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孟武:“替天行道”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6 次 更新时间:2010-10-2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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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孟武  

“替天行道”,为梁山泊的口号。这个天道观念不但涵义复杂,而且性近玄学,我现在只研究政治上的天道观念,由此说明梁山泊终是草寇集团,没有得到天下的希望。

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例如黄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长,而有熊氏又是当时最强的氏族,所以黄帝同时又为中国的元首,其他如青阳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都是他们当时最大的氏族。氏族乃集合许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内,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同样,由氏族演进为国家之时,元首也须慈爱其臣民。家长要管束其子弟,必须立身以正,足为子弟的模范。子弟服从,一家就可统一,而有相当的威力,而能压服氏族。氏族既已压服,又可利用氏族的威力,征服别的氏族,而组织国家。这就是《尚书•尧典》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根据。

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团体之内,但是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就是他们仍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所谓“仁政”就是由此而产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但是国家和家族又有不同之点,在家族之内,父子关系是自然的,父是父,子是子,任谁都不能变更。反之,在国家之内,君民关系却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的自然,于是又发生了谁是君、谁是民的问题。

人类总喜欢用自己周围的现象,扩充之以观察万物,古代中国人不但用家族现象观察国家,且用家族现象观察宇宙。家有家长,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国有元首,元首亦须慈爱其臣民,同样,宇宙之内,亦有一个主宰,而能慈爱万物。这个宇宙的主宰,中国人称之为天,日月照临,风行雨施,这就是天的慈爱。天是宇宙的主宰,人类社会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社会也受天的支配,这种天道思想由来甚久,《尚书》之中有不少的“天命”、“上帝”、“神后”之言。而把这种观念组织为一个有系统的学问者则为汉儒董仲舒。在秦汉时代,法家思想最见流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思想也见用于政治之上。法家主张法治,希望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但是法由人主制定,“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这样,要束缚人主于法律之内实非易事。儒家主张人治,希望人主任贤使能,使“贤者居位,能者在职”。但是决定谁是贤能的权力又属于人主,“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豁而愚子胥,故灭于越”,法不能拘束君主,人不能掣肘君主,君主不受任何拘束,即君主的权力乃如汉顺帝所说:“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主既有如斯权力,而法治与人又莫能匡救,在民主思想尚未发生以前,学者只有求助于“天”,于是董仲舒就应用阴阳家的学说,把天放在人主之上,使人主见到天象,有所警惕。他主张:“春秋之治,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同时又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复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自董仲舒之后,吾国政治并不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也未受儒家学说的支配。真正控制中国政治的,乃是董仲舒所代表的阴阳学说,吾人观廿四史之五行志即可知之。

但是苍苍者天,不能直接统治人民,必须授命于一人,令他代天统治,这个人就是天子,天子为天的儿子,代天统治人类。但是天是慈爱的,所以天子必须体天之德,同家长爱其子弟一样,爱其赤子;否则天命不祐,天必夺其帝位,以另给别人。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万章章句上》)

但是天不能言,何由知道谁人能够体天之德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凡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欢迎,都可以视为受命于天,而为天子,所以在上文所引万章与孟子的对话,又继以下列文句: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入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同上)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尚书•泰誓下》),在中国历史上,君主因受百姓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不知多少,匹夫因受百姓欢迎而能得到天下的又不知多少,所以聪明的人常能体天之意,施惠于民。不过人民二字尚觉空泛,“人绝对不容易得到全民的欢迎”,但是至少必须得到最有势力的人的欢迎,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巨室(土地贵族)最有势力。那末,秦汉以来,哪一种人最有势力呢?中国本来是个农业国,秦汉以来,又是个官僚国,而中国所以成为官僚国,又由于农业国的生产条件而来。何以说呢?中国经济乃是闭锁的自然的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经济最容易产生割据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又不许割据局面的存在。因为中国农业的基础是筑在水利经济之上,这个水利经济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协力,而后才能成功。如果各地割据,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分,建筑坚固的堤防,而不顾到全流域,那末在上流或下流还是要溃决的。汉明帝时尚有“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之诏。兼以农业依靠水利,齐桓公会诸侯于阳谷,以“无障谷”为盟约之一。所谓无障谷是谓“无障断川谷,专水利也”。水利的独占亦可破坏中国的农业。由于这个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国家要预防割据局面的复兴,不能不打倒土地贵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贵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阶级,以组织官僚国家。这样,士大夫阶级就代替了土地贵族,而取得统治权。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因为中国是官僚国,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农民也有很大的势力,谁能够得到士农的欢迎,谁便可得天之助,而为天子。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士农的欢迎呢?于此,我们又须研究他们两者的生活状况。

