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武 译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是个独舞演员，但其领导人的决定却反映了许多压力。在这篇文章中，我从三维空间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世界进行互动的压力。我的方法暗示了国家规模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国的现实。不仅华盛顿和尼泊尔有不同的中国政策，而且华盛顿眼里的中国不同于尼泊尔眼里的中国。如下三个维度一起制约了中国外交关系的总体方向。
为了对中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得出一个全面而一致的看法，有三个维度必须考虑，它们分别是：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区域性国家，一个多区域性强国，一个参与全球事务的大国。在这些方面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因素都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一个或另一个方面可能更为突出；然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为中国的领导人观察世界提供了较好的视角。
作为一个单一国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市场。除了南亚，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际性区域在人口上单独比较都少于中国。中国有资格作为一个区域国家，不仅因为其国土面积，而且因为它的边界符合自然的经济区域，其内部结构有显著的区别，它的位置有着与众不同的外部关系。
作为一个多区域性强国，中国也很独特。横跨太平洋来看，美国主要将中国视作一个东亚强国，但是亚洲内有不同的区域，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中国在所有这些区域都是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中国作为区域强国的重要性超过了其各区域作用的总和，因为中国在各区域性组织中的多重身份影响了各组织的立场。
最后，中国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中是一个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尽管美国是世界权力中心，全球性互动并不完全通过中心来斡旋。对于世界上每个国家而言，中国现在隐约出现重大机会和挑战。它已经成为多极世界的主要极点之一。当前美元疲软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强这一趋势。中国就人均国民财富或军事实力而言并不会挑战作为全球强国的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可能，但其多极化的外交政策很好地适应了全球形势，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与其伙伴加强合作，而不是试图主宰它们。
作为区域性国家的中国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地理集合，其成员之间相互作用，但性质不同，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但凝聚力更弱的整体。因此，我将“区域性国家”定义如下：一个内部各部分相互作用远超过它们外部作用的，同时具有鲜明外部利益的国家。这样，一个区域性国家的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各组成部分实施管理，包括协调和约束它们的对外关系。
尽管在“国家”、“区域性国家”和“帝国”之间很难划清界线，而形态类型是能区分开来的。每个国家都有内部的分化，但是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其外部的相关分化是基于位置以外的因素的话，它并不充当一个“地理实体集合”。此外，一个具有较强地理分化的国家可能参加一个更大的削弱其自治权的国际区域。比利时和黎巴嫩就是内部分化国家的例子,它们国内的分化受到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这些例子表明，规模也是一个描述内部“区域”分化的一个因素。
在该范围的另一端，“帝国”肯定意味着拥有绝对统治权下的地域差异，但帝国都基于控制而不是区域性国家更多的自然互动。不过控制可以实现帝国和区域性国家的一体化。如果有海军优势的话，帝国的各部分不一定需要相邻，甚至一个陆地帝国的分界线更多地由其军队到达的范围来决定，而不是由其各部分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区分帝国和区域性国家的试金石就是乱世后的结果。人们会在帝国的控制能力削弱的时候预料其将四分五裂，随后的帝国会因为不同军队的控制而拥有不同的边界线。在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内，一个新的秩序最终出现时，其边界线和前代大致相同。一个区域性国家内的中央秩序可能会崩溃，但是复原区域的力量将是其标志。然而，由于地方互动的一些习惯受到政治一体化的影响，“区域性国家”和“帝国”可以部分重叠，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和人口规模的独特组合将地方分化突出到新的高度。此外，改革时代的政策方针强调权力下放，中央授权地方领导进行因地制宜的适当创新。现代化没有将中国的性质变得更加一致，而是将地方主义的属性从蜂窝状的自给自足性质变为市场竞争性质。中国并非如20世纪90年代的某种思想所讲的那样即将崩溃，相反内部的分化从根本上影响了其内外部政治。