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以成己与成物过程为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5 次 更新时间:2010-11-11 21: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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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内容提要】 个体之域或私人之域涉及与个人相关的各个方面,后者既非直接呈现或展开于社会之中,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控制和支配。与之相对的公共之域,则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相互作用之上,具有开放性、外在性、公开性等特点。就成己(成就自我)与成物(广义的变革世界)过程而言,个体之域的确认,蕴含着对人的独特个性的关注。作为具体的存在,人总是参与不同的实践生活,并在社会实践的多方面展开中,形成了多重的存在形态(包括“身份”和角色),公共领域的社会成员与个体领域中的个人,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不同“身份”或角色。作为同一存在的不同形态,这些不同的角色或身份具有本体论上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同时也使身份之后的存在领域难以相互分离,而是更多地呈现为彼此的互动。

  【关 键 词】个体之域/公共领域/成己与成物

  

  自由的个性以及个体的自我成就,都较为直接地牵连着自我的空间或个人的领域,并在更广意义上涉及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后者则进一步同成己(成就自我)与成物(广义的变革世界)过程在社会领域的历史展开相联系。同成己与成物的统一相应,公共领域与个体领域并非彼此隔绝。在个体存在与公共之域的关联中,成己与成物、自我实现与社会制约展开为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

  

   一

  

  历史地看,私人领域曾被理解为与政治领域相对的社会领域,按哈贝马斯的考查,近代苏格兰的哲学家便将与公共权力相对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视为私人领域①。在另一些视域中,私人领域则与私人性生活相联系,其特点在于退隐于公共的世界或非暴露于公众:“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相当于应该显现出来的东西与应该隐藏起来的东西之间的区分。”②与私人领域相对的公共领域,则或者被视为区别于社会领域的政治领域③,或者被理解为呈现于外并将人聚集在一起的“共同的世界”④,或者被规定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向所有公民开放,公众及公共意见均形成于其中⑤。本文所讨论的“个人之域”(或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或公共领域)与近代以来社会政治论域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既有相通之处,又非完全重合。大致而言,关于个体之域(或私人领域)与公共之域(或公共领域),本文所侧重的主要是个人与社会之分。这一视域中的个体之域或私人之域涉及与个人相关的各个方面,后者既非直接呈现或展开于社会之中,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控制和支配。与之相对的公共之域,则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相互作用之上,具有开放性、外在性、公开性等特点⑥。如果说,将个人与私人领域联系起来,主要在于指出个人的存在形态中包含着无法消解于社会的方面,那么,从公共之域的角度理解社会,则突出了社会的存在形态所具有的相互交往、共同生活、公开参与等性质。如后文将论及的,个体之域与公共之域并非彼此隔绝,二者的区分本身也具有某种相对性。当然,就个体的存在而言,其自我认同和自我成就往往多方面地关涉上述意义中的个人之域或私人领域,事实上,从现实的形态看,与私人空间相关的精神活动与实践过程,同时构成了成己的重要方面。

  如上所述,公共领域或社会领域往往呈现外在的形态,相对于此,个体之域或私人领域的特点则首先体现于内在的观念层面。从内在的观念之维看,品格在个体之域或私人领域之中无疑有独特的意义。此处的品格是就广义而言,既包括伦理之域的德性,也兼及人的多样个性和精神素质。品格的不同形态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伦理品格的德性与善相联系,更多地展示正面的价值意义;个性、洞察力、理解力等精神品格,则具有某种价值中立的特点。但不管其具体的价值内涵如何,品格都与自我的存在无法分离,并相应地呈现个体之维。

