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孟武: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3 次 更新时间:2015-03-25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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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孟武  


阔人过生发财,穷人过生花钱。阔人过生,固然是恭喜的事,穷人过生,则甚烦恼。请客么?没有钱。不请客么?客来了,面子不好看。逃避么?逃到哪里?阔人的过生,则不然了。他们请客,固然也要花钱,但是他们所得的贺礼,比之他们请客所花的金钱,其价值往往大过十倍或数千倍。我们只看蔡京的生辰,单单其女婿梁世杰所送的贺礼,已有十万贯,便可知道阔人喜欢过生的理由了。


十万贯生辰纲,由蔡京方面说,是他应得的利息,由梁世杰方面说,也应该看做投资。因为是投资,所以用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叫做“生产的消费”,能够生产利息。梁世杰花了十万贯的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第二十回),蔡京收到之后,当然要另眼看待梁世杰,于是梁世杰的地位安稳了,不,还可以步步高升。这个时候,当然有人像梁世杰巴结蔡京那样,来巴结梁世杰,于梁世杰的生辰,也送来十万贯金珠宝贝。这不是利息而何?何况梁世杰既然保得住地位,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刮索民膏呢?于此,我们尚可以得到一种教训,就是官位愈高,愈不必直接刮索民膏,自然有不少的人,用他们刮索的所得,拿来孝敬他,直接刮索民膏,乃是县长老爷的职务,巨吏而尚直接刮索民裔,只足证明他是蠢家货而已。

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微薄的,单单依靠官俸,绝对不能维持身份相等的生活。这个事情,由政府方面说,固然可以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然其结果,实无异于默认做官的贪污。在中国,贪污成为普通的现象,不,而且成为原则的现象。如果你做官之后,而 尚两袖清风,一定有人骂你蠢,反之,你能买地皮、筑洋楼、讨小老婆,则你最少必可得到“能干”的声名。固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的清官,受了后人无限的崇拜。其实做官要做事,单单清廉,有什么可贵?人人感觉其可贵,就是反证贪污成为普遍的现 象。天下乌鸦都是一样黑,有了一只白色的乌鸦,当然人人看做奇怪。哪里知道在法治森严的国家,清官只是辽东白豕呢?

在中国,读书的人都想做官,这不但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没有别的谋生方法,并且因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由“修身齐家”出发的,而结局则归于“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家的职务,而在社会尚未发达、民智尚未进步的时候,人们要用自己的才干,以实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必须做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取得政权。孔孟栖栖季世,犹复游说诸侯,教以王道,到了言不能行,才退而从事著作,由此可知孔孟本人怎样注意于取得政权了。儒家的思想既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后目的,而孔孟的行动又欲取得政权,那末,读了孔孟的书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想做官了。这个时候,如果除了孔孟的书之外,尚有其他学问,则读书的人固然不能指其全部都想做官,但是中国从前教育乃专教五经四书,即专教孔孟的学说,所以中国教育方针,不在于启发民智,而在于制造政治家。这样一来,不但知识阶级都想做官,便是一般民众也以做官为知识阶级的特权了。这个“读书做官治国”的思想既然成为知识阶级的心理,到了后来,知识阶级又忘却了“读书”最后目的的“治国”,而只知道“治国”的中间手段的“做官”。“读书”和“做官”合为一体,由是教育方针又与“治国”脱离关系,而惟成为知识阶级“做官”的工具。

但是不管怎样,做官的本来手段总是读书,做官的本来目的总是治国。读书乃所以养成才干,治国乃 、所以发挥才干,即人们用才干得到官爵,又利用官爵的地位,发挥才干,这乃是做官的本来意义,所以做官的公式可定为:

才——官——才

但是不久,这个公式就非变更不可,何以呢?自商品生产发达之后,商业成为储财的重要方法,官爵的地位可以刮索民膏,换言之,可以储财,因此人们做官就不以发挥才干为目的,而以储财为目的。官爵既然成为储财的工具,那末政府——有官爵任免权的人——要想储财,亦只有变成商人,变成提供本钱最便宜的商品的商人,把官爵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事实最初发现于中国历史之上的,则为汉代。秦时已有齋爵之制,始皇四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承秦制,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文帝时晁错又提议鬵爵,并予以合理的说明,文帝从错之言,鬻爵遂成为确定的制度。

晃错复说上曰:

“方谷之务莫如使人务农而巳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 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人民买爵不但是名誉而已。凡爵至第九级之五大夫,可免徭役,而犯罪之时又得以爵赎罪,而减免罪刑,上述惠帝元年之诏即其明证。因此之故,人民无不愿意买爵。武帝时又卖武功爵。爵十七级, 凡至第七级之“千夫”,如文爵之“五大夫”可免徭役。兵革屡动,爵可以躅免徭役,所以人民买爵者甚多。有钱的人能够买爵的都已买爵了,爵的销路停止,于是武帝又发售不花本钱的商品,即卖官。