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国家和一个主权国家和亚洲以及全球政治中“更大的实体”相处得很好。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使其具备了一个区域的许多特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其人口，2008年估计有13.3亿人。如果中国31个省都是独立的国家的话，三个省将入选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前15强，19个省将入选前50强。中国23个省份的人口多于伊拉克和北朝鲜。事实上，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其7千万党员位列世界人口大国第20强，与伊朗相当。中国的经济没有人口那样地位显赫，但分解后的中国仍将在世界前100强中自豪地拥有26席。
然而，除了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类似于一个地区是因为其边界都是自然边界，充当着人口政治中心地带的内部缓冲区。除了新疆和西藏，中国的边界都是山脉、森林和游牧草地，它们在近代前阻碍了中国人口的流动，两个例外省份也有着令人生畏的外部边界。此外，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境地区，中心地带的各省份的人口情况几乎一样。甚至中国的近海部分也将沿海岛屿和朝鲜半岛作为缓冲，尽管在这一点上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海军证明了中国的脆弱。
G.威廉·斯金纳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大区，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地理分化的经典写照，这种划分至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保持了相当的稳定。尽管这种划分不符合政治上的细分，也不包括中国疆域西半区的大部分地区，它们却包括了远超90%的中国人口，更能体现局部特征。正如斯金纳在分层区域空间（HRS）上的最新研究所表明的，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发达和欠发达之间的关系不是全国性的甚至是省级的分化，相反却和九大区内部的中心-外围的联系密切相关。正如斯金纳指出的那样，它们一直并且持续具备“自然”通道连接中心和外围区域，这是基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并且相当稳定。不同之处不仅仅存在于沿海的上海和内陆的四川，也存在于每个城市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即使一个富裕的沿海大区，如以上海作为都会地区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就业，教育和政府资源上存在明显的梯度。每个大区都能感受到改革时代带来的进步，但它没有消除中心-外围的差异。
以城市为中心的大区除了有自然分化，中国政治的各部分又强化了当地特征的多样化及其利益。有些省界可追溯到几世纪前，自从清朝以来各省的人格定型已经相当地稳定（山东：身材高大，诚实，朴素；广东：身材矮小，创新，团结等等）。尽管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更加融合，改革的实用主义允许地方领导人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摸索出自己的致富方式。更具有竞争性模式的市场化地方观念取代了蜂窝式的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方观念，这导致了更多的互动，但各个地方必须自管一块。中央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倾斜到沿海，最近倾斜到内陆各省，试图在早期阶段利用大区优势，然后转换到国家均等竞争环境。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代表的是尝试，以应付国内多样化的结果，而不是改变它。
尽管中国各大区社会经济存在不同，各省政治利益也呈现多样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分歧比其内部的分歧要大得多。如果中国不是一个单独的政体的话，其各组成部分的当务之急将仍然是处理其相互关系。军阀时代的混乱允许出现独立的政权，但中国内陆的斗争仍然是内部化的。自然边界和文化习惯将维系中国成为一个经济政治舞台。中国分裂过多次，但从未分散过。
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国家的向心力虽然超过其各部分的离心倾向，治理省级的地方主义以及确保中央的有效领导却触及中国的软肋并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中国的管理结构强调了各地各级的地方领导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各地也很好地避免受到来自中央的不必要的关注。在中国，也许说明各地不透明性的最令人寒心的例子是，由各省报告的中国整体增幅显著高于由中央政府声称的全国增幅。大多数省份汇报的数字高于平均水平，而中央则对各数字进行了打折。这个问题无法根除。
