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3 次 更新时间:2004-07-27 23: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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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三农研究已经有好几年历史了。各个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三农问题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实证资料,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基本理解。但是这几年的讨论也越来越发现,单纯的个案实证研究,它的弊端是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如何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来理解,而且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背景:即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这里,我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我要讲的主题,名字是老的,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列主义的话语中,这是老生常谈。我这里之所以采用这种老话语,是想赋予它一点新的含义。

  

   一、立场

  

   我认为立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对立场采取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你站在哪里?站在什么时候,什么时空,也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时空来看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你观察问题的整个视角。所以立场的第一个涵义,是一个时间涵义。我把时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时间,比如公元多少多少年,现在我们是2003年7月9日,这个时间是全世界各国都共享的一个时间。第二种时间(我觉得更重要)是历史时间。对于历史时间,如果我们还采取西方关于历史进步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各个国家在整个自己的发展史、发展历程上并不是站在同一历史时间段上的;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当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的话,如果这样一个大的概括还有效的话(因为我相信还是有效的),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当然在一切第三世界都交叉重叠着,这就引起了我们认识上的巨大困惑。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对广东孙志刚事件,舆论和中央立即作出反应,取消了82年那个关于乞丐和流浪者的遣返条例。这个条例8年以后迅速扩展到一般所谓的三无人员和农民工,当然带有一种歧视的性质,并在遣返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暴力,甚至是非人道的作法。上海去年遣返了20万人,前年大概18万人,再前年大概是16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孙志刚事件,舆论作出的反应是:这是不人道的,也是非人权的。这个事件也叩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政治家也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话语就是人权――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当这个事件(即取消遣返条例)发生以后,就迅速地发现:在江浙沿海一带,尤其是杭州那里,因为把遣送变成救助,就设了很多救助站。而救助站按照它的要求,是对那些来杭州打工的民工,如果找不到活而没有饭吃,它有一个救济的任务:即给饭吃。结果只实行了一个多礼拜,饭就不够吃。(因为)大批人来就吃,吃完了以后就逛西湖,去找活,也有不找活的,晚上再来吃。结果他们(民政部门)就高度紧张:说怎么办?在江浙和上海,民政部门就迅速开展对策:第一就是扩大财政以及(增加)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区分什么人应该给饭吃,什么人不给饭吃。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歧视性的政策:你怎么鉴别他怎么给饭吃,他又不给饭吃?另外,他们向中央提建议,这就是原来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有一个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现在他们要求这个转移支付的钱应该返还给发达地区,用来救济这些外地到发达地区打工的民工。于是他们就迅速组织人马来研究整个17、18世纪英国济贫法及其歧视政策以及歧视政策产生的结果。上海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们已经组织人来研究,因为这个来势很凶猛,因为一个政策取消了以后,后继的没有跟上。他们甚至研究:如果区别就是歧视,那么不区别就不能实行这个新的救助法。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我讲的就这个物理时间来讲,我们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建成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它的基本理念已经从原来的社会安全,从人道发展到人权,从人权的角度来加以论证:人能不能有这个权利。而人权项目在整个的20世纪整个地增加了。

  

   但是,这个话语权也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政界和学术界,因为话语已经和国际接轨。所以我们觉得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西方的关于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变化等一系列的政策,认为这些在当代中国也应该实现。但是中国的整个发展水平,还处在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这个过程在西方出现在19世纪,像法国、德国(德国是在1886年以后到1900这些年间)。这个问题就成为德国和法国持续讨论的问题。英国早一点,但英国暴露的问题持续存在(我又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读了一下)。那个时候,它的情况也和我们差不多,因为爱尔兰人口爆炸——那时引进了南美的土豆以后,使得爱尔兰的人口在前工业化时期急剧增长,然后就向工业化发达地区,也就是苏格兰地区大量移民。(当时他们)也住在棚户区里面,几十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屋里,卫生条件差,排水系统不畅,结果街上就猪粪人便一塌糊涂,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然后瘟疫开始流行,大量失业人员就要救助……等等这些都发生了。当然,那个时候它国家小,政府小,我们现在政府比它要大得多,救济力度也大得多。但是问题性质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中国从历史时间来讲的话,好象还处在整个的(当然任何比较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能比较的话)18、19世纪,在欧洲,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迹象,我们现在都出现了。但是解决的方案以及方案背后的理念,我们只分享了发达国家(目前)的理念。所以我讲的第一个困惑就是:在发达国家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这种话语输入过来了:通过资本输入过来,通过翻译输入过来,并且也成为政界的接受话语。但我们面临的处境,是在向工业化过程的转轨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那么多问题,能不能用他们那个时期的办法来解决呢?看来是不行。但是你不用那个办法来解决又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这就是我们需要进行研究的内容,因此,我提出要以时间作为面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载体。

  