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补注引沈钦 韩曰前此鬵爵,高者复除而巳,此乃直任职也。

卖官制度于是乎开始。魏晋以后,吏部掌选举, 因之,吏部尚书常常卖官,如在南朝,“庾炳之迁吏 部尚书,颇通货賄”,甚至吏部郎,例如刘孝绰在职,颇通赃货。又如北朝,“元晖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 匹,其馀受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明在严嵩时代,“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五 十四•严嵩用事》,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疏言)。盖文选归吏部,武选归兵部之故。当然严嵩本身更以贪污为事,而如杨继盛所说:“将弁惟贿嵩,不得不腹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政治腐化,做官的手段不是依靠才干,而是依靠货财。做官的目的在于储财,做官的手段利用货财,所以上述做官的公式也应该改作:

财——官——财

从而上面所说的“读书做官治国”那句话,也变作“读书做官发财”。

既然利用货财,以取得官爵,又复利用官爵,以取得货财,则投下的货财比之收回的货财,必其价值较多,而后才有意义。但是怎样才能使收回的货财比较投下的货财为多呢?中国古代的官俸是很薄的,单单依靠官俸,当然不行,唯一的方法只有刮索民膏。 于是蔡京收到十万贯的贺礼了,梁世杰花去十万贯的贺礼,也向民间取偿了。其结果,当然官吏发财,百姓遭殃。草创梁山泊的是晁盖、吴用等七人,而晁盖、吴用等七人所以必须落草,则由于劫取生辰纲这个事实指示什么呢?乃所以证明强迫人民做土匪、 做强盗的,是由于官吏的贪污。

做官可以发财,固然是古今一样,但是古人做官 发财远不及今人厉害,这是有理由的。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在专制政治之下,国家是君主的私产,君主要谋自己地位的安固,不能不讨人民的欢心,君主要讨人民的欢心,不能不禁止官吏的贪污。因为官吏太过刮索民裔,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而使皇室陷于危险的地位。因此,在君主专制时代,虽然百事都坏,而官吏的刮索却有一定的限度,即限于不致引起人民反抗而间接害到皇室安全的程度之内。超过这个程度之上,君主一定出来干涉, 用“抄家”的方法,向人民谢罪。反之,在民主政治之下,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这句话说来很好听,其实任谁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其结果往往变成任谁都不是国家的主人翁,即任谁对于国家的安危,都不负责。从前贪污因为有君主的干涉,不敢太过厉害。现在呢?彼此都是相识,念到自己失脚时候的危险,谁肯过问别人的贪污呢?

政治上的理由既然可以造成官吏贪污的机会,而经济上的理由则可使官吏贪污,愈益便利。在自然经济之下,官吏向人民征取的捐税,尽是货物,牛乳羊肉既然容易腐败,而绸缎珠宝多取亦无用处,所以在自然经济之下,苛捐杂税常有一定限度。到了货币发 生之后,形势乃复一变。货币可以保存,不会腐烂,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使用,因此官吏遂发生了剥削人民的野心。但是货币若是现金,则金满箱,银满箱,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不但运输不易,并且慢藏诲盗,很容易引起盗贼的窥窬,而致自己的生命也有危险,所以当时的剥削也有一定的限界。现在呢?现在是信用经济时代,数千万的巨款能够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变成一张汇票,塞在耳朵里面,哪怕半途被强盗抢去?因此之故,现在人的贪污遂超过古人数万倍。

梁世杰用十万贯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半途给强盗抢去,这种事情在现代不会发生。 固然宋代有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最初只是汇票。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

其后益州人民以铁钱重,书纸代钱,以便市易,称之 为交子,于是会子的汇票又进化为交子的纸币。据 《宋史》所载:

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法书纸代钱,以便市易。

益州……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

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

既然变为纸币,政府便负发行之责,一交一缗。今日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必有准备金。宋初,亦有本钱,即如李光所说:“有钱则交子可行……椿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纸币一经发行,除了破裂之外,无须限期收回,交子则以三年为界。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一交一 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 界,谓之交子……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又者今日货币乃通行于全国,钱币如此,纸币亦然。宋因钱重难运,因之钱币不能统一,这与汉的五铢已经不同了。楮币虽轻,乃同钱币一样,各地交子各自印造,而致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马端临说:

(宋)自中兴以来,转而用楮币。夫钱重而 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州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原注,承平时,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原注,如颗盐钞只可行于陕西,末盐钞只可行于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到了国家财政困难,就如滥发纸币一样,滥发会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逐致有弊”。神宗时巳有这种现象。

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会子)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

徽宗时,会子更见跌价,一缗当钱十数。

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而引一缗当钱十数。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渡以后,会子之制更滥,不但政府滥发交子,而民间伪造交子又充斥于市场之上。

纸币既不可信用,而宋因为乏铜之故,又铸铁钱,然而币制不立,盗铸之风甚炽,铜铁二钱不断跌价,于是钱币也和楮券一样,人多不用。这便是梁世杰须收买金珠宝贝,以作礼物的原因。现代呢?打了一封电报,便是千万贯金钱,也可委托银行送往。倘若梁世杰生在今日社会,不但贺礼不会给别人抢去,并且连奉送贺礼一事,也将无人知道。经济制度的进步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助长奸官污吏之受取红包,谁能想得到呢。


萨孟武(1897—1984)名本炎,字孟武。福建福州人,汉族。政治学家。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制度、理论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浅出,贯通中西,对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几本随笔式的小书,以小说解说学术观念,独具特色,也颇得读者欢迎。本文摘自其随笔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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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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