尽管中国是一个自然区域，它并不是孤立的，其外围各省和邻国接壤，既导致了一些局部的互动，也导致了国与国的关系的发展。正面和负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广东尤其是福建的经济发展被压抑，因为它们被认为是面临资本主义敌人的前沿省份。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有海外亲属的公民进行的迫害也疏远了香港、台湾和整个东南亚的华裔。广西省也深受与邻国越南战争的影响，此前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血腥场景就疏远了越南。吸毒现在是邻近金三角的云南省的一个主要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山东省和吉林省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随后时期在改进与韩国关系上就扮演了特殊角色。类似的，新疆与中亚各新独立国家的联系为1996年上海五国组织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云南省在湄公河发展委员会中也扮演特殊角色。虽然北京无可争议地负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大多数和外部世界的“低端政治”的互动是在各部委和当地政府的监督下，直接和更局部的合作伙伴之间产生的。结果是，一个中国要面对一个世界，往往变成中国的各个部分面临不同的世界。
中国对外关系的商业部分是最直接受到区域性国家层面的影响的。没有单一的“中国市场”，也没有单一的生产平台。的确，商人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中国政府。然而，除了棘手的商业问题，中国各大区内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央政策的效果，其中包括例如污染、全球变暖、食品安全和人权等全球性问题。对于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外围农村的状况可能是有些骇人听闻的，正如最近所报道的发生在山西和河北省内的公民被砖厂绑架和奴役的事件。最后1340人被营救，但是一场彻底的检查需要中央政府调查277000个砖厂里的1267万工人。即使没有这样的虐待，中央的要求显然超过了国家监督部门的能力。发生在小煤矿的矿工伤亡人数是不成比例的，但小煤矿是许多偏远山区的唯一选择。在食品和药品方面，跨地区经营，利用国家体系的农村盲点的不法商人是不可能绝迹的。我们很容易假设这些问题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国家政府缺乏有效治理的诚意和能力。
然而，在政治上，中国是一个单一国家而不是一个国际区域。其他区域的领导人，例如印度、巴西和南非，必须和比它们小的邻居进行区域协调，但它们的国际邻居在感觉到某些做法违背它们利益的时候，很少被强迫遵守。此外，脱离该区域以图缓冲，或直接对抗区域领导人的选择使其他地点的区域政治被更广泛的国际背景而定。然而，中国强调统一而非联邦。除了1952年至1958年的西藏，以及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别回归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而言没有特权。尽管边境省份被允许有一些不同的利益，但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是不允许的。此外，如果怀疑有分离主义，如在西藏、新疆，国家将采取安全措施。2008年3月发生在藏族地区的骚乱说明了当地紧张局势的严重性和政府维护秩序和统一的决心。在多国家地区，这个或那个国家可能会打破常规。在一个区域性国家内，任何打破常规的想法都被禁止。
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导致了海峡两岸的对峙，也许这种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可以在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国家的背景下得到解释。1981年“叶剑英九条”中第一次提出了令人瞩目的自治政策，该政策在随后的声明中被进一步阐述，这反映了外围省份在不挑战中央的权威前提下中央对地方主义的容忍。然而，台湾仍然担心的是“分裂主义”的定义由中央说了算，中央对多元文化的容忍最多是毁誉参半。正如马英九“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民主化为台湾的独特身份增加了自豪，中国必须确认这种身份而不是危及这种身份，这样才能接受两岸间的和解。
如果我们将外交政策归结为中国是一个地区，结构上却是一个国家的话，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各省的外部联系显示出更丰富的地理特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有着中国的规模和各省呈现出的多样性，这又反过来使各省面临着不同的外部形势。上海的生活相比300公里以外的安徽农村生活而言，更接近于台北的生活。这种悬殊意味着中国不是以同一发展水平面对世界，而是以更宽幅度的发展水平和曝光程度来面对。悬殊也诱发迁移，主要作用既体现在国内的，也体现在国际的人口对流。据估计，约750000名中国人现在生活工作在非洲。将中国的对外关系仅仅看成是中央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或者甚至局限于国家经济利益的各方面，这就错过了中国对外交往现实的一个主要方面。
其次，国家规模允许各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在外部利益上的不同寻常的多样性的存在。然而，中央政府不仅仅是各地方多样性的管理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利益（正如中央所理解的那样）经常与特定地方政府的偏好相冲突。正如20世纪50年代广东省不太可能独立为一个国家一样，在改革时代，走私更多地由边境省份的官员而非国家的官员来负责，这并不奇怪。中国自己号称为“中央王国”，这既是政治上的事实，也是一个长期的行政上的挑战。国内管理的复杂性，缺少来自外部的急迫的对其统一和领土的威胁，这造成了中国政治高度的国内中央集权化。2006年8月胡锦涛主席关于外事管理的谈话就反映了中央驾驭其各部分对外事务的不断努力。其五点意见的第一条是优先考虑全党、全国和最广泛人民的利益，它的排序甚至超过了和平发展需求。
