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加强党的建设,正视新的风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81 次 更新时间:2004-08-04 13: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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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 (进入专栏)  

  

  前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号召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深刻地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具体指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55、57页)这体现出我们伟大的党敢于正视矛盾与风险,承认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和决心战胜风险的勇气与魄力。对党的建设可能面临的新考验与新危险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嘹望〉杂志26期戚戚的文章《人世后党建面临新考验》、中央组织中央组织部课题组〈中国调查报告〉与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等论著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观点与资料,似可概括为以下几种必须正视和值得重视的潜在的风险:

  

  1、执政党的物质基础有削弱的危险;

  2、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动摇的危险;

  3、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基础有失效的危险;

  4、执政党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风险有失误的危险;

  5、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空洞化的危险。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在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从总体上看,中国近20多年来取得了改革与开放的成功,获得了经济、社会、技术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成就,并展示出美好的前景,但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在文中不能一一列举证明这种大好形势的有关论据和数据,只侧重介绍有关入世后党建面临的新考验的论述。特此说明。

  

  一、 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防止执政党的物质基础出现削弱的危险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上书25—26页)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时,必须正视现实中出现的矛盾与风险。

  

  戚戚的文章指出,“入世议定书中,中国承诺政府不影响国有企业经营、不再对国有企业补贴、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今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将占更为有利的地位,它们没有国企办社会,承担退休职工和在职冗员工资与福利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这将使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份额不断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有削弱的危险。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国政府作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代表对企业所有者的角色,今后将如何扮演?”(2002年第1661期《报刊文摘》)这是一个影响执政党的物质基础将是加强还是削弱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年中国调查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5月)中,虞云耀在序言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国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队伍也在发生变化,如何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形势下,工人阶级队伍的构成状况在变化,大批职工下岗,许多国有企业职工转向非公有制企业,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看待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怎样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党的先进性为何体现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时代要求?”在《中国调查报告》书中(199—206页)辽宁省委组织部课题组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中若干矛盾问题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出,加入WTO后,“国有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能否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有企业生死存亡,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其中突出的矛盾包括劳动力过剩已成为阻碍国企改革的大难题。2000年10月辽宁国企共下岗职工193.9万人,占同期国企职工总数的12.4%,高于全国7.9%。每年国企下岗职工占全省下岗职工总数55%。下岗职工中有54%处于待业状态,家庭人均年收入3302元,为全省平均收入的一半。每人月均收入低于100元的占4.7%,100—200元的24.7%,200—400元的占44%,即73.4%的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400元;400元以上的只占26.4%。“收入微薄,负担又重,相当部分职工生活困难,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2000年1—10月辽宁企业职工上访批次和人次占群体上访总批次和人次的56.2%和57%。葫芦岛的杨家林子矿务局因破产善后处理不当,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治安事件,一度使杨矿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交通处于瘫痪状态,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国企改革和发展中矛盾问题的产生有历史的复杂的因素,包括:不可再生的资源枯竭,企业严重老化,50年来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但投入不足,1999年150户企业累计折旧1020亿元,而固定资产投入完成额仅为236亿元,资产净值率64%。富余人员从原来约占1/3,减为20%,以及下岗、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子女上学、就业、福利等负担沉重。企业还负担社区福利建设的任务,从交通道路、水电通讯、社会治安、社区环保到部分农民就业安排,加大了企业成本。这样,在加入WTO后,国企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竞争处于不平等的不利地位。中国的大豆生产,在生产经营规模、品种、机械化等方面,黑龙江国营农场可与美国大豆竞争,但是黑龙江农场系统的社会负担重,仅退离休军官、干部的工资加上社会负担就近7亿元,摊到生产成本上就难以同国外竞争。全国2001年就进口了1400万吨大豆。因此,加入WTO后,国有企业的比重、数量、经济实力将逐步下降。国企改革,包括500家大型国企,将推行股份制,允许外资入股。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与共同发展。将使国有制企业的“国有”的概念与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这将使多年来形成的执政党的物质基础——国有制企业实际上被削弱,使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国有制企业的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害。特别是下岗工人和改制后的外资、私人企业的雇佣工人的身份改变、地位改变了,甚至少部分工人可能由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成为向党和政府游行示威、群体性上访的参加者。安徽省委组织部课题组调查:亳州市工农收入差距,1978年为382元,1990年为1291元,到1999年为4075元;马鞍山市耕地10万亩(1985年),每年被占2000亩,现在只剩7万亩。少一分耕地,农民就少一份生存空间。全国农村劳动力4.4亿人,剩余劳动力为1.2亿人以上。农民近年收入增长缓慢,种粮效益下降。入世后困难更多,而负担却增大。于是,入世后,不掌握高新技术的工人和农民成了弱势群体。

  

  对于党员在各阶层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同样反映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课题组调查各阶层中党员所占比例为:

   深圳 合肥 汉川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100.00 77.50 100.00

   经理人员 37.70 58.80 53.80

   私营企业主 22.20 24.40 9.10

   专业技术人员 27.20 27.20 17.80

   产业工人 0.00 13.30 5.90

   ~~~~~~~~~~~~~~~~~~~~~~~~~~~~~~~~~~~~~~~~~~~~~~~~~~~~~~~~~~

  报告认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有极大比例。”(陆学艺编:〈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36、38页)

  

  这些事实确实意味着我们执政党的物质基础有削弱的危险。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绝不能漠视、忽视、拒不承认这种现实的危险,必须正视危险,努力设法正确处理和缓解、消除客观存在的危险。

  

  坚决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的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提供新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上书,第30页)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党的阶级基础、物质基础绝不动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二、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正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有动摇的危险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戚戚的文章指出,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首先要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要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这要从就业政策、分配政策等方面体现出来。在入世条件下能否成功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保护弱势群体问题,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强调:“一旦解决不好,党的群众基础确实有动摇的危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因而缺少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这种状况明显影响着社会心态的稳定,从而也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对于制度性垄断现象与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使各阶层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出现了扭曲的不合理的后果,应该富的人没能富起来,而不该富起来的人却都富起来了。如下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76—77页)

  

  1999年汉川市城乡居民对收入分配的看法

  调查问题 ①是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人(%) ②是应该获得高收入的人(%) ①÷②

  当官的人 69.2 13.6 5.10

  有资产的人 33.8 16.5 2.05

  有技术专长的人 28.7 56.1 0.51

  有社会关系的人 28.4 9.9 2.87

  有文化学历的人 26.1 57.9 0.45

  胆大敢干的人 21.3 17.4 1.22

  家庭背景硬的人 20.3 4.3 4.72

  脑子聪明的人 19.9 27.2 0.73

  吃苦耐劳的人 16.3 57.8 0.28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在0—1之间,0为完全相同,<0.2以下为平均,>0.5收入差距悬殊)接近0.4(1999年为0.397)的国际警戒线,连续几年在上升。如得不到遏制,可能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利于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人民日报2000年5月16日(海外版)刊登的专家调查称,最富裕的群体为以下10类人:部分私营企业主;外企、国际机构中方高级雇员;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机构项目经理;部分个体工商户;部分企业承包者、技术入股者;名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运动员;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商和会计师;部分经常讲课、评审的教授、专家、司局长;少数违法经营者(走私、贩毒、卖淫、贩卖人口、文物等);极少数腐败官员。

  

  中国目前较贫困的群众为以下6类人:长期失业者;下岗失业人员;靠社会救济生活者;自然、经济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民;早年退休人员;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农村分化为8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民管理者阶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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