的政治派别却分歧很大。1918年11月,匈牙利建立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右派、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等组建的匈牙利共和国。此时的匈牙利不仅民族矛盾复杂,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各种政治矛盾也非常尖锐,特别是在莫斯科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匈牙利民众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想在协约国的支持下镇压共产党,但又不敢答应协约国提出分割匈牙利的条件。于是,他们同匈牙利共产党谈判,最终建立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存在的133天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改造社会经济的措施。但是,1919年4月,法国联合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的军队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匈牙利发动了进攻;7月,协约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被颠覆。匈牙利的领土也被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国、波兰、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瓜分。[19]根据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失去了3/4的领土和2/3的人口。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国小言轻,地理位置又不像中欧和东南欧那样重要,在国际舞台上难见身影。16世纪,立陶宛与波兰合并时曾盛极一时,但18世纪末逐渐被沙皇俄国吞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立陶宛一度被德国占领。1918年2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并建立了西方式的共和国。但是,立陶宛的独立并不顺利,先后与苏俄军队和波兰军队发生战争。1920年7月,立陶宛与苏俄签订和约,苏俄承认立陶宛独立,但是,波兰军队占领了维尔纽斯和立陶宛的东部地区,立陶宛将第二大城市考纳斯作临时首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比较相似,1918年之前都受制于俄国和德国,先后于1918年2月和11月宣布独立。独立后,这两个国家先与苏俄发生战争,然后被德国占领,德国人撤走后,又与苏俄发生战争。直到1920年,苏俄才分别于2月和8月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

由于存在着种种不认同以及造成这些不认同的因素仍旧起作用,到1918年,中东欧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只是在凡尔赛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中搁置下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雅尔塔体系消失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联邦制国家相继解体,欧洲大陆上又出现新一波民族国家构建潮,产生多个民族国家。


五、社会发展模式的被动依赖

从1918年到19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的稳固程度与国际体系对它们约束的程度呈正相关态势,这些国家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上的认同问题要么是隐性的,要么是以政治性的外貌显现出来。但是,当国际体系弱化和崩溃的时候,这些国家原有貌似认同中暗含的不认同迅速露出原形,每个国家内部和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乱象尽显,要么成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要么成为它们的马前卒,遭受一番苦难之后不得不再听命于大国建立的新的国际体系。

对中东欧国家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它们历史上是相对的自由发展时期,表面上不再是哪个大国的附庸,也不再直接受哪个大国的控制。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不同结果把东欧国家分成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两部分。另外,英、法等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崛起的德、意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东欧国家独立发展的进程仍然十分曲折,体现在民族关系、国家建构上的认同政治背离不断加剧。

中东欧多数国家不是独裁就是分裂,少数民族更多地被错误地对待。[20]其中,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虽然建立了,但复杂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各民族围绕国家结构形式和政体的分歧和争论不断。“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是在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当政者本应着力实施民族平等的政治,妥善解决民族间的历史纠纷,消除隔阂和分歧,增强民族团结。可事实正相反,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否认不同民族的存在,认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一个民族,黑山人是塞尔维亚人的一支,马其顿是南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是宗教信仰问题。1921年6月,王国的制宪议会在塞尔维亚政党坚持下强行通过了《维德节宪法》,以法律形式否定了不同民族的存在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制宪议会表决时,塞尔维亚议员投票赞成,而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议员持反对态度。此后,王国议会里各政党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民族之间的较量。为压制其他民族的反对,1929年1月,亚历山大国王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和取缔了一切“旨在改变现存制度或具有宗教和民族性质”的政党组织,严惩一切“反国家的政治活动”。[21]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还将国名改为单一的南斯拉夫王国,把原来的33个州改为9个行省,塞尔维亚人在其中的5个省占有多数,而非南斯拉夫民族在国家政府中没有任何地位。经济上,南斯拉夫王国没有采取有效政策来缩小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相反,通过强化塞尔维亚的做法来扩大这种差距。宗教信仰上,南斯拉夫王国对塞尔维亚人所信奉的东正教给予特别的关照,使之拥有比较大的权益;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所信奉的天主教却享受不到这些权益,至于说阿尔巴尼亚族和波黑塞族穆斯林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地位就更低了。总之,南斯拉夫王国表面上是维系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但实际上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由此产生的民族离心力更强、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更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中东欧国家都在凡尔赛体系中受国际政治不认同的撕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条约》“伤害”最大的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保加利亚是德、奥的盟友,因而在战后都成了战败国,割地赔款受限制,心中深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利用民众对《凡尔赛条约》不满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煽动复仇主义和沙文主义,利用匈牙利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与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保加利亚的直接反应虽然不像匈牙利那样激烈,但对塞尔维亚参与分割马其顿耿耿于怀,也因此与塞尔维亚人的关系紧张。根据相关条约,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失去的领土大多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三国得到。因此,与前两个国家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相反,后三个国家主竭力反对修约,为此,它们还组成了巴尔干“小协约国”。匈牙利、保加利亚与小协约国之间的矛盾[22],“集中反映了战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东欧各国后来截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即追随德国法西斯还是反抗法西斯的重大政治原因”。[23]