最后，作为一个区域性国家的中国倾向于以全球的眼光将其位置放在全球来考虑，这是因为超越地区的就是全球了。然而，从最早的改革算起，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在被考虑的时候，如果不是作为全球变革的领导者，也至少是全球模式的一部分，中国的多样性可能会延长其经济的增长活力。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霸权的生命周期正在从冒险创新的青年时期转向舒适的、吃利息的老年时期，但他提到的最好例子却是像威尼斯和荷兰这样的小国。美国证明，国家社会经济越复杂，其鼎盛时期的生命周期越稳定。在中国，内部市场的规模和内部外围省份的诉求将对其活力起到缓冲和延长的功效。
作为多区域性强国的中国
作为一个整体和一个崛起的强国，其重要性首先也是最强烈地被邻国所感受到。然而，中国作为多区域性强国的形势和作为区域性国家的国内形势是一样复杂。中国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是最近的大国，但并不受到这些区域的束缚。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和任何一个区域合拍，它们的差异是如此不同，根本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特大区域来对待。俄罗斯在欧洲、中东和东亚也有着多区域关系，但是没有别的国家像中国的邻里关系那样不同、复杂和独特。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域性强国是其所在区域的中心，而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国家只是它自己的中心。事实上，中国处在而不是融入到众多区域内的现状就确定了其区域性外交的基本任务。
作为区域性强国的中国，其疆域覆盖之广大，也有助于形成这种概念。和中国相邻的所有国家或相近的主要国家，人口相加占世界人口的56%，GNP相加占世界的26%，当然，像俄罗斯、日本以及印度等这些邻国凭其自身实力，也是区域性强国，它们有其他更重要的关系。然而，没有其他的国家像中国一样接触到如此多样化的区域。其下一步可能是欧洲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在讨论中国区域合作关系的具体情况前，考虑国际背景下地区和区域性强国的准确的特点，这一点很重要。我将国际性区域定义为：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由个数有限的国情不同的国家相互发生关系，形成一个相邻的矩阵。该定义的重要内容如下。首先，一个地区不是仅仅指一类国家，而且是位置相邻的。大英帝国和第三世界就不构成地区。还有，可以考虑一组位置相邻，相互作用的国家的区域性特点，不用考虑它们是否已经正式地组织起来。其次，当许多国家构成一个地区时，它们并不都是区域性强国。区域性强国是指这样的国家，它在区域中和非强国相比体现出的不同国情使弱国在双边交往上的弱势暴露无遗。一个区域性强国并不必然处在主导其地区的位置上——见证一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战就知道了——但它不能受到来自该地区一个我行我素的弱国的致命威胁。第三，该地区是一个子系统，一个并不孤立的系统。来自区域外的和全球的政治可以侵入该地区。当一个区域性强国相比其地区的弱国而言太显强大的话，它和区域外国家的关系就变得疏远，相比全球性强国而言就变成了一个弱国。区域性强国和区域内更小国家的关系就变得很复杂，因为这些小国从其自身出发会使区域外或全球性强国对它们产生兴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随后美国作出反应，发动了海湾战争。
在一个地区内，区域性强国和强国是不同的。美国和稍差一点的欧洲是全世界所有地区的强国，但全球性强国可以选择在任何特定区域的参与程度的大小。对地区事务进行全球性参与的理由可能来自全球性竞争和关注。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全球性参与者和区域性参与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对于全球性参与者而言“一次小的战争”可能对于某地区而言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区域的定义需要将全球分成不重叠的地区，与此相对的是，上述定义需要考虑中国与不同群体的邻国之间的关系。我将依次讨论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的关系，然后分析中国在对外姿态上表现出的多地域性的影响。我并不将泛喜马拉雅看作一个区域，因为山脉的巨大天然屏障使印度及其他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与其说是邻国关系，不如说是一个全球关系。
东北亚是一个没有区域性组织的地区；然而，它却要求作为一个地区来对待。在这个地区邻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很紧张，而且制度化的合作也很困难。作为一个地区，它有三大非同寻常的特点造就了其独特性。首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及可预见的将来，主要的地区问题将一直是朝鲜半岛，称之为该地区的“漩涡”比较恰当。尽管两个朝鲜国家都不处在中国或日本这样一个区域性强国的水平，这是它们的半岛，它们的个性和利益都面临危险，而它们又不能不尊重其他区域性和全球性强国，它们的双边互动并不来自区域互动。其次，中国和日本作为区域性强国，在该地区形成双极化。这种情形在现代前，即日本采取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中国革命和冷战的时候就很突出，今后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然而，双方都将它们的关系看作双边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区域关系，这种关系常涉及来自该区域外部的重要互动。第三，尽管美国在东北亚的参与往往具备片断性和源头性，其帮助建立战后韩国和日本政府的角色及其军事力量的持续存在，使其可以被称作“名誉区域性强国”。但是，当前关于北朝鲜核野心的僵局有可能是美国收缩的一个信号，它仅仅想成为一个在地区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强国。现在回想起来，在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干预避免了一次可能的美国军事行动，它有可能就是东北亚区域化的一个转折点。
