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道德的拷问此时出现了。中国经验似乎说明民主化未必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中国的发展已伤害了美欧的软实力。既然中国并非民主，是否阻碍其发展合乎道德？另方面，学界有所谓经济发展可促进民主化的论点，但这似乎意指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改革，因此似乎有为中国辩解之嫌？

国际政治学长期以来以研究欧陆大国关系为圭臬，因此自二战前后现实主义学派登场以来，长期以均势理论为正宗，反映了历史对于社会学科的限制、规范作用。1970年代以后，美国国际政治与经济学界面对欧陆、日本、苏联的兴起，以及越战的挫折，产生怀旧情绪，认为二战之后一个世代的美国独强地位，才是最好的世界，于是提出霸权稳定论，将一个实然面的问题包装上应然的意涵。

到了1990年代，苏联瓦解，欧洲福利国家与日本成长顿挫，美国重登独强，学界中生代急急出版“历史终结论”、“帝国”、“注定领导”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堪称霸权稳定论的第二次出台；而这次却是认为霸权重启、薄海欢腾。

但现实主义前辈学者对此从未尽信，因此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大外交”，教育后人均势势必重启，宜防患未然，或以“文明冲突论”包装美欧合作，预先抵御中国与伊斯兰社会之快速崛起。

对霸权稳定论的一些质疑

可以说，四十余年来，霸权稳定论已经以不同面貌出现过两次，而均势理论也从未过时。均势从来并不稳定，也没有一层级体系的秩序，对于人类安全福祉，似乎不如霸权之有利。然而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使得人们对于宣扬美国主导世局之必要的霸权稳定论，抱持审慎的保留。

其一，霸权由谁制衡？国内政治强调分权制衡，国际政治倘若产生霸权，谁能制衡？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特别是布什总统任内，侵略了一些中东国家；然而人们甚至对于质疑美国都感心虚，似乎那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于是实然产生应然，权力定义正义，“新世界”压倒“老欧洲”。

其二，这个霸权的前提是欧洲分裂、中印落后。如果欧盟在安全事务上统一，或者中国、印度的发展程度达到台湾的水准，美国霸权就势必结束，形成文明均势。欧盟前景姑且不论，中国、印度的发展与美国霸权在结构上的冲突势不可免。但中国与印度等国的发展，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就此而言，霸权终将、也必须结束，以让位于全世界的发展。

道德包装与策略选择

一个道德的拷问此时出现了。中国经验似乎说明民主化未必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中国的发展已伤害了美欧的软实力。既然中国并非民主，是否阻碍其发展合乎道德？另方面，学界有所谓经济发展可促进民主化的论点，但这似乎意指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改革，因此似乎有为中国辩解之嫌？

如此的争论，到最后会涉及一个重大的道德争议与隐含的战略选择，即一个已经在中东地区多次表现出随意性的所谓“善良”的美国霸权，与虽然期望能够“和平崛起”，但随着经济发展、实力成长，而在涉及本国领土的争端上表现愈益强势的中国之间，谁更道德？霸权是否意涵着某种道德或不道德？不民主的国家是否在国际政治上就更加道德或不道德？

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具有争议性，但是，道德问题往往被用来包装现实利益与权力政治，而利益与权力都正在快速变动，以致道德包装一方面更显重要，另方面却又可能更加具有误导性，从而可能在结构断裂时，更为严重地伤害多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小国家的利益。

总之，“霸权稳定”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如果霸权凌夷，现实趋于改变，那么对于过往霸权带来的发展与稳定的怀旧情绪，也应早早抛弃。如果小国认知到生存议题至为优先，就更得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包装，或伪善面具，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作者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全球研究学程访问学者，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