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铭: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21-01-21 17: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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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 (进入专栏)  

   摘    要:

   近年来, “中国崛起”成了国际学术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 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构建“中国学”要注重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 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加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研究, 提高“中国话语”的吸引力, 使“中国学”真正成为本土化的以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研究中国的学问。

   关键词: 中国崛起; 中国学; 本土化; 

  

   一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从1978年到2007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 年均实际增长9.8%, 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 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12009年中国的出口额超过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贸易总量占全球近10%,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跃居世界第二位。从此, “中国崛起”成了国际学术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tence H.Summers) 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 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 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 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认为, “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 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 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指出:“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 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 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3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的时代, 期待我们要用新的视野去观察“中国实践”, 用新的思维去研究“中国问题”, 用新的理论去诠释“中国道路”, 用新的学术话语应答“中国奇迹”。因此,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 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二

   进入21世纪, 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如火如荼, 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场域”, 发展成为一种显学。4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在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 也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 已经成为不断占据学术界视野的学术焦点和发展流向。然而关于海外对中国研究的定位众说纷纭, 有称谓汉学、国际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世界汉学、新汉学的, 也有称谓中国学、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国际中国文化的, 等等。综观国内学界的研究, 存在“海外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和四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一) 超越“旧汉学”, 提出“新汉学”

   汉学 (Sinology) 是欧洲人的术语, 其希腊语词根的本义是指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国。按照国内学术界的习惯, 汉学主要是指外国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5作为根植于中国, 发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 世界汉学历经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不同阶段, 已经发展成为三大板块:东亚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欧洲汉学, 时至今日, 几乎涵盖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全部内容。汉学原来的定义显然有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 所以澳大利亚汉学家任格瑞 (Richard W.Rigby) 6将其称为“新汉学” (New Sinology) 。

   2010年4月28日,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新汉学》一文, 文章认为:“要了解中国在塑造世界秩序中将会、能够并且必须发挥怎样的作用,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并在所有层面上同中国进行更坦诚的接触。我认为, 现在是建立一种‘新汉学’的时候了, 这就必须超越过时的‘反华’或‘亲华’概念。”此后, “新汉学”这一概念逐渐被国内学者所引用。2012年11月3-5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 国内外百余位汉学研究者与会。此届大会正式提出了“新汉学”的构想和实践。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认为, 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整个亚太乃至全世界格局的改变, 提出要超越“旧汉学”只注重经史子集等研究的传统, 应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加以研究, 即“新汉学”;二是基于新文献的出土,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有新的汉学”。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则认为, 多年以来, 汉学或西方中国研究由于种种原因, 有忽略中国本土学术的倾向。在理解中国及其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 应整合汉学的知识与中国本土学术。这也属于 “新汉学”的一个角度。总之, 相较于以往的汉学研究, “新汉学”这一概念正被广泛提及。7

   (二) 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中国学”

   中国学 (China Studies) , 又称当代中国研究 (Modern China Studies) , 脱胎于汉学, 崛起于美国。1955年年初,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成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The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 在其成立宗旨中阐述说, “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必须与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 必须依赖个人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8从而推动了传统汉学逐渐向中国学的演变。1959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 成立, “为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和资金保证, 从而使中国学研究步入群体化、规范化轨道”, 9并通过研究“新形势下的对华政策”, 10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服务。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包含两方面的范畴:一是狭义的中国学研究, 主要指具体学科领域更关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比如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当代中国软实力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军事战略研究, 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等等。二是广义的中国学研究, 包括所有的学科领域, 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艺术, 甚至科学技术的理论问题, 等等。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说:“海外中国学”研究涵盖很广, 可以说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括在“中国学”之中。“但一般说来, 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类。这两者应该是互补的, 前者可以为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并为后者提供一些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后者则是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11中国社科院何培忠研究员认为:“‘中国学’是传统‘汉学’在现代的延伸和发展, 而使用‘中国学’这样称谓, 不仅可以包容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 也可以是人们对历史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现代中国有更好的理解。”12可以这么说, 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中国学的演变过程, 实际上也是中国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

   (三) 相互兼容的“中国学”与“汉学”

   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在给《列国汉学史书系》写的序言《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中说:“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 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 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 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 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 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从历史上看, 尽管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 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 其领域越来越广, 越来越深。现在, 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 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 (汉学) 和Chinese Studies (中国学) , 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13

   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更主张, 应该将现在流行的“汉学”、“中国研究”和“中国学”等概念, 统一定名为“国际中国学”。新的名称不仅有利于反映这一学科近代以来“在内涵的价值层面与外在的研究材料层面”的重大变迁和改观, 而且还能够关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 以避免“汉学”的单一民族局限。14

   (四) “汉学”与“中国学”学科性质不同。

   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认为:“汉学”与“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区别, 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 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具体说来, ‘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 即英文所谓的‘humanities’;而‘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 即所谓‘social sciences’。‘汉学’与‘中国研究’在学科性质上的区别, 是由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汉学’主要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其研究方法主要为训诂考据等人文学科的手段;‘中国研究’则以广义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 涉及的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 其研究方法是现代社会科学所倡导的实证手段”。15

   上海社科院王荣华、黄仁伟研究员认为, 从学术史讲, “汉学”具有400年的传统, 拥有成熟完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中国学”则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问, 更注重学术研究对于现实的关照性意义。从学术功能讲, “汉学”是一种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书斋式学问, 是一种“钻故纸堆”的纯学术;“中国学”则注重对现实的关注, 肩负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任务, 甚至可以被称为政府的“智库”。16

   三

   由于理解不同、认识分歧、概念混乱, 面对“海外汉学”还是“海外中国学”的定位, 国内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导致两者并存、各设机构、各办期刊、各开会议、各吹各调。

   (一) 海外汉学研究机构

   早在1992年, 清华大学就设立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1996年9月,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 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海外汉学的实体机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应聘担任这个中心的名誉顾问。中心以海外汉学的发展和现状为研究对象, 其根本任务是对海外中国问题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进行反研究, 探索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特点、方式及其规律, 以便更深入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此后类似的汉学研究机构在全国重要高校中相继成立。

2009年12月8日, 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担任主任, 北京大学文、史、哲、考古等学科的一流学者任基地主任助理与各委员会执行委员。基地的学术活动主要有几方面:一是邀请国外著名汉学家前来进行研究, 并组织学术考察、学术讲座、学术交流及学术会议等活动;二是组织翻译并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传统经典和国内优秀的学术论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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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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