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愤青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7 次 更新时间:2015-08-23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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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 (进入专栏)  

一、一无所有:“愤青”的古典时期

愤青,“愤怒的青年”的简称,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指欧美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叛逆青年。这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一代自我解放运动,在美国,与反越战的和平运动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合流,改变了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在欧洲的巴黎、柏林和罗马等地,于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中达到了巅峰。狂热的文化反叛浪潮对西方中产阶级社会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同时催生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成熟,世界的文化格局为之大变。

奇妙的是,这一浪潮与当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遥相呼应。部分激进的左翼派别甚至有着部分共同的哲学基础:马列毛主义。激荡的“6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青年造反运动。毫无疑问,中西方的青年运动反叛的对象、动机及意识形态背景大相径庭,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种种误读,尽管从反叛的心理模式上看,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当青年人满怀对世界的美好梦想初涉入世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现实世界的种种缺陷和不公。玫瑰般的梦想渐渐褪尽颜色,变成了灰色的日常生活,改造世界的理想正在被世界所改造。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也在日积月累。

尽管同出于青年造反运动,但在中国,最早的“愤青”并非那些四处打打闹闹的红卫兵,而是结束了造反行动之后的他们,即那些由红卫兵演变而来的“知青”。虽然红卫兵看上去也很像“愤青”,但他们的愤怒是被某种外部力量诱导出来的、仅仅诉诸本能的破坏性冲动,一种在混乱当中的集体性的暴力。

“文革”末期,成为“知青”的初期,他们也依然相信自己将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他们被放逐到陌生的环境里,为生存苦苦挣扎。当初的理想破灭,人生毫无前途。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愤青以激烈的情绪表达了理想幻灭之后的痛苦和对现实不公的愤怒。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觉悟的青年通过阅读禁书和小氛围的思想交流,重新寻找人生的价值。他们经历了从盲从到反思,从狂热到理性,从忠于到反叛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密不可分,他们更强调欲望的解放,而中国的知青一代则通过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背离表达自己。直到“文革”结束,他们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今天派诗歌”和“伤痕小说”等。“今天派”诗人北岛表达了这一时期愤怒的青年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

彻底的怀疑主义和坚定的理性主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文革”后一代“新青年”的特征鲜明的形象。“今天派”诗歌和“伤痕文学”表达了年青一代在“文革”后的精神废墟之上,重建社会公正和生命价值的努力。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业已破产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通过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全社会有了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化,并在理论上承诺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愤怒的理由似乎不多。纵然个人有诸多不满,但在当时都被解释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因此,当时的“愤青”所针对的大多依然是“文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和“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不到多少物质利益的话,他们的生命价值就显得很低廉了。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良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剂“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出的“一无所有”的吼叫声,已然成为遥远的呼唤,但至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巨大震荡的余波。与海子的诗歌、马原的小说、张献的戏剧、陈凯歌的电影、谭盾的音乐、徐冰的美术等文化现象一样,崔健的摇滚乐是80年代中期文化界的一次严重事故。这一系列事故带来的文化后果是:制造了难以弥合的文化断裂。而这一切在今天又构成了关于80年代的文化神话。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许多文化风潮,无非是那一次文化震荡的直接或间接的回响。现代摇滚乐与青年文化反叛运动是一对孪生兄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化即证明了这一点(约翰•列侬、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和嬉皮士运动)。正如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一样,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制度的冲突,是中国80年代中期最具挑战性的文化冲突。但它基本上仍属于“绿色”文化革命。

尽管在当时“愤青”一词尚未十分流行,但那时的文化青年除了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外,几乎一律是“愤青”。愤怒青年的声嘶力竭的叫喊,摇滚乐成就了一代文化英雄(而不是文化明星)。这是80年代的愤怒青年的声音,崔健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代言人。他这一代对“一无所有”的理解,表现得更加坦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游荡的姿态,表达对现存秩序和价值的反叛。在崔健破碎、粗粝、嘶哑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生命力被压抑的焦虑、无可奈何的哀伤、无名的愤怒、狂躁的野性的力量,一种颓废和桀骜不驯的态度,与主流声音的嘹亮雄壮形成了鲜明对照。另一方面,这个声音与北岛式的正直的高亢呐喊声也有所不同,它将流氓腔和反叛精神混合在一起,造成了威力强大的声音冲击波,向着神圣声音的圣殿发出挑战的号叫。随身携带的吉他发出吭啷吭啷的快节奏的声音,剧烈的摇滚节奏如同工业机械发出的噪音,严重扰乱了主流文化的风格明丽的抒情性。象征革命的军装和红布,与急促的吉他和嘶哑的号叫形成了强烈的精神反差,造成了一种戏谑和反讽的效果。从这个颓废的、歇斯底里的和玩世不恭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80年代的愤怒的青年内在的精神焦虑。崔健的《一无所有》是青年一代走出坚硬的制度化文化困境的宣言书。这显然是文化剧烈震荡和断裂的先兆,其积蓄的社会政治能量却不可低估。人们很快就领略到其爆炸性威力。