尽管该地区比较复杂，但毫无疑问，中国是东北亚地区的完全参与者和地区合作的支持者。它是其他三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外交层面上，中国主持的六方会谈是其地区参与的最好体现，这是与在该地区的所有双边关系相区分的。然而，即使有可能有更多的接触和合作，东北亚将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地区似乎不太可能。中国和日本在该地区都有涉及，尽管该地区的主要问题不能留给朝鲜人自己来解决，但没有他们也不行。
东南亚肯定是一个地区，中国并不包括在内。然而，中国是东南亚大陆最大的邻国，以及海上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此外，中国和越南先是同盟，后成为敌人，且都对南中国海的岛屿有着相互冲突的主权要求，这都使中国与该地区有着不同寻常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所有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中，东南亚有着最强的地区特征和组织，但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信奉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对外政策比较开放和包容。
在1990年，东南亚悄悄关注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影响、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以及柬埔寨的僵局。15年后，尽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得更快，东南亚对中国担忧减少，愿意达成像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这样长期的综合性协定。数个因素促成了中国—东盟关系的转变。就东南亚而言，东盟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扩大到全部10个区域国家，它通过使用“东盟+X”模式扩大其群体外交。没有哪个单独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即使是和中国出现边界及岛屿危机的越南和菲律宾。就中国而言，中国在1991年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之后快速调整了其外交，它并不反对1995年东盟扩容，增加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此外，中国一直不反对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是军事上的往来。最重要的是，中国扩大了与东盟的多边外交，并且一直小心地向东南亚国家重申其承诺：互利互惠，保持稳定。转折点出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中国向东南亚承诺它不会改变港元或人民币的价值，并能够信守诺言。自那以后，东南亚相信，同中国密切关系，机遇大于风险。
前苏联解体后，中国在中亚的重新建构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很容易夸大上海合作组织（SCO）的重要性，其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但是它是唯一的中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后苏联组织，它的成员和功能在持续增加。五个成员都毗邻中国，起初上海合作组织专注于反恐合作。2001年7月，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宣言”的签署，经济和文化合作被列入议事日程。乌兹别克斯坦在那时也加入其中。自从蒙古在2004年获得观察员身份，众多国家对成员资格产生了新的兴趣。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在2005年获得观察员身份。2006年6月，阿富汗、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的总统出席了年会。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一个广泛的区域性组织。它主办文化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国家首脑参加的例会，也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
也许上海合作组织最重要的影响是为提供能源合作搭起了令人鼓舞的框架。在2007年会议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呼吁建立中亚“能源俱乐部”。中亚，包括俄罗斯和新疆，是能源生产地，但运输到能源消费者那里存在问题。中国已成为能源产品和管道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已经开始通过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线流向中国，哈萨克斯坦也将允许俄罗斯石油来使用这条管线。对于一些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地而言，中国也许是最便捷的国际目的地。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尤其是伊朗，由中国购买有助于减少西方市场和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而言，横跨大陆从中亚购买石油天然气使供给模式更具多样化和稳定性，有助于中国西部发展，减少对经由马六甲海峡的石油线路的依赖。
