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跳出中国看“愤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4 次 更新时间:2010-10-06 16: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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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 (进入专栏)  

  

  引子

  

  2009年4月29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其华盛顿的总部,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愤青的专家研讨会,主题是“了解中国的‘愤青’: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参加座谈的五位嘉宾,或是一直对这个问题关注追踪的美国大学教授,象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非常有名气的“中国通”斯坦利•罗森(骆思典),或是曾对中国的“愤青”现象进行过深度报道的美国新闻人,象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京首席记者艾文•奥斯诺斯——他发表在2008年七月号上的长篇深度报道“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被有关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中国的网民公认为是一份“较客观、有深度”的纪实评述性调查报告。座谈会的主持人肯•利伯休(李侃如)博士,是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邀助理;而给整个座谈作开场白的,是在世界华人圈内享有盛誉的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博士。能容纳200人左右的会场,坐得满满的,很多是来自各类媒体的记者。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和深度采访,散见于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主要媒体之上;而中国国内的《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等也都进行了转载和介绍。

  国外媒体和舆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的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份热度,随着2008年中国如同“过山车”一般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而持续发酵升温。2009年春,中国国内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一下子又把“愤青”现象推到了国际流行议题的前台。俗话讲,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何况是中国这么一个想“韬光养晦”都不得机会的政经庞然大物,其“不高兴”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关注归关注,讨论归讨论,但中国的“愤青”现象,正如当下中国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一样,都是“拒绝”被归纳,被简化,被定位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推翻定式的过程。从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来看,中国被误解、被误读、以致于被误判,几乎是必然的。虽然说真正的了解,往往是从误解开始的;但就中国的“愤青”现象而言,关键的不是西方如何误解了中国的“愤青”,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西方的误解,才有了中国的“愤青”。

  

  中国青年该不该“愤怒”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愤青”现象时,有一个屡教不改的通病:“写”其然,而不“写”其所以然。在尽情恣肆地描摩“愤青”们的激愤言辞、愤激举动时,国外“老记”们经常心照不宣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们到底为什么愤怒?也就是说,到底是些什么样的综合因素,才会使一批绝大多数还是莘莘学子的年轻人,变成了网上网下喊打喊杀,怒不可遏的“愤青”呢?

  一次次的涉华外交冲突事件,当然是“愤青”怒潮澎湃宣泄的直接诱因和导火索;但是,这也只是表面浅层原因。真正给中国80后、90后等“新生代”营造了共同的失望、郁闷和愤怒情绪的,是中西方政治文化交往中无处不在的认知逆差,以及由此在青年人中激起的巨大心理期待落差。

  什么是“认知逆差”呢?如同贸易逆差一样,中国一般知识阶层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了解,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一方面,从八十年代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开始,到互联网出现后,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外一切“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象黑洞一般地汲取,使得中国公众那无形而巨大的“听诊器”,离世界的心脏并不遥远;与之相对比的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提升,但基本上还是断裂的、滞后的,甚至极度误导的。另一方面,从道德判断的层面,中国对于西方媒体,西方民意,以至于西方价值观,带有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善意期待和追随情节。而令很多国人愈来愈翻然醒悟的是,原来西方媒体和隐藏在媒体后面那“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于是,随着知识逆差越来越大,心理的落差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弥合。而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

  要是放在一般的成年人身上,明白个道理,发两句牢骚,也就算了。可青年人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城府和心理承受力了。特别是,现在所有30岁以下的青年,都是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他们整个的成长历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复兴重振的大国,一路高歌猛进,几何级跳跃式增长。在中国愈见强大的背景下,是中国青年一代的超强自信,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与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形成了刺眼的反差。于是乎,年轻人本来希求被社会认可的焦灼心理,与中国整个民族希图被尊重认可的巨大民族饥渴,合流与共振,往往以一种冲关夺隘的激情和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空间中蔓延开来。

  “愤怒”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了,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总是血脉贲张地痛斥、倾诉、驳斥,对于民族心理的保养来说,也未见得就是好事。西方媒体和西方主流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低估和不认可,甚至还有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等,细细想来,都不值得让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为此“不高兴”。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性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国民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绝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且不用讲人类认知本身具有的滞后性、程式化和集体惰性,单就中国发展跃进本身的“史无前例”特征,已经让中国人自己都目不暇接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五到十代人所走过的路程。希图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18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也未免太高了。

  再则,换个角度看,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既然西方的一味赞美恭维之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其实,从“愤青”的现象扩展开去,我们民族在整体上要证明自己的急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也还是“炫富心理”在作怪。究其本质,还是有很大程度上的不自信和不自知。

  

   “愤青”在中国政治图谱中的位置

  