希腊、阿尔巴尼亚波兰和波罗地海三国虽然没有陷入上述两类国家所面临的那些纠结,但在认同政治上也各有难处。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问题是在实行什么政体上缺乏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君制,1924年改为共和制,1935年又改为君主制。从1920年再次独立,先是民主政府,1925年成立共和国,1928年又改为王国。与希腊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政坛上的主角就是索古一个人。波罗地海三国都很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是为生存而奋斗。波兰国家虽然是中东欧国家中最大的,但它的东西两端是比它更为强大的苏联和德国。波兰的内部认同是靠毕苏茨基的强人统治,但外部却因既没有加入反对修约方也没有与要求修方为伍而缺乏国际社会对它的认同。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凡尔赛条约》划定了它与波兰的边界。波苏边界划分却十分曲折。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双方都对战后边界划分不满,导致苏联和波兰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也直接导致了苏联伙同纳粹德国于1939年瓜分了波兰。战后,同样是在大国的主导下,波兰东西边界都发生了向西位移。

第二次大战中,中东欧国家中的一些国家或被占领或被瓜分,另一些国家则与德意法西斯为伍。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遍及欧亚非三大洲,但是,中东欧是欧洲的最初的战场也是主要的战场之一。命运又一次将中东欧国家卷入战争的漩涡,但主角是大国,中东欧国家只扮演悲剧性的配角或流浪者。即便它们的反法西斯运动,活动范围和力度也都附着在东西方大国关系框架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确立了雅尔塔体系,欧洲一分为二。在这个体系中,希腊属于西欧国家,波罗地海三国成了苏联的组成部分,而其他七国加上1949年诞生的东德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地缘政治意义上东欧国家。在此后的40多年中,这些东欧国家就在这个体系中挣扎。在体现大国利益的雅尔塔体系中,民族关系和国家建构上的不认同只能深藏于内心。在苏联放松控制或改变控制方式时,东欧国家在某些方面的不认同也时有显露出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言论和行为。同样是在雅尔塔体系当中,中东欧民族的内心还有着一些看似很荒谬隐情:“波希米西属于捷克还是德国?特兰西瓦尼亚是匈牙利的还是罗马尼亚的?乌克兰人属于波兰还是俄罗斯?克罗地亚的边界在哪儿?保加利亚的领土在什么地方?塞尔维亚和希腊又在哪里?”[24]总之,东欧国家表面上的政治认同是建立在内外背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的一切不认同都是在无声或有声中慢慢地积累着。

对东欧国家来说,它们核心的不认同就是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东欧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受苏联控制和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这八个国家在成为东欧国家之前是受不同的西欧国家控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模式。决定它们成为东欧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关系,而非它们自己的选择。雅尔塔体系将分裂的欧洲现实固化下来,楚河汉界,井水不能犯河水。但是,无论从西方角度还是从苏联角度,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水火不容,于是出现划定范围(在欧洲)、限定方式(不直接动武)的冷战。东欧国家将自诞生以来跟随和模仿西方并采取欧洲的发展模式,但在雅尔塔体系中成了西方的弃儿。它们不得不彻底割断欧洲模式,不得不全面实行苏联模式和接受苏联的控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只有在苏联在改革这种模式的时候,东欧国家似乎才看到了一丝光亮,努力地去改革甚至想借机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但是,东欧国家这方面的言行如果跨越了雅尔塔体系,苏联毫不犹豫地用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将它们压制下去,而西方国家也是袖手旁观。所以,东欧国家从内心上说对苏联模式根本没有政治好感,更没有真正的认同感。有波兰学者将东欧国家对欧洲模式的留恋称为传统认同,而把对苏联模式的态度叫做“假想认同”,东欧国家同苏联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这种两种认同之间的矛盾。[25]正因如此,在冷战结束之际,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和对苏联的长期积累的怨气一下迸发出来,所谓“东欧剧变”在东欧人自己眼里就是“回归欧洲”,延续的国家向欧洲模式转型,而新独立的民族则按欧盟给出的“欧洲方式”构建的。[26]

