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必然：胡适去世时，自发送葬者据说达到30万人，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这种盛大的场面，除了鲁迅之外，没有第二个文人享受得到。的确，鲁迅与胡适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是无第三人可及的。关于鲁迅与胡适二人的话题，几十年来总是绵延不绝，大概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将二人相提并论，开启对二人所代表以及所开创的思想文化源流的整体思考与研究，还是近些年来的事，或许这也正是《胡适还是鲁迅》的意图以及本书的价值所在。之所以这样说，是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与胡适二人并不处于平等的位置，鲁迅太高，胡适太低(或者说有意被忽略)。

关于鲁迅，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毛泽东对他做出评价之后，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与声名更是一路上扬，即使在暗无天日的“文革”期间，鲁迅的著作也仍然可以畅通无阻，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源泉。在如此众多的言说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鲁迅故去的七十多年中，人们不断地在探索鲁迅的内心世界，但呈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也许未必是一个真正的鲁迅。曾经写过鲁迅传记的朱正坦承，上世纪50年代写的鲁迅传记，他把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一句不落地引用了，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其实，没有油彩的本色鲁迅，才具有更为伟大的人格魅力。

尘埃终将落定，历史始终公正。当喧嚣与浮躁渐行渐远，历史的公正性才会越发清晰地显现出来，众多学者们看待从前的历史，也就拥有了更为冷静与客观的眼光。朱学勤说：“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林语堂，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这应该看作是如今知识界的一个共识。

胡适这个名字被提及得越来越多了，这是个令人欣慰的现象。这位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这位一生坚持“独立”的大学者，在大陆1954年的“红学”论争中，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大批判，曾经被许多人挂在嘴边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不再也不敢被人说起了，人人噤若寒蝉避之不及。如果说鲁迅被抬到了一个圣坛的偶像地位，那么胡适是被流放到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如今我们知道，将鲁迅抬上圣坛，将胡适忽略不计，实际都是对二人的不恭，也是对后人的误导。

“坚持自由主义一生的胡适，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这样一种平和态度，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的确，尽管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向来存有较大争议，但他的人格力量，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无人能比。我很赞同谢泳的观点，“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无论是对做文章还是做人，都是大损失。”

事实上，将鲁迅与胡适放在一起来讨论与思考，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与鲁迅的思想深度、毫不妥协、坚韧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作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作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状态——胡适当然不保守，而且，在中国来说，保守总是不那么好的词。二人的区别，钱理群一语道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的这种温和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既不讨激进派的好，也未必会被保守派认同；既为大陆所批判，也为台湾岛内所攻击。我们一直以为，以胡适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应该始终为其所重，但在1956年，国民党照样认为胡适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攻击胡适是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也许在一个进入平和状态的社会当中，胡适的思想才会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更自然地接受。

在知识分子前行的路上，尽管也有钱穆般的严谨学业可选择，但基本上来说仍不离鲁迅与胡适所开创的两条路。如果要在人生路上选择一位追随者，你是选择胡适，还是鲁迅？

《胡适还是鲁迅》谢泳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