  “一腔热情”也好,“失去理智”也罢,过去十几年中国所出现的“愤青”现象,也着着实实改变了中国外交战略决策以及国民心理构成的固有框架。

  西方评论家往往给中国的“愤青”群体,贴上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虽然没有加上“极端”两字,但“民族主义”一词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联带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暴力扩张倾向”等暗示寓意则是不言自明的。这本来倒也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对于“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不太清晰,生怕沾上了“纳粹”、“种族屠杀”、“军国主义”的恶名,总是忙不迭地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

  其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完成其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当中。可以这样讲,不经过民族主义对一个前现代国家人民心灵的涤荡与整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无从谈起。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其实都是根植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生成宣言。中华民族虽历经五千余年,但其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的逐步确立成型,也仅仅是几十年前才开始的事情。民族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交往过程中,通过他人的“镜中我”,而渐渐完善确立的。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其真正打开国门,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心态来拥抱世界的年限并不长。因此,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凝聚力, 原动力,和战略警觉。

  被美国统领的西方舆论,凡提及民族主义,必挟带上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注脚。从政治学上讲,这种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提法又是别有用心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无一例外,必然经过民族主义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的一次全面洗礼;但是,并不是任何民族主义,都必然会走向极端,从而引发民族间的冲突甚至世界战争。这种刻意的模糊,其实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变种。

  当然,民族主义所显现出来的群体激情,很容易在动乱的条件下,被特定的政治集团所利用,从而导致非理性的政局变动或是政策异动。这也是无数次被现代国际政治的实例所验证的。过去几年中,中国先后出现过几波针对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诸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后在美国使馆前的抗议活动,2005年在互联网上发起的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签名活动,以及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抵制法国商品的活动等,都起到了凝聚民意,宣示民族权益,强化国家意志等积极和正面效果。但不容否认,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或非理性的言行事例,反而给了国外各种势力以口实。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无疑也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和层面。全球化的一体化进程,不仅使得资金、人员、信息、货物可以在跨国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使得病毒、大气污染物、谣言、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的公共空间内迅速散播。传媒环境的复杂化,更加剧了一国外交决策的联动性。关于民族主义,流行的说法是将其比作为一把“双刃剑”,既能用来伤人,但挥舞得太剧烈,也可能造成自伤。其实,当网络民意以非理性的喧嚣,劫持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时候,网络民族主义更象是一个“没有把的双刃剑”,不仅易于伤人,而且无从把控疏导。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路,是由一块块善良愿望的砖头砌成的。” 一腔激情办错事的情况,倒确实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致命软肋。

  这里,中国网络空间上对于“愤青”的三种解读,倒是很有借鉴意义。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务远,言论胜于行动。第二种是“奋青”,顾名思义,“奋斗之青年也。”这类人,不仅有理想,有责任感,而且脚踏实地,为自己和国家的长远目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进取。第三种是“粪青”,也就是“粪土之青年”了。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一无所长却又鄙视一切,并用扭曲晦暗的心理解读社会,惟恐天下不乱。凡此三种人,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每个人自有判断。只不过,躲藏在电脑的屏幕后面,鱼龙混杂的“愤青”群体,也确实让人真假莫辨。

  

   “愤青”的世界性特征

  

  “愤青”现象非中国所独有。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谋取现实利益而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青年人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带有无可扼制的躁动,不安定,和不确定成分,表现为一种集合性的“群体斗志”。在这里,“愤怒”就象氧气,而“青年”正好是可燃物,遇到好的火种,瞬间便可成燎原之势。

  1946年出生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岁出头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参与和组织了多次反越战的游行。在个人生活上,也是极具反叛意味,在大学里还抽过大麻;虽然后来他强词夺理地辩称,“只是抽了抽,没有真正吸进去。”同样,1961年出生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也应该算是一个“愤青”;因为对于自己特殊家庭背景和种族身份的彷徨、困惑,也是经常喝酒,抽大麻,来“把那些关于‘我是谁’的念头从脑袋里撵出去”。只不过后来,从自我定位的迷惘中走出来的奥巴马,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奋青”,以扶助社会的弱势群体为己任,走上了一条令人钦佩的政治奋斗之路。而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那些追随奥巴马的年轻助选团,为其摇旗呐喊,站角助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于前任政府的愤怒。其实,这些年轻支持者们,也是美国当代“愤青”的代表。

  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愤青”的国家,往往正处于深刻社会变动的进程中,而其年轻人承载了除去个人人格成熟以外,更大一层的社会和民族责任。可以说,最有自我感,同时也最有世界感的一代人,才会“愤怒”。由此推论,我们一直以来引为中国新青年楷模的“五四”一代,其实也属于“愤青”的范畴。他们的愤怒和激情,曾经唤醒了一个民族蜇服太久了的魂魄之声。而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手持硬板带、誓言“打烂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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