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推断出其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将是一个错误，事实远非如此。如果中国公开批评叶利钦对苏联的解体或对俄罗斯管理不善负有责任的话，那么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完全对立的情况，那就是独联体成员不会冒险和中国交往。如果中国对边境旁种族国家的出现表示不满，并指责他们煽动动乱的话，那么边境线上就会充满猜疑和敌意。如果中国在苏联解体后大规模侵入到中亚各经济体之中，并试图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的话，这将造就一种疏远的气氛，可能会妨碍今后的合作。这两种外交策略如果被采用的话，都将看起来非常自然，但每一种都会让这个地区丧失当前的合作机会。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就会像俄罗斯与高加索的关系一样。
总结中国扮演多区域角色近期所采取的行动，自1995年以来中国在多边区域场所采取的睦邻政策及严格的执行被证明是一个惊人的成功。的确，正如大卫·康所指出的那样，邻国可能会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而感到威胁或疏远，这正是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学家可能预测，并已经预测的事情。相反，中国和大多数邻国及区域组织正处在一种牢固稳定的互惠互利的关系之中。有趣的是最强大的邻国，日本，却是最大的意外。日本的历史和领导人的个性起到了疏远的作用，但同样正确的是，相比更为平等竞争的局势而言，中国的外交在处理非对称关系上似乎更加胜任。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多边协商合作政策是一种理性的政策，它有利于中国的本国利益，而不是进行慷慨的自我牺牲。这一点需要强调，因为关于不对称关系的常识是，大国为了实现影响力优势的最大化，相比多边关系而言，它更愿采取分而治之的双边关系。然而，分而治之的代价就是疏远了更小的国家。它们更有可能屈服，但它们不太可能合作。互利合作，尤其是区域性合作的潜在优势就会丧失。此外，由于区域性强国的影响力有限，为了平衡对抗一个盛气凌人的邻国，被疏远的小国更有可能邀请区域外的干预。中国在过去10年间采取的区域性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功足以证明，具有战略意义的多边合作体现出更大的智慧。
中国多区域成员的身份增强了合作的逻辑性。每个邻国和地区对于中国行动的敏感性是与它们和中国整体实力的差距相当的。如果中国采取合作，和任何一个地区履行多边协定，在其他地区其软实力会产生间接的正面效应。如果中国采取进攻态势，从各方面讲现在不大可能这样做，各个地区将会意识到它们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不断增大的弱点，于是采取相应措施。攻击性的负面示范效果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可见一斑，它们在2008年8月俄罗斯干涉格鲁吉亚时反应冷漠。中国传统外交的智慧是基于加强中央的声望，而不是耀武扬威，它决不是现代以前情况下的人为臆想，而是应对多区域情形的合理反应，现在其重要性再次重现。
中国左派在20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朋友和敌人”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中国在多区域参与的情况下采取睦邻政策的一个最好的负面例子。中国革命的升级导致了和缅甸、柬埔寨等中立国家关系的紧张，以及北部边境和苏联、蒙古的军事对峙。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尽管缺少一种有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类型的联盟，美国也加强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即使是中国的区域朋友，北朝鲜和越南，也发现中国的怀抱有点过于温暖，通过与苏联建立更好的关系以求双保险。邻国们对显而易见的“中国威胁”的反应就构成了1950年到1971对中国成功遏制的先决条件。
作为参与全球事务大国的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可能还将中国视作它刚刚在苏联身上所赢得的那场伟大的游戏中一张无关紧要的牌。10年以后，很明显，中国凭其自身能力在全球舞台上变得很重要。不仅美国、欧洲国家这样全球性的强国需要认真考虑它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对于每一个其他的国家而言，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关注对象。