  这里似乎可以对作为伦理品格的德性与外在的伦理规范作一区分。伦理规范作为普遍的社会准则,具有公共的性质,相形之下,德性作为个体的内在规定,则具有某种私人性。通常所谓公德,主要与德性所涉及的对象或德性作用的背景相关,就其存在方式而言,作用于外在社会对象、社会关系的德性依然内在于自我,并具有个体性的特点。与以上区分相联系的,是社会的改造与自我的完善之别。社会的改造以体制的变革、社会形态的转换等为内容,涉及的是外在的社会对象;自我的完善如果从伦理层面加以考察,则以德性的培养等为指向,它更多地关涉个体精神的提升、人格的转换。自我的完善当然并非与社会的改造毫不相关,事实上,在社会的改造与自我的完善之间,总是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然而,以体制等层面的变革为目标,社会变革毕竟更直接地涉及公共的领域,与之相对的自我完善则首先基于个体自身的要求和努力,并体现为内在德性的培养,后者显然不同于公共性的过程。社会改造与自我完善的以上分别,决定了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一旦把自我的完善理解为社会对人的外在改造,便意味着将私人领域完全公共化。由此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对私人空间的漠视,而且是对个体与自我的消解。历史上,“腹诽”与“心谤”曾被作为治罪的依据⑦,所谓“腹诽”、“心谤”,涉及的便是个体内在的意识活动,以此问罪,不仅意味着控制个体的内在意识活动,而且也相应地否定个体可以拥有能够自由思想的内在自我。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社会的变革曾伴随着所谓“思想改造”、“灵魂革命”等主张和要求,这些主张和要求往往又被进一步引向对个体的外在灌输、改造,其逻辑的趋向表现为无视或扼杀个性,而与后者相联系的则是自我的虚无化。

  个体的品格当然不限于伦理之域的德性,与人的存在形态以及实践活动的多样性相应,个体的品格也具有多样的形态。从情感到意志,从理性到直觉,从体验到感受,自我在个性、能力、心理定势、精神素质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一层面的个体品格,其形成无疑涉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包括个体间情感的沟通、通过接受和掌握社会地形成的知识成果而培养并提升理性的能力等。然而,以上的互动同时又始终基于个体自身的情意体验和所思所悟,无论是个性,抑或其他精神品格,其形成过程和存在形态,都有自身的特点,这种形成过程和存在形态既无法完全公共化、普遍化,也难以纳入整齐划一的外在模式。诚然,内在的精神品格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于广义的知、行过程之中,并通过现实的作用而渗入公共领域的实践活动,但是,作用并参与公共领域的实践过程,并不意味着精神品格本身也仅仅以公共性为其形态,在作用于外的同时,精神品格总是存在于具体的自我之内。以情感世界而言,自尊、敬重分别涉及对待自我与对待他人的态度;作为真诚的情感体验,它们同时表现为内在于自我的个体性感受,而有别于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评论或公众意见。这些感受一旦刻意地“展示”于公共之域,便往往流于外在的姿态,具有某种矫饰的意味,从而不再是自我的真情实感。情感体验、精神品格与自我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的内在性,使之在存在形态上区别于外在的体制、普遍的规范,具有不同于公共性的个体特点,后者又在更广的意义上构成了人的个性及精神品格多样性、丰富性的根据和前提。

  作为社会的存在,个体不仅内含多样的精神品格,而且有着不同的价值关怀,后者具体展开于道德理想、政治信念、人生取向、终极关切、宗教信仰等。如前所述,精神品格主要表现为人的内在存在规定,比较而言,价值关怀更多地涉及意义的追求和理想存在形态的期望。当然,精神品格和价值关怀并非彼此分离,以伦理德性与道德理想的关系而言,二者所呈现的,是互融互渗的关系:伦理德性以道德理想为其题中之义,道德理想在个体之中的形成则基于个体所具有的伦理德性。这种相通性,在更内在的层面又以二者都涉及个体存在为根据:尽管伦理德性与道德理想都包含普遍的、社会的内容,但它们同时又表现为个体性的规定或个体性的追求,并且都只有在具体的个体中,才取得现实的存在形态。

