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一封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1 次 更新时间:2010-06-20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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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  

林毓生先生:

你好!

近日读到你分别于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就汪晖“抄袭”事件发表的谈话,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

你在谈话中说到“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来。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被媒体采访的情况下,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相当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大批判(文革结束以来,这样的场面已经十分罕见),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现在,由于你介入这个论辩,我以为有可能形成一个好的转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严肃的,公正的,无论对舆论,无论对学界,都会充分表达你的严肃和公正。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因为,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诸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意见,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你的说法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生。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有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只想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你能否写一篇文章,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看经过这样的辩驳之后,你现有的对汪晖的评判和结论是否还能站得住,是否还能服众。

我想,鉴于汪晖涉嫌抄袭的争辩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议和要求并不过分。“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学术界里大家都赞成的,更是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人都赞成的。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想到不仅别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我想应当在这里提及,你的谈话有一点和近来媒体的言说不同,就是把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问题的辩论边界扩大了,即把汪晖的思想和学术的政治内涵、政治倾向也放了进来。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亚洲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相当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王彬彬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也是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个发言同时,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这个发言最近又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与宝贵意见,谨此致谢”。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如果我这猜想不差的话,我希望你也就此写出文章,更系统地在学理层面做出详细的阐述,把隐约中的论争表面化,尖锐化。如果有这样的文章开局,我相信定会形成一场意义重大的论争,还相信这论争绝不会仅限于你和汪晖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样做也有些具体的困难,例如,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论争平台,就很麻烦。鉴于我们彼此都明白的一些原因,也鉴于中国的大学和学界问题丛生,种种学术腐败已经深入肺腑,为此,选择一个合适做这样活动的平台,并不容易。在这方面,如你赞成这个想法,还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大概是九三年初夏(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和汪晖趁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之便,特意弯路到威斯康辛去看你,那时你正筹划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史,因此,见面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质。我清楚地记得,由于自己是作文学批评的,对你和汪晖的热烈讨论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楼,到客房睡觉去了;好像是夜里四点多钟,我被你和汪晖大声争辩的声音吵醒,下楼一看,你们二位竟然困意全无,越争越热闹,不禁十分钦佩,更为你的学术热情深深感动。蓦然回首,不觉近二十年的光阴悄然飘过,但一直没听到你的中国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许至今还在写作中?另,听说你已经从威斯康辛大学退休,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不知写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是个好地方,宜居,易读书,唯夏日酷热,还望注意身体,劳而逸,逸而劳,则于健康大有益。

顺颂

夏祺!

李陀

2010年6月9日

附《东方早报》:“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

“汪晖事件”升级 李陀发《给林毓生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建议其撰文将论争表面化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有一段时间里媒体和学者对此事件关注度开始下降,原本以为此案又会不了了之,但随着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通过接受内地媒体的采访介入“汪晖涉嫌抄袭”讨论,“汪晖事件”再次被媒体和学术界强烈关注。昨天,学者李陀向早报记者独家发来完整版《给林毓生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并接受早报记者专访,他就“是否涉嫌抄袭”、如何就此事进行论辩以及广泛的思想学术论争,发表了个人观点。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李陀建议林毓生

分析辩驳“争论”

6月10日起,在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封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信。昨天,经早报记者向李陀证实,该信确为其所写,但网上流传的只是一个初稿,也不知怎么流传出去,而给早报记者的这封公开信为最终定稿。

李陀在信中首先认为,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被媒体采访的情况下,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

但在李陀看来,这些与王争辩的文章出现之后,并没有造成一个相对说理的辩论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场针对汪晖“涉嫌抄袭”的论争开始于大众媒体,“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

李陀在信中说,原本以为林毓生的介入,此次论争可能会形成好的转机,“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李陀给出的“失望”理由是,“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诸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意见,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你的说法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身。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有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李陀建议林毓生是否可以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不仅别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涉嫌抄袭”

辩论边界扩大了?

在这封公开信中,李陀还认为林毓生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言论,“把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问题的辩论边界扩大了,即把汪晖的思想和学术的政治内涵、政治倾向也放了进来。”李陀提到,王彬彬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的3月25日当天,美国费城也正在举行亚洲协会年会,来自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作了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该发言日前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予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如果我这猜想不差的话,我希望你也就此写出文章,更系统地在学理层面做出详细的阐述,把隐约中的论争表面化,尖锐化。如果有这样的文章开局,我相信定会形成一场意义重大的论争,还相信这论争绝不会仅限于你和汪晖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乐而不为?”