士人就是知识阶级,他们利用知识,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识,以取得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他们维持生活的方法,或做师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禄俸。若就普通的情形来说,士人都想做官。这种士人阶级产生于春秋末季(在此以前,不是没有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生活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土地的收入;他们做官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门阀,所以他们与知识阶级不同)。然在当时,士人阶级的人数尚少,他们做官容易,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门人未曾以“仕”为问题,而孔子亦不大言“仕”。到了战国时代,士人阶级已觉过剩,由是就发生了生存竞争,而令土人注意到“仕”的问题,所以在《孟子》里面,孟子门人喜欢问“仕”,而孟子且以“仕”为君子的职务。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岂但以“仕”为君子的职务,且又以“仕”为君子谋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由此可知士人必仕,而仕的目的,好听的说,在于行道,不好听的说,在于救贫。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于仕,所以圣主贤君要得到士人的欢迎,必须大开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当的地位。

农民的生活怎样?他们耕田,他们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来过度剥削。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所以明君在位,必须“不违农民”、“薄其税敛”,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君主能够这样待遇农民,农民亦必讴歌盛德,而愿为之氓。

总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他对于士人能够尊贤使能,对于农民能够薄其税敛,必可得到士农的欢迎,而成为天子。在吾国历史上,最能实行这个政策的,一是汉高祖,他于十一年下诏求贤,诏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年十一月过鲁,又以太牢祀孔子。明太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他于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表示崇奉儒家之意,同年九月亦下诏求贤,诏曰:

“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

汉高祖入关之时,致力收罗人心。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入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执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秦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汉兴,在财政极度困难之际,还是“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十二年以后,又改为三十而税一。明太祖于至正十六年,攻下应天,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入关之时。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

同时,又能安抚农民,凡得到一地,即免该地田赋。这种免租对于人心乃有极大作用,“奚我后,后来其苏”,各地人民希望免租,而希望明军来临,乃是理之必然。

聪明哉明太祖,对于士人尊孔招贤,对于农民,减租免税,士农阶级当然讴歌盛德,希望明太祖成功。明太祖不过濠州和尚,而又做过流丐,他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举事,附郭子兴之下,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明太祖才渐渐自树一帜,然既出身于和尚,当然可使士人怀疑,所以必须尊孔招贤,使士人知道自己已经弃释归儒,而安其心。他又因为做过流丐,很容易使人误会自己为盗匪,所以每次攻城掠地,先则安民,次则减税,以表明自己和流寇不同。他能够得到天下,是应该的。

梁山泊虽然标榜“替天行道”,但是他们的行为又常常与天道背驰。他们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第三十九回)。这种举动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数年,除流氓降将之外,又未曾用过一个士人,至对付近邻的农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庄因怕梁山泊过来借粮,准备抵抗(第四十六回)。试问这样行动何能收揽民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恶是怀”。梁山泊不能“施惠于民,当然民不怀德,民不怀德,当然皇天不祐”。这是梁山泊失败的原因。

萨孟武(1897—1984)名本炎,字孟武。福建福州人,汉族。政治学家。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制度、理论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浅出,贯通中西,对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几本随笔式的小书,以小说解说学术观念,独具特色,也颇得读者欢迎。本文摘自其随笔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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