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层面上和美国都有直接的联系，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的对外存在是最容易被理解和评价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大国以及冷战后的经济秩序中心，这种独特的情况往往会形成一种对立的不被世界其他各国所共享的美国观念。一方面是悲观的、以安全为导向的观点：如果到了中国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时候，中国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另一方面是比较乐观的态度：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经济开放带来的益处和国家利益的相互交织已经使冲突的成本太高。在评估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上的模棱两可就导致了是遏制还是接触的相互矛盾的政策倾向。
虽然美国观点的双方都值得注意，但他们都忽略了战后全球现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互动已经形成多个结点。由于信息革命提供的便利，互动的外围焦点变得更容易知晓和更加重要。这种变革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作用，无论是其作为全球秩序的中心焦点，还是核心支柱。但美国并不是互动的唯一中心。与殖民时代不同，不是所有的互动都通过宗主国来完成。例如，中国受其直接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发展与非洲的关系。但是在美国许多人将中国的行为解释成为一种挑战美国影响力的策略。此外，虽然多结点模式是不对称的，如果将等级解释为强国具有向弱国强加意愿的能力的话，该模式也不是分等级的。中国在非洲所做的工作只能靠说服来完成。更大结点的主要优势是，它们是关注的中心但不是控制中心。像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区域性强国，不仅仅相对于它们的邻国而言，也相对于全球互动而言，变得更加重要。像阿根廷的未来前景，相比过去而言，不仅更加依赖巴西和美国，也取决于区域一体化以及与中国、日本和其他全球性结点的直接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在全球多结点体系中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参与大国。巴西出口到中国的货物多于出口到墨西哥的，中国的出口总量多于日本，进口总量超过欧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超过从墨西哥或日本的进口。即使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它与中国之间的运输路线并不方便，并习惯与欧盟联系，但中国在其进口商品名册上名列第四，几乎与美国相当。
比贸易额增加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发起的关于长期经济合作的承诺。这在亚洲尤其明显，那里甚至有关于统一区域货币的初步讨论。的确，绝大多数的中国高科技出口商品是外资商品和主要来自亚洲的零件进口商品的组装。除了亚洲，胡锦涛、温家宝对南美和非洲的出访也凸显了关于长期合作中的尤其是原材料和农业方面的特定项目的公开承诺。2006年11月首届中非首脑峰会吸引了48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
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其政治影响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国的全球政治互动的方法和其地区性互动的方法相类似，然而比较自然，既不紧张，也不公开地两面三刀。中国在联合国里一直是一个拥护者，但不是一个领导者。自从1971年以来，任何政府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国都给予承认。中国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建立联系，也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发表官方评论。总的来说，中国避免了卷入政治危机，结果是，它通常能从一个和某一没落政权保持平等关系的最后少数几个大国之一，顺利过渡到率先和其继承者建立平等关系的国家之一。
参与全球政治事务的中国最敏感和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当它面对全球超级大国的时候。一般而言，中国对美国比较客气，并不是因为它害怕美国，而是它意识到美国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中心。一种美国观点强调对抗，所以忍让是美国人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然而，自从2001年的间谍飞机事件以来，中国不仅对美国政策（例如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很少给予官方评论，而且也限制了国内反美舆论的公开表达。
中国的顺从既不表明和美国有某种协议，也不表明对美国强权的屈服。和美国关系恶化将影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事实上，中国必然希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因为如果美国经济变坏，中国肯定会利益受损。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买主，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1%，而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取代美国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开始于2008年的美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影响让全球环境变得越来越混乱和不可预测。
