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中国的必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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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进入专栏)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步入现代化,实现小康进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许多长期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就生产力诸要素而言,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矛盾始终是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在举世瞩目的发展与变革进程中,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多重危机之中,至少有四大困境摆在我们与子孙后代的面前。第一个困境: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第二个困境:农业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第三个困境:环境污染的迅速蔓延与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第四个困境:粮食需球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

中国特有的多样化的地理环境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最近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表的《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报告分析了中国环境面临的诸多挑战。

首先是土地资源大规模严重退化。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而其土地面积的2/3以上是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沙漠,可用于人类居住和发展的有效土地十分贫乏。人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紧张情况进一步恶化,与之相伴的是最大规模的草原退化、以及沙漠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盐碱化、土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中国是世界上土壤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2/5的国土面积承受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其中耕地面积的一半以及2/3的草原也受到不同程度水土流失的威胁。1/4的土地面积已经沙化。被沙化的速度迅速加快,50年代-70年代平均每年沙漠化的土地面积为1500平方公里,80年代达到每年2000多平方公里,90年代上升为2500平方公里。目前约有30%的耕地面积出现盐碱化。

草原的退化情况相当严重。西北草原正在以每年1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90%的天然草原呈现不同程度的退化。主要天然草原大部分分布在年平均降雨量低于40%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如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不仅雨量不足,而且长期过度放养,据估计中国北方草原过度放牧的总体程度超过承载能力的30%以上,其中,青海超过15%,内蒙古超过60%,陕西北部超过130%,陕西西北超过150%,宁夏达到了惊人的250%,夕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形一去不返。过去50年中国草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农业要素投入,“只放牧无投入”,对中国畜产品的贡献率低于10%,而同样面积的美国草场却提供了70%的畜产品。

森林赤字扩大。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是不断破坏和砍伐森林的历史,从一个多林国家变为少林国家的历史,到了1949年中国的森林面积只有8500万公顷,低于国土面积的1/10。建国后的50年更是加速砍伐的历史。中国的林业部几乎是“砍大木头部”,直到1998年才开始转为“植树部”,砍林工人转向植树工人。目前,中国的森林面积已达1.6亿公顷,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7%。虽然总体趋势是在增加,但是人均森林覆盖率仍然很低,只有大约0.1公顷,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美国人均水平的1/10,前苏联的1/25(FAO,1997)。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木材消费国,年消费水平约在3亿立方米活立木。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中国每年进口的木材约为1200万立方米,其价值超过55亿美元,而每年出口的价值估计仅为8.24亿美元(FAO,www,fao.org)。从1998年以后,中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保护森林,一是限制木材生产量,严禁砍伐,木材生产量由1998年的5966万立方米减至为2001年的5100万立方米 ;二是大量进口木材及纸浆2001年中国进口原木1686万立方米,相当于全国木材生产量的33%,比1998年的482万立方米(相当于全国生产量的8%)提高了2.5倍;进口纸浆490万吨,比1998年的220万吨提高了1.23倍;两者合计进口金额为37.66亿元,相当于全国进口总额的1.5% 。

木材最大的商业使用者是造纸、纸浆业和建筑业。另有估计认为,中国伐木总量的2/3是被用作非商业性燃料(FAO,www.fao.org)。1995年,中国8.8亿农村人口能源供给的15%来自木材(引自Zhou Dadi,SDPC)。

城市空气质量远远低于国际标准,人们仍生活在相当严重的空气污染环境当中。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世界上受空气污染程度最高的20个城市中中国有16个城市。根据中国国家环保局监测站,1999年在33个城市中有33%达到一级和二级污染指数 ,超过40%的城市只能达到四级或五级,这表明受监测的城市中几乎一般的空气质量是不安全的。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明显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如山西省太原市总悬浮颗粒水平高达世界卫生组织的8倍。各地区和城市空气污染的程度以及污染来源差异甚大。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比南方城市要严重,因为冬天以烧煤取暖;东南沿海地区空气污染是由于车辆日益增加所致。

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根据中国空气污染指数的数据表明,目前至少有2.7亿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环境中,据估计每年空气污染引起的1500万例支气管炎,23000人死于呼吸道疾病,13000人死于心脏病(Wang Huijiong等,1999)。Wu(2000)也报道到,2000年由于空气污染,导致了60万人夭折,55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2000万人患呼吸道疾病。来自重庆和长沙市的数据表明,严重污染地区死于肺癌的人数比空气质量良好的地区分别高出4.7倍和8.8倍(〈联合国一般国家环境和能源评估草案>1999年9月)。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所导致的呼吸道疾病约有17.8万人死亡,相当于城市地区死亡数的7%。