   西方的话语已经转到了后现代化,当然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主流。美国的主题话语抗拒着法国为主体的后现代话语,好象还是强调现代性话语,从美国这里看是这样。但是在法国、德国、英国那里,这个后现代话语已经占据着(至少是从60-70年代到80年代是这样)统治地位。后现代话语批判整个启蒙时期的理性、科学及其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成为对很多西方国家不必要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转型的中国,好象需要有宏大叙事。一百多年来,马列主义经过毛泽东的改革成为毛泽东思想。没有这个宏大叙事,就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整个的现代化,就是说,社会主义方向就不可能。这个宏大叙事,在近代以来谁能够掌握和借用,谁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获得中国革命的现在和未来。晚清没有掌握,失败了。孙中山建立了,但建立的这一套东西不行,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的话语,但是也没有完成对中国话语的统帅作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再版的农民革命它完成军事任务、政治任务,同时完成思想重建任务,这个重建任务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话语由于文革的失败,由于改革开放而被彻底地摧毁。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新的话语,对我们的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一个准确的、合理的理解,我们的改革开放如何发展?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宏大话语、宏大叙事。就象中国向何处去?13亿中国人怎么活?这个问题,我们是应该关心的。可能美国不必要关心,法国、德国也不必要关心,而我们需要关心。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一个13亿人口,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没有自己的宏大话语,不行。如果老是把西方最新的东西,就算是最先进的东西接纳进来,看来也不行,因为它遗忘了我们民族的当下困境、问题和诉求,所以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解决问题,我仅提出问题),就是把时间作为立场――原因何在?在我扩大的这个立场的概念上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空间问题,也是立场问题。这个空间我指的是站在东方这片国土,站在中华民族这个立场。我们老是比较,这五十年来我们到处学,尤其是这二十年来,到处和各国比较。现在我们当然是瞄准美国。在上海,因为这十年的发展,就使得上海的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日本都不可比拟。上海有个经济学家说:“日本将被中国淘汰出去,美国火车头已熄灭了,看来不久也不行了”。表现了一种急迫的追赶美国的心情,就是老和美国比,说美国如何如何?美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富裕、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座各位,我们也欣赏,希望能有这些富裕。但是我们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站在13亿人的立场上。就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于上海学界却是一个大问题。北京如何我不知道,问韩德强就可以。上海真的没有版图概念,他们两眼透过太平洋就看到了美国,看到了接轨的在望。他们也没有13亿的感觉,关于农民群体的存在,上海的知识分子恐怕还靠我的那本书(《黄河边上的中国》)被输入到某些知识分子的意志中去。复旦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就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长江边的中国》,出版了,10万字。他说是要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没办法,结果逼着我写了一个序。序言中溢美之词当然要多于(这个大家知道的)批评之词,然而我隐含了几句批评意见,总的来讲还是肯定的意见。他说非常简单地就解决了问题:就是珠江、长江三角洲各吸纳2.5亿剩余人口,那么中国问题就解决了。也就是珠江、长江三角洲包括武汉地区搞三个大的、打破县的行政区划,建立起新的富人区划,把那些穷人吸纳进来,这样就解决问题了。这当然把问题简单化了,但它第一次考虑到三农问题,这对上海知识界来讲还是一个进步。所以,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讲,考虑问题时这个立场总要有。当然也面临着困惑:何为中华民族?概念不清。中华民族还没有一百年,就说是百年历史,而中华民族里边的几大民族都是源远流长。对于汉民族来讲,中华民族就是我们的民族,这个认同,在这里建立了。但是我到过西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知识界,我也有过接触,尤其是北京中央民院我的一些朋友,我就专门就这个问题和他们讨论过。他们说,首先我认同的是民族,就是藏族、蒙古族或者是维吾尔族,其次我们才认同中华民族。而这个问题在有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看来,他们的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情。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就不存在,无论你根据什么样的民族定义,中华民族都不存在。而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则不是个问题。所以,民族立场是第一个困惑。

  

   第二个困惑就是市场经济本身把我们过去反复有过的,就是整个近代有过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打破了。民族分裂为阶级,我们亲眼看到阶级:我们没有亲眼看到阶级是怎样被消灭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阶级是怎么样形成的。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天赐良机,因为他可以看到阶级的形成,因为它一般只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而我们只以几十年为单位就可以看到阶级是怎样形成的、阶级意识是如何被消灭又如何被形成的、阶级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是怎样被形成的?对于这些,我们好象是可以直接地观察到,因为阶级这个概念通过理性的分析在著作上已经被阅读了。所以,在这个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时代来谈论民族共同体就觉得非常之困惑。

  

第三个困惑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原来整个的单位体制的瓦解。单位体制就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分成若干单位,每个单位又从属于上面更大的单位,更大的单位又从属于国家这样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和单位就是同一的,社会就不存在,因为所有社会的功能和内容都在单位内部加以解决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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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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