在苏联模式之下,作为国家建构主要基础的民族认同长期被误读,这是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在实现苏联模式的国家中,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存在民主问题,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思想指导下,这三个联邦制国家在民族政策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陷。事实上,“现代国家建立的关键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一种充满激情的大众对基于领土、语言、文字的国家认同”。[27]这样的民族主义在东欧广泛地存在,在苏联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也存在。“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将证明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苏联化是肤浅的。波罗的海各民族努力保持对独立时代的历史记忆,在独立的20年中它们是欧洲政治和文化的坚实的一部分,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他们在遣产和生活方式方面是最西方化的共和国。”[28]

南斯拉夫根据1946年宪法建立了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平等,但事实上平等的只是斯拉夫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五个共和国的主体就是这五个同名的民族,波黑的主体则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和波黑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虽然人口数量大,但只能是少数民族。他们所在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面积虽然比黑山的大,但也只是塞尔维亚共和国治下的自治省。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平息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历史恩怨,反而强化了科索沃问题。有学者指出:“南共中央战后照搬苏联的方案,采取的行政区划制度日后产生了诸多问题,它成为南斯拉夫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性隐患。”[29]

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虽然语言相近、信仰相同,但历史境遇却不完全相同。在同处一国的时候,由于捷克人处于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斯洛伐克人感到的常常是不平等。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虽然长时间共处一国,但在绝大多数民众中没有形成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意识。至于说被强行并入苏联的波罗地海三国,对苏联更是没有丝毫的认同感。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老城边上,有一座“1940-1991年被占领博物馆”。它要告诉人们的是,在波罗地海三国民众的心中,苏联和德国都是占领者,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苏联更甚。对他们来说,苏联的最后一次占领不仅剥夺了三国的独立,而且把它们强行并入苏联并统治了40多年。在这40多年中,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的减少,俄罗斯人的移入,共产党员人数的增加,都被视为苏联对波罗地海的“殖民地化”。[30]正是由于不认同它们所在的国家,南斯拉夫社会制度剧变的同时,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也解体了。由于民族关系复杂且历史包袱沉重,南斯拉夫的解体不仅血腥,而且时长,甚至可以上说今天还没有结束,因为科索沃的最终地位仍然没有确定。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在剧变之后和平分手,苏联的解体则是从波罗地海首先开始的。

在此后的30多年中,由原东欧国家演变而来的中东欧13国,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波罗地海三国走出了苏联扎结的篱笆,无一例外地回归了欧洲。从社会发展模式上说,它们全部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但是,从新国家构建上说,它们中的一些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欧洲模式自身的特点,这些国家无论在社会转型还是在新国家构建或是在这两者完成了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都有较大的自由度,每个国家可以尽情地展示自身特征。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以融入欧洲一体化为目的,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欧盟有欧盟的规则,北约有北约的纪律,所以,中东欧国家实际上又进入了新的约束“牢笼”。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回归欧洲”就意味着它们必须让渡一些它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才得到的国家主权或民族特性。所以,如今的这些中东欧国家正纠结于“共性”(加入欧盟)和“个性”(维护主权)之间,依旧摆脱不了社会发展上“被动依赖”的宿命。从认同政治上说,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管控下,中东欧国家在主权、疆界和人口构建上的不认同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都被大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强行地压制下来。在这方面,波黑之成国和科索沃之“成国”[31]就是非常显性的例证。更为重要的,前述那些影响认同的因素如今多半还在,有的弱化了,但也有的强化了。所以,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上,中东欧一些国家仍然处于认同政治背离的困境之中。