到2000年中国约有1/3的土地受过酸雨的影响,估计1995年酸雨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100亿元,相当于GNP的2%,这些损失包括破坏农作物和森林,减少粮食产量,破坏湖泊生态系统等。

二、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

纵观已经或者大体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都是靠以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支撑和刺激其经济高增长的。面对中国发展的挑战,我们提出不同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非传统模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使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应保持较高的积累和适度的消费(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88年)。这是我们最初的“绿色发展”思想。

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生态开发(Ecological Exploitation)到生态建设(Ecological Construction);从生态赤字(Ecological Deficit)到生态盈余(Ecological Surplus)。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最近发表的《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在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这是不同于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增长优先”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快致富、后清理”,被视为危险之路,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深受其害 。

所谓绿色发展之路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要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时在来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1、我国空气污染控制目标

控制的主要污染源包括燃煤电厂锅炉、工业锅炉和窑炉以及对局部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的其他燃煤设施,控制的重点区域是“两控区”(即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以及对“两控区”酸雨的产生有较大影响的周边省、市和地区。

我国到2000年二氧化硫年排放量约为1995万吨,其中燃煤二氧化硫排放量占总量的90%以上。到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0年基础上削减10%,“两控区”削减20%。

日益增长的机动车尾气已经成为我国主要城市的新型的重要的污染来源。1980年以来,中国许多城市机动车的数量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中国目前的机动车总数为2000万辆,到2010年,这一数字将可望达到5000万辆(He,2000;Wu,2000)。

目前铅中毒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的下一代。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对深圳1万多名在校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污染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在北京,专家发现约20%的北京儿童体内的铅含量超标。在太原所作的调查发现,这里的铅超标率为64%。估计铅中毒可能影响到中国一半城市青年。目前正对全国800万至1000万儿童进行调查,以确定问题的严重性 。

2、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

产业结构由重工业型转向轻工业型、由工业化转向服务业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了“高消耗”、“高排放”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导致服务业占GDP比重低,工业或重工业比重高;在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下,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比重在下降,附加价值较高的出口导向的轻工业比重在上升。

中国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出口产业。低能耗、低污染的信息技术产品在90年代高速增长。

信息具有替代资源和能源的作用,具有降低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的作用。

能源结构由煤炭为主转向非煤炭为主。在传统的能源消费模式下形成了以肮脏型能源为主的(如:煤炭或矿物燃料)能源结构,在新型的能源消费模式下将更多的采用低碳燃料,清洁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煤炭或矿物燃料消费比重下降。英国《经济学家》2002年7月6日一期的封面把二氧化碳称之为环境的“第一敌人”。该刊文章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矿物燃料的使用造成的对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的危害远比那些燃料的价值要高出许多,特别是煤的使用。因此,文章建议要转变对能源的使用方式:从现在对能源不洁净的使用到未来更加清洁的、低碳的使用。原因有三点:第一,转向清洁的能源将使得影响环境的其他因素更容易控制;第二,气候的变化;第三,人体健康,这是所有原因当中最为紧迫的。

资源能源利用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主要开发、使用本国能源,保护本国能源产业垄断;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能源、两种技术和两种市场,大幅度增加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的进口、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的进口,开放国内能源与环保市场。

农业结构由“以粮为纲”转向“以多样化的农业”。农业结构调整有助于恢复我国生态系统功能,遏制生态系统恶化趋势。首先大幅度消减粮食播种面积,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其次,按照生态系统功能发展多元化的多样化的农业、林业、果树业、牧业、养殖业、水产业。再有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绿色植物、绿色药品等高附加价值、无公害、市场需求潜力大的农产品。还有就是大力发展符合国际标准的、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

3、绿色发展需要绿色改革

绿色改革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和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改革就是“基于主动的环境政策和社会伙伴关系的、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变革带来的益处的政策”。换言之,它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为此UNDP的报告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提出综合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二是政府和社会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和互动机制,共同为环保发挥作用,这需要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三是必须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四是要通过技术创新,能使新技术更多地考虑环境,包括设计本身和循环经济问题。

4、绿色发展需要使用绿色GDP

所谓绿色GDP是区别于名义GDP,它是指在名义GDP中扣除了各种自然资本消耗之后的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DP)。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计算,1985年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高达19.83%,1990年降至15.43%,1995年降至为7.80%,1999年又降至为4.50%,与此同时真实国内储蓄率由1985年的11.87%提高至1999年的29.40%。这表明随着自然资产损失的大幅度下降,真实国民福利明显提高。实行绿色GDP是实行绿色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它意味着从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的名义GDP核算单位转向扣除自然与环境成本的绿色GDP。