二、“可以说不”:民族主义“愤青”的护身符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并迅速融入全球资本体系当中。而在次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社会政治和国民心理并未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开放与封闭两种状态纠结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难以解开的自相矛盾的心理症结。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当中,通常认为,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但却在中国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冷战后”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濒于瓦解,国家价值认同陷入空前的危机,政府有强烈的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而面对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政治格局一时难以适应,国家在外交领域经常产生挫折感。在此背景下,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有效地消除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种种不公正的现象触目惊心,大量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地,进城农民工遭受到不公正待遇。世纪之交的大学扩招,虽然暂时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几年过去,就业危机暴露在即。与二三十年前的大学生作为“社会栋梁”、“天之骄子”的状况相比,今天的大学生心理期待一落千丈,他们的就业状况几乎落到与农民工争饭碗的地步。现实的失意,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和压迫感,强化了青年人的愤怒情绪。而现实的政治状况却鲜有宣泄的渠道。

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分化,一些人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在长期的“仇恨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愤青在面对任何国际关系上的挫折的时候,100多年来中国公众最敏感的心理旧创——民族屈辱很容易被刺激起来。100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圆环。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官方新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心理达成了空前的契合,民族主义情绪成为愤怒宣泄的合法渠道。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90年代中国内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尽管这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据考,“说不论”源自20世纪70年代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所谓“日本可以说不”的言论。石原的“说不论”,是针对美国及西方世界对战后日本政治地位的限制而发的,通常被视作日本国内试图突破二战后国际政治地位诉求的信号,也有人将其视做日本国内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标志。《中国可以说不》沿用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在中国经济腾飞和综合国力日渐上升的时刻,影响了国家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以国家的名义“说不”,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原本心理脆弱的愤青于是变得理直气壮起来。可以“说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强大有力。渺小的个体在与国家和集体强大的幻象联系在一起之后,立即被无限放大。而这种被放大的个体,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一种幻象,无法面对真正的强者,只有在弱者面前,其强大才显得仿佛是真实的。

随着21世纪的来临,网络的普及化、大众化,“愤青”一词频频出现于BBS领域及QQ群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谩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以及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不过,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内地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情绪还只是停留在盲目的本能冲动的层面。它隐含着某种危险性。逐渐积蓄起来的能量正在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不过,这种危险的情绪要转化为危险的行动,还需要一些重要条件。“民族主义”是一个意义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强人式的精神领袖似乎也没有可能出现。缺乏这两者,愤青就只能沦为乌合之众。依靠盲目的本能冲动纠集在一道,一有什么危险的风吹草动,旋即作鸟兽散。

三、赞成与反对:“愤青”的话语逻辑及权利危机

“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不公有愤怒。事实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愤青”。而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仇恨教育”,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应试教育,知识和理性仅仅是应付考试的工具,而不是充实内心和锻炼思维的精神能量来源。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左”思潮是最容易结盟的。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将是社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征兆。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先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感知—行动反射弧”正在缩短,以至最后成为一种腔肠动物的应激反应,成为一种虚无主义与习惯性的话语失禁的杂糅体。

以“人肉搜索引擎”为例,网络愤青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入私人领域,并扮演“隐私侦探”和“道德法官”的双重角色。道德义愤事出有因,但几乎所有人都以“道德法官”的面目出现,进行一场道德纯洁化的集体表演。人们纷纷戴上象征着纯洁与正义的、表情愤怒的面具,在清除“道德女巫”的火堆旁跳起狂热的舞蹈。这一危险的狂欢,在2008年达到了巅峰。民族主义情绪与互联网言论平台的激情媾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言论“聚变”反应。政府培训的职业“网络评论员”夹杂其间,增加了资讯的混乱局面。官方网络监管人员则选择性地过滤资讯,又带来了资讯的不充分和不完整。真相与流言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汹涌的资讯洪流,冲刷着公众脆弱的理性河床。

其实,愤青是话语权利资源相当稀薄的一群人,如果没有互联网,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意见发布平台和表达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群体效应为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护,愤青只能满足于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一些虚幻的表达权。适当地表达一下民族义愤,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虽然他们依靠数量和音强,发出了貌似强大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在强大的监管权力面前显得弱不禁风,随时面临着表达权利被剥夺的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是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表达权相当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在民意表达缺乏可靠的宪政保障和公正的媒介的情况下,互联网给民意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表达空间。匿名状态更为公众自由言说提供了最充分的保障。但自由民意的宪政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样,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有效民意首先必须是公开的和透明的。匿名状态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言论,成为乌合之众的情绪发泄。被牺牲的是有名有姓者的个人利益,以他们的隐私被披露和人格遭侮辱为代价。在这个话语广场上,众声喧哗掩盖了任何个人的声音,没有人在倾听,只有“赞成与反对”的表态。通过非此即彼的判决性的短语和暴力口号,网络愤青开始了一场疯狂的音量竞赛。普通民众的声音长期被压抑,在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利(尽管是一种虚拟的权利)后,对话语权威的鄙夷和攻击是网民赢得话语自尊的基本手段。判断性短语、口号和叹词,大量的感叹号构成了泄愤的网络文本。似是而非的资讯和被诱导的意见构成了“虚假民意”的主体,抵消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诉求。而被“虚假民意”煽动起来的话语暴力,则摧毁了任何可能抗衡“集体歇斯底里”的理性堤坝。

可是,另一方面,匿名状态的言说却是中国网民最后一点点可怜的自由,不容虢夺。互联网民意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它是为了保证言论自由的,但却没有可靠的规则来保证。这样,所谓“民意”,其追求真相的价值就变成了网民之间的相互压制和相互抵消。这个半真半假的“民意”如何抵达公共领域并对公共事务产生积极影响,依然缺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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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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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学家茶座》(济南)2009年第1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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