结  语

中东欧原本是地缘政治上的东欧消失之后出现的一种地区称谓。但随着陆续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单独区域的中东欧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从学术研究角度说,2012年以后,对中东欧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分野。国外学界关注的重点,一是这些国家与欧盟的关系,二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历史,三是政治腐败和民族冲突,四是国别研究。国外学术界少有将它们再作为一个区域进行整体研究的文献了,越来越淡化中东欧的整体性。中国学界刚好相反,不仅越来越强调中东欧的整体性,而且还不断地扩大中东欧地区的外延,将从苏联分离出来的波罗地海三国和原属西欧的希腊纳入到中东欧,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17+1”)的框架下进行整体研究和国别研究。与此同时,对由17国组成的中东欧的研究重点主要不在于历史也不是政治,而聚焦在中国同它们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上面,中东欧国家的国别研究也基本服务于此。时代在发展,学术也要与时俱进,但是深层次的、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大概还不能抛弃。为了使“17+1”合作走得更好、更远,仍然而要从历史、从国际政治角度关注这些国家的前世今生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上述五个部分从欧洲史角度论及了中东欧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认同政治,重点剖析了影响认同的各种因素。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写这些,主要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观察中东欧不能单从西方的或中国的视角去认识和评析中东欧,更应重视从中东欧自身的多样性、差异性来解读中东欧,“万花筒”式的中东欧才是真实的;第二,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和国家构建上的不认同仍然存在。当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相邻国家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稳,地区和国际局势比较安定的时候,这些不认同多半是隐性的。反之,这些不认同就可能以包括冲突在内的多种方式显现出;第三,在中东欧,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政治不认同是正常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可以利用,但不可能人为地改变。从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视它们为一个整体,它们就真的是一个整体了。需要以正确的心态观察中东欧,在求“同”的同时,要时时关注“异”及其成因。第四,基于以上几点,从学术研究应有的内在逻辑上看,本文论及的中东欧很难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研究对象,更谈不上构建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东欧研究”学科了。[32]



*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笔者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和《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①] 王缉思:《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874.html,2020-04-11。

[②] 到底如何界定中东欧,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只是以由17国组成的中东欧为研究对象,而不意味着对这样的区域组合的认同。

[③] 参见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0页。

[④] Jean W. Sedlar,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000-150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8

[⑤] Peter F. Sugar,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p.ix.

[⑥] 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⑦] 王美秀、段琦、文庸、乐峰等:《基督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

[⑧] 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⑨] 王美秀、段琦、文庸、乐峰等等:《基督教史》,第132页。

[⑩] 郝时远主编:《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页。

[11]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2] Denns P. Hupchich and Harold E. Cox, The Palgrave Concise Historical Atlas of Eastern Europe, Palgrave, 2001, Map4: Eastern Europe-Cultural.

[13] 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70-71页。

[14]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1919年1月的《讷伊条约》,保加利亚西部的马其顿地区被分割出去,其中,斯特鲁米察给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受琴海沿岸的西色雷斯给了希腊,南多布罗加的部分地区给了罗马尼亚。

[15] [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243页。

[16] 余建华:《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第75页。

[17] 转引自刘祖熙:《波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44-345页。

[18] Denns P. Hupchich and Harold E. Cox, The Palgrave Concise Historical Atlas of Eastern Europe, N.Y.:Palgrave, 2001, Map 43: Eastern Europe,1923.

[19] Cf.Dennis P. Hupchick and Harold E. Cox, The Palgrave Concise Historical Atlas of Eastern Europe, N.Y.:palgrave, 2001,Map 44:Hungary after Trianon,1920-1939.

[20] Aniba F. Prazmowsk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2.

[21] 郝时远主编:《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22] “小协约国“是指在1920年、1921年间,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共同组成的一个同盟。同盟目的为了抑制匈牙利的民族统一主义及领土收复主义,以及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重建。法国认为,“小协约国”可以重建对德国的两线夹击威胁,是一个保障法国安全机会。缘于此,法国支持这个同盟,与“小协约国”的盟国签订了多个条约。由于英法对德意法西斯实施绥靖政策,小协约国在1936年开始崩解,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同盟完全解散。

[23] 唐春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24] Peter F. Sugar, East European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Religi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p.7.

[25] 参见[波]布克辛斯,《中东欧政治认为的转型:以波兰为例》,《现代哲学》2012年第1期,第1-8页。

[26] 参见刘作奎:《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政策研究(1991-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7] Stephen R. Bowers, “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Conflict Studies, No.248, Feb. 1992.

[28]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王加丰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第158页。

[29] 陈志强:《科索沃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页。

[30] 孔寒冰:《寒冰走苏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3页;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132-144页。

[31] 科索沃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并没有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承认。

[32] 徐刚:《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基于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1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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