中国作出战略选择，通过追求全球性合作而不是控制他国来应对全球不明朗的前景。自1985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一个“多极化”的概念来描述全球局势，那就是没有一个强国能主宰世界，国际合作是必要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单边主义的抬头，该概念被调整为“一超四强”，然而，因为中国仍是“强国”之一，只有它和超级大国的关系受到影响。关于多极化概念存在一些经验性问题和标准性问题，但它很好地描述了中国对外部事务的一般态度。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问题，中国内部争论不断，现在有更多的声音参与了讨论。1999年中国对1998年国防白皮书中所阐述的新安全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讨论，当时北约发动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来，由郑必坚提出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被领导层采用，随后又悄无声息地变成“和平发展”。多极化和全球化一直是官方论述中的主要词汇，并在所有的恰当的官方场合中得到重申。
这些字里行间的背后存在一个特定的逻辑。如果世界上有数个独立权力中心的话，没有单个权力中心能轻易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的中心。即使是超级大国，如果它希望其领导权力持续有效，也必须进行合作。该理论承认了实力的不平等性：这四个国家不是超级大国，其余国家也不是强国。但是此概念的要点是：相对的实力并不具有决定性。于是硬实力就成为一种有限的实用资源，但有可能并不持久。软实力的说服力取决于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期望互惠互利之上的双边关系。这样国际合作的逻辑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友谊的概念之上，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实用的假定：主权国家的集体行动必须通过协商而不是强迫来完成。
与美国可能的紧张关系又是如何与把中国视作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全球大国产生联系的呢？如果一个“全球性强国”指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能力与其他任何国家都相当或者更强大，那么冷战后的地球上只有一个全球性强国，它并不是中国。此外，中国不大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如果我们将“参与全球事务的国家”定义为能和全球的其他国家进行重大而自主的互动的国家，那么中国肯定属于此类。然而，即使参与全球事务的国家有自主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屈服于全球性强国，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美国与中国在利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仍然是导致紧张的源头。美国不断下降的控制力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是因为美国在多结点世界中不合适宜地推广其美国霸权理念。
中国在改革时代尤其是过去10年中其外交事业是非常成功的。其外交并不追求对“平等”进行解释。从成功的互利互惠、相互协商的外交策略转换到和美国争斗谁是全球之首，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意义。激烈的热战对全球而言是破坏性的，而冷战又会减少中国对全球，首先是美国的了解。全球两极化很可能对美国的伤害重于对中国的伤害，但肯定会伤及双方。
结论：中国与多极化
将中国作为区域性国家、多区域性强国和参与全球事务的大国三大角色结合起来看，很显然，“中央王国”仍然是一个中心，尽管不是世界的中心。其国家规模和地理位置赋予它相比邻国而言更大的自主权；其多区域性关系在更广泛的半个地球的背景下扩大了其国家自主权；其参与全球事务的角色也使它在许多政策竞技场上处在全球各国的最前线。另一方面，中国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强国，它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也不会从美国全球向心力的减弱或治理不善中谋取利益。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成就了近年中国的成功，也为中国在可预测的将来提供了政策基础。同样，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区域关系中取得的成功归因于其交互式多边合作政策，而不是控制型政策。
在中国说服其他国家就互利目标进行合作，而不是强迫它们遵从中国意愿的层面上讲，中国对外的实力很“软”。人们可能会说，因此，中国最近在国内、区域内和全球领域所取得的成功是通过一系列的提前承诺来完成的，这些承诺划定了未来合作的范围，以确保减少未来合作的不确定性。不像成吉思汗甚至是满清皇帝，胡锦涛进行的是多层次的交互式管理，而不是控制他国。当然，由于成功，滥用实力的潜力也在增加，但是单方面滥用实力将会破坏它们提供的当前外交和安全形势的基础。中国目前的状况与其说像一个堡垒，不如说更像一个城市的市场，重新洗牌将会损失惨重。
中国的多极化策略可能对于其多层面的国际形势而言比较适宜，未来方向的变化将会被排除，事实肯定不会这样。如果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中国将被迫作出反应，有可能出现两极化。最后说服的软实力将凝结为压力更大的硬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