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走出精神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4 次 更新时间:2010-08-16 22: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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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20世纪80年代,就有“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之说。仔细辨别起来,“三信危机”各有不同指向:信心是自我指向自我的(自信),信任是自我指向形下之非我的(信任政党、政府等等),信仰是自我指向形上之非我的(宗教之拜神教信仰、意识形态之观念信仰为真信仰,而拜物教——权力、金钱拜物教信仰等等则为伪信仰或信仰危机)。20世纪90年代,又有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精神文化危机之说。因为文化无非是精神的映射,所以精神为内在之本质方面,而文化则为外在之现象方面。由此,我们以“精神危机”为研究课题。

  对于精神危机,我们主要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诸种社会历史角度去研究,而是从精神本身内在张力结构及其演化过程去研究。我们力图通过这一研究,从现有各种“症状”中查出“病根”,以便开出“药方”,施以适当“疗法”,以为救治。

  

  一

  

  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全面、深刻和持久的精神危机。

  精神危机,亦即现代颓废主义思潮,表明人类对于自身的生存(生活的意义、价值和目的等等)产生了根本的、严重的、普遍的和持久的怀疑以至精神颓废。颓废主义是最完全、最彻底的虚无主义,是人对于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一切真理性、价值性怀疑的现代主义。

  当然,即使这样一个时期,由于某些精神刺激因素(如权力、金钱、食色——饮食男女等),某些人们一时处于精神兴奋状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精神危机的局部的、暂时的缓和不能改变全局、常态。物质的丰富、身体的享受非但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而且还能起到反衬作用。

  当今世界,危机重重。人类面临诸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和核战争等等问题。但是比所有一切更严峻的是人类精神危机。可以预言,最有危害性和最有毁灭性的不是其它任何一种危机,而是人类精神危机!

  为了把握精神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我们应当迅速切入精神本身内在张力结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系统分析了人类精神的内在张力结构。弗洛伊德早期提出过“二分法”的意识结构理论,将意识区分为“潜意识”和“意识”,而又将“潜意识”区分为“无意识”和“前意识”。各种意识层面之间存在一种“潜抑”和“宣泄”的张力关系。而弗洛伊德晚期又提出了“三分法”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格区分为“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各种人格层面之间同样存在一种“潜抑”和“宣泄”(“升华”)的张力关系。心理能量在转化中守恒。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本我”理论。他发现了“本我”自身内在张力结构:“生本能”(亦即“性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张力关系。他以之来解人类生命之谜。 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

  弗洛伊德所揭示的“生”与“死”之间的张力关系归根结底是人类基本生存困境的反映。所谓人类基本生存困境是指生与死之间的矛盾、两难和悖论。正是从这种困境中,人类获得一种基本生存本能。所谓人类基本生存本能是指:人类总要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有限中寻求无限,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死中寻求永生。唯其如此,才能有所依赖,有所归属,有所寄托,有所追求。人类总要确定生存的意义、价值、目的。唯其如此,才能具有生活的信念、理想、希望。

  精神本身这种内在张力结构决定它的演化过程。

  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出了发生认识论的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系统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演化过程。皮亚杰以主客体在儿童心理中的建构为主导线索,揭示了个体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认为,主客体建构的关键是本体(守恒性)概念在儿童心理中的建构。 从全息观点看,儿童心理这一人类个体早期认识的建构不过是原始人类心理这一人类总体早期认识的建构的全息重演。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全息同构关系。

  皮亚杰所揭示的本体(守恒性)建构从根本上反映了人类精神的基本实践本性:从现象到本质,从表象世界到本体王国。换句话说,所谓人类精神基本实践本性是指:超越生活世界,建立“精神家园”。

  这里,我们从可能和现实、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精神基本实践本性所具有的各种意向。

  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如同任何一座建筑都是将它的基础安置于大地之中一样,人类建立“精神家园”的唯一基本方式是将有限安置于无限之中。最初,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只有现实生活着的个人才是有限。而无限则可以通过以下四条或者五条基本路径建立起来:第一、回归自然,以物为本——自然本位主义;第二、依附社会,以人(社会)为本——社会本位主义;第三、个人膨胀,以人(个人)为本——个人本位主义;第四、精神超越,以神为本——精神本位主义。最后,与以上四条基本路径相对立的第五条基本路径:放弃存在,以无为本——虚无主义。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将精神意向划分为“历史理性”、“生命激情”、“审美主义”、“宗教情怀”、“虚无主义”。 可以与笔者这里所进行的划分相参照。

  正如刘小枫指出,审美主义(“逍遥”心态)与宗教情怀(“拯救”意识)是中西方两大文化传统的基本主题。 所谓审美主义(“逍遥”心态),以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人的自然本性)为本,亦即自然本位主义,如道家、释家(禅宗)等。而所谓宗教情怀(“拯救”意识)则以神为本,亦即精神本位主义,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历史理性——社会本位主义,以社会—历史为本。儒家、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典型。生命激情——个人本位主义,以个人—生命为本。近代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时期的青春主题是其中的典型。最后,虚无主义,以无为本。佛教、现代颓废主义是其中的典型。

  人类在这些“精神家园”中的耕耘和收获正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创造。众所周知,人类一切创造基于这样一种形上追求:从现象到本质,从表象世界到本体王国。人类形上精神是一种寻根究底、追本溯源的精神。它是这样一句“绝对命令”:我不仅要问“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我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正是这样,人们拷问了世界、宇宙,拷问了人。对于世界、宇宙,它要达到究竟之极;对于人,它要达到终极关怀。前者作为一种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文化上;后者作为一种人文精神,体现在人文文化上。