5、绿色未来目标

即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指数(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与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上升,贫困人口减少,水的使用量有所下降,用水的效率明显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断的减少,水的污染有所控制,空气污染有所控制,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森林面积增加,林木蓄积量扩大,草原有所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治理(见图1)。

  

三、影响未来中国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一是人口增长,1978年全国总人口为9.6亿人,到2001年提高到12.76亿人,净增了3.1亿人,估计到2015年约14亿人,2030年超过14亿。

第二是人口迁移与城市化。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为1.7亿人,到2001年上升为4.8亿人,净增了3.1亿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6%;未来时期是中国城市化加速时期到2015年可能超过6.5亿人或达到7亿人,即使如此中国城市化比例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是经济增长。到2001年底中国GDP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7.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9.4%,今后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在7-8%,GDP总量将翻一番。在传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发展污染型产业,2001年我国原煤产量是1978年为特征的1.79倍,发电量为5.76倍,其中火力发电为5.85倍,生铁为4.18倍,钢为4.80倍,焦碳为2.14倍,水泥为9.8倍,硫酸为4.15倍,农用化肥为3.91倍,乙烯为12.65倍(《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16-117页)。

四是不平等和贫困造成环境退化,环境退化又助长了贫困和不平等。

  

四、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能源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和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污染排放物,发展节能型或非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

二是,市场化改革,放开能源价格印入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使用能源效率,减少政府对能源生产、运输、储藏等环节亏损企业的补贴,减少政府对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的补贴。

三是,城市化发展,使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缓解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效的密集的利用城市规模效益,降低生产与消费成本,集中供热、供暖、供气、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

四是,技术发展,有效利用各类节能技术,各类环保技术,各类IT技术,各类生物技术,各类新式交通运输技术。

五是,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上述信息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他们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前,同样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保质量。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上述信息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他们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前,同样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保质量 。

六是,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例如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模式;建立法制,取代人制;建立立法、执法、监管三为一体的体制;建立市场友好的环保激励制度;改革环保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益,鼓励公共广泛参与;披露各类环保信息与公共政策;消除贫困,寻求社会公证和社会公平。

环保也是一种国际竞争力。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加国家与人民环境保护的意愿和能力。开放市场可以获得新技术,清洁技术增加国际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环保”也是一种国际竞争力。从全球来看,绿色市场、绿色消费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和新型消费。

五、关于绿色贸易壁垒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曾经作为保护本国市场的有效手段――关税贸易壁垒的作用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相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作用日渐加强。而在众多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中,传统的非关税壁垒逐步消减,绿色贸易壁垒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关卡、

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兴起了绿色消费,绿色贸易壁垒应运而生。国际环保公约和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中的有关规定,是国际贸易中的“绿色”法律,从客观上支持了绿色壁垒的形成。而且,这种合法的绿色壁垒还在呈不断加强的趋势,这必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建立的绿色壁垒面前,已经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特别是我国的农产品和轻工产品受损尤为严重。联合国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每年有74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绿色壁垒的不利影响。

(姜爱华、高丽娜:“直面绿色贸易壁垒”,《中国财经报》2002年3月12日)

中国能否在较低收入水平条件下实行绿色发展吗?最近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条件下,大幅度降低污染密度,其中中国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World Bank, 2000, Assessing Globalization)。世界银行发现,当人均收入水平从500美元到2000美元有机污水排放量密度可以减少90%,特别是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其下降幅度速度最快 。中国的空气质量从80年代中期趋于稳定化并有所改进,特别是在那些受到监督的城市,与此同时,中国又经历着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快,贸易和投资开放度较快的过程。

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发现通过采用创新性的低成本战略来限定污染,可以从控制濡染中获得收益。这个新的投资项目取决于环境信息的披露和公开,这对减少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六、从黑色农业到绿色农业

传统农业阶段:精耕细作,劳动密集,有机肥料。

现代要素农业:化肥革命,大量杀虫剂,除草剂,提高土地生产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世界平均103.4公斤;中国295.4公斤,中国相当于世界的2.86倍;相当于同等收入国家的2.45倍 ;高收入国家的2.33倍。肥力下降,土壤板结,土壤有机物减少,出现了化肥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增加了农业成本,土壤投资的质量下降。

“白色革命”:地膜,大棚,密集型使用土地,以空间换时间

“节水革命”:喷灌,滴灌,从浇土地到浇植物

“绿色革命”:生产无公害、高附加值、出口型、环保健康型农产品, 从育种、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纵向环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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