  同样,在政治领域,其体制机构、运作过程,无疑具有公共性,但体现一定价值取向的政治信念,却首先与特定个体相联系,表现为个体的追求与期望。个体倾向于什么样的政治理念、选择何种政治理想,固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这种认同和选择,最终又总是由个体自身作出。作为政治领域的实践主体,自我诚然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以使自身的行为具有合法性,然而,个体的政治角色与政治意识并非完全重合,在公共的领域履行某种政治职责,也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政治意识与之完全同一,例如,君主政体中的政治人物,便可以在参与君主体制内各种政治活动的同时,又接受某种共和的理想。在观念层面,即使政治实践的主体,仍然可以有自我的空间。相对于政治机构及其运作的公共性,以内在政治信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关怀,无疑具有个体性或私人性,忽视了后者,不仅将抹杀体制事实与政治意识的区分,而且容易导致对政治领域实践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价值关怀的个体之维,在宗教信仰中得到了更内在的体现。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形之于外的方面,包括宗教组织、宗教仪式、宗教建筑、宗教戒律、宗教活动等,这些方面在不同的意义上呈现了公共的、社会的性质。但同时,作为终极关切的体现,宗教又有内在的方面,后者具体地表现为自我的信仰、信念、期望等形态。相对于组织(如教会)、仪式、戒律等的外在性,信仰、信念等更多地渗入了个体在情感上的体验、认同;是否皈依某种宗教、对超验存在抱有何种程度的信仰,都表现为自我精神领域的选择。如果说,以社会组织形态出现的宗教具有公共性质,那么,个体的宗教信仰则具有私人性。如果将信仰等同于公共领域行为,往往会导致对私人领域的外在干涉,甚至对个体的迫害。欧洲的中世纪,便曾出现把个体信仰加以公共化的趋向,与之相伴随的,常常是对私人空间的各种干预,包括各种形式的宗教迫害。

  较之终极关切的形上性质,个体之域的另一些存在形态更多地与日常生活世界相关。就观念的层面而言,首先可以一提的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习惯等,从饮食上的个人口味,到服饰上的偏好;从业余的嗜好,到休闲的意愿;从作息起居方面的个人习惯,到体育健身方面的爱好,个人的生活空间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体现。作为生命生产与再生产借以实现的形式,日常的生活构成了人在世过程的重要方面,与之相联系的兴趣、习惯、爱好等,则赋予日常生活以个性化的特点和丰富多样的品格。以日常生活的现实展开为背景,兴趣、习惯、爱好等本身也体现了自我的个体性生存方式和存在形态,忽视了自我存在的这一形态,不仅难以达到对日常生活的真实理解,而且将导致个体本身的抽象化。

  兴趣、习惯等主要涉及日常存在中意向性的方面,在更现实的方面,人的日常存在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私人性活动。以家庭生活而言,从家庭成员的收入,到家庭内部的预算、支出;从子女教育,到老人照料;从日常饮食,到旅游休闲;等等,家庭生活展开于不同的层面,这些活动主要表现为私人性的事务,这一点,从家庭预算与政府预算、子女培养与学校教育、家庭中的老人赡养与社区的老人照料等区分中,就不难看到。作为私人性的事务,家庭生活中的以上诸种问题,既不能完全依靠社会来解决,也不能由社会任意地加以干预。同样,个人固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其意念、活动,都有私密性的方面,有些也许不便敞开,有些则不宜公之于众。即使所谓公众人物,其生活也总是有不为公众所知的一面。一般所说的隐私权,便表现为对个体生活私密性的肯定和尊重。广而言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并非仅仅表现为公共领域的现象,而是包含个体性与私人性,后者不仅限于私人关系,如私人间的友情、个人之间的彼此感通、朋友间的亲密交往等,而且涉及更广的层面,从政治、经济领域的共事、合作,到国际关系中的交往,都往往会渗入个人间关系,包括私人性的情谊。交往关系的这种个体之维,既表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交错性、复杂性,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人的存在过程中的个体向度。

  人的存在中的个体之维,根源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性。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内在性,又有外在性。个体固然不能离开与他人的关系而存在,而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但他总是包含着不能为关系所同化或消融的方面。关系相对于个体而言,具有为我而存在的一面。个体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界限:“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这种界限不仅表现在时空上,而且具体化为心理距离、利益差异等。“我”承担的某些社会角色固然可以为他人所替代,但“我”的个体存在却具有不可替代性。存在与角色的差异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个体或自我不能完全为关系所消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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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09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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