  但是,人类形上精神要求从外在的、杂多的、相互区别的、个别的现象中把握内在的、单一的、自身同一的、一般的本质,就是企图将充满感性光辉的表象世界归结、还原为笼罩理性阴影的本体王国。为了寻求一个对于生活的合理解释,我们以牺牲生活的全部乐趣为代价。如此,人类形上精神从丰富、充实走向了贫乏、虚无,从生活走向了死亡。正是这样,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哲学家们大谈特谈:“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总之,人类精神的实质正是现象与本质、表象世界与本体王国、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精神本身内在张力结构已经蕴含了危机的内在因素。在它的演化过程中,一旦出现了引发危机的某种外来因素,危机就会爆发。从精神危机的这一根源中可知精神危机的本质。精神危机正是双重危机。它是现象、表象世界的丧失和本质、本体王国的同时崩溃,亦即生活乐趣、意味的丧失和生活信念、理想的同时崩溃。

  

  二

  

  精神危机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精神危机作为一种现实,却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生。无论作为个体事件,还是作为群体事件、总体事件,精神危机往往取决于人们生存境遇的非常变故。但人们生存境遇的非常变故能否引发精神危机,却取决于人们的性格回应。人们的性格回应一旦失去应有张力,精神危机就会爆发。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演变历程中,首先,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建构时期,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儒家从血缘生殖这一人际自然关系中建构人际社会关系,形成伦理主义——社会(家族)本位。而道家则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形成审美主义——自然本位。所谓“儒道互补”,正是二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张力结构。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解构(危机)时期。两汉时期,儒、道两家在宗教化、神学化中各自走向极端。作为民族基本性格,“儒道互补”这一张力结构逐步失去原有张力,由此解构,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危机。玄学正是陷于这种“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困境反映。所谓“玄学思潮”、“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等等,都具有精神危机的意义。最后,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补构时期。通过援引外来文化精神资源(佛教),补救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儒家、道家),最终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文化精神。

  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演变历程中,首先,古希腊时期是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建构时期,形成了希腊文化精神。希腊文化精神是科学主义——自然本位和人本主义。早期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表现了希腊人对于自然界的浓厚兴趣;中期希腊哲学是人事哲学,自然问题转向人事问题,希腊人转而关注人本身;直到晚期希腊以及罗马哲学,人事问题更进一步转向人生问题,方才出现人生哲学。其次,古罗马时期是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解构(危机)时期。希腊人以及罗马人对于人生问题的关注,对于生命问题的探索逐渐触及文化精神问题的核心: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原有的文化精神资源不能满足人们在精神觉醒后对于精神本体的强烈需求。精神危机就这样爆发了。最后,欧洲中世纪是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补构时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伯莱文化精神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希伯莱文化精神(基督教文化精神)是神本主义(上帝信仰和天国理想)。由此,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形成了希腊文化精神和希伯莱文化精神的统一。

  比较而言,20世纪精神危机是迄今为止唯一具有人类总体意义的事件。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物质文明的发达和精神文明的危机、科学的昌盛和人生的危机等等“二律背反”问题。

  造成这一事件,首先是人本主义—科学理性的解构作用,然后是工业—城市文明以及消费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作用。

  正如由神本主义而生发的是宗教信仰一样,由人本主义而生发的是科学理性。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既给我们带来了幸福,也给我们带来了祸害。爱因斯坦曾经将科学比喻为“双面刃”。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愈益表明它具有造福于人类和遗祸于人类的双重性作用。但是,科学的“双面刃”作用,不仅表现在其物质后果的双重性上,而且表现在其精神后果(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方法)的双重性上。

  科学正是人类思辨理性(形上精神)的产物和表现。早在古希腊,当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这一概念和“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时,人类思辨理性也就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实现了“心灵的转向”。从此,人本主义—科学理性得以确立。柏拉图驰骋想象,建立了一个“理念王国”。亚里士多德条分缕析,构造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被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神学所利用(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最后,以宗教的没落和科学的兴盛为背景,人类形上精神发生重大转向。它既标志着人类从幼稚的时代进入了成熟的时代,也标志着人类从确信的时代进入了实证—怀疑的时代。

  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人本主义彻底战胜神本主义,科学理性彻底战胜宗教信仰。近代欧洲哲学以培根提出“实证”(经验)原则、笛卡尔提出“普遍怀疑”(理性)原则为开端。培根的“实证”是实验科学的原则,笛卡尔的“怀疑”是为了确信(“清楚明白”)的怀疑,是理性主义的原则。培根、笛卡尔企图以此从宗教中解放科学,从信仰中解放理性,从神中解放人。从此,人本主义—科学理性得以发展:“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笛卡尔)、“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我行动,所以我存在”(费希特)、“我言说,所以我存在”(维特根斯坦)。但从这种人本主义—科学理性中却最终演化出一种实证主义—怀疑主义来。在哲学史上,真正的实证主义—怀疑主义是不可知论:“经验之外不可知”(休谟)、“现象之外不可知”(康德)、“语言之外不可说”(=不可知)(维特根斯坦)。尽管康德曾经一语道破了不可知论的目的:“给理性划界限,为信仰留地盘”,但这种科学理性却最终突破了自身的界限,摧毁了宗教信仰的地盘。黑格尔企图恢复思辨理性(历史理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尽管如此,人本主义—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怀疑主义的时代还是到来了。

  由于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主要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被以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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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1999年第6期,并经作者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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