◎ 对话李陀

“南方报系既然发动这个论争,就应该发表正反两方的观点”

早报:自从3月份“汪晖涉嫌抄袭”发生以来,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即兴的一些发言,学者认真论辩的并不太多,主要是媒体在参与这样一次讨论,你如何看学术界的这样一种沉默?

李陀:在这次论辩里,实际上是大众媒体(主要是南方报系)把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论争包揽过来,几个月来发表了很多相关的文字。但问题是,媒体这么操作是有缺点的,有些学者可能不愿意介入媒体的讨论——今天媒体的影响太大了,如何处理学术和媒体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有经验和能力。另外,中国大学的腐败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很多媒体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个少见的舆论环境,学者如何介入媒体,不能不是一个难题。另外,南方报系的做法也有问题,他们既然发动这个论争,就应该发表正反两方的观点,有充分的争论,可事实并不是如此,造成的讨论气氛比较怪,没有形成真正的论争气氛。

早报:在你看来,媒体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它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认为媒体在这场讨论中立场并不客观。

李陀:媒体在这场学术性的论争中保持客观很难,因为这场论争,涉及许多技术性和学术性的问题,许多专业概念、写作规范应该如何理解其实是争论的关键,而这恰恰需要在这次论争里弄清楚。问题是,这主要是学术界才能解决的事情,媒体起到的作用是检举、监督,同时适当地提供平台进行论辩。

早报:公开或者非公开的言论中,其实已经认定汪晖是“抄袭”,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李陀:我个人的观点也认为,汪晖的文章有缺点,有不规范和不严谨的问题。但我还认为,个人看法不能算数,要确认汪晖是否抄袭,应把那些被质疑的句子、论点、段落,一个个都拿出来,认真分析,逐条论辩。现在不是“表态”的时候,结论应该放在事实清楚之后。让我所担心的是,这种辩论应该有个过程,有来有往,形成双方若干回合的辩驳,现在参与的双方是不是有这样的耐心?其实,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公案,也有类似的辩论,不过双方都是来回往返地辩论,不能一锤定音。

“林毓生参与讨论后,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浮现了出来”

早报:不久前,著名学者林毓生接受媒体采访,对“汪晖事件”发表了评论,使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汪晖事件”再次热起来,林先生等学者的介入对“汪晖事件”的发展,有何积极意义?

李陀:林毓生先生这次站出来介入讨论,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他有在美国多年执教的经验,对西方的学术规范也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对类似问题如何解决,应该有很好的经验。因此,本来他可以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以一个学者的平等身份介入这次论争,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大家一起把事情弄清楚,是就是,非就非。

早报:但有学者认为,“汪晖事件”论争背后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而林先生的介入使本来就存在的路线之争明朗化,你是否同意?

李陀:林毓生先生介入之前,对于汪晖涉嫌抄袭的一些争论,大致还都限于学术和学风的层面,但他的介入,一下子扩大了讨论的边界,把本来和“抄袭”无关的一些内容带了进来。所以“汪晖事件”在林先生参与讨论之后,其实是被政治化和复杂化了,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浮现了出来。

早报:那你是否认为,现在新左和新自由主义派索性应该进行公开的论争,公开讨论思想论争背后的政治含义?

李陀:首先,我愿意再声明一次,我始终认为用“新左”和“新自由主义”这样的说法来形容、概括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分歧,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不管林毓生先生主观意图是什么,他的谈话又一次把这些复杂的分歧凸现了出来,那么,索性把一直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论争借此公开和展开,也不错。学术、思想本来就应该有各种声音,思想的大一统才是最需要警惕的。1990年代,思想界曾经就所谓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分歧,发生过一场公开争论,我一直认为,那是一次很宝贵的机会,如果那一次能够充分展开,中国的知识地图肯定和今天大不一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次争论没有持续,很可惜。林毓生先生这次的介入是旧话重提,重新把以往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冲突提上议程,但是,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际的冲突和思想的对立都已经具有新的历史内容,因此,如果能在理论和思想界发动一次有很多人参与的更广泛大讨论,大争论,那是再好不过了,希望这一次不会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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