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先锋文学运动与文学史写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2 次 更新时间:2007-05-21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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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  

这是一本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论文集,文章全部选自《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个专栏始于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号,终于2001年夏季号,历时十年整。十年,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专栏,在一个刊物上坚持这么多年,这在学术史上也不多见吧?何况,《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文学刊物,学术研究并不是它的重点。

须要说明的是:“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重写”活动,并不是《今天》首先发动的,开设这样一个专栏,恰恰是担心这个运动在经历“六四”之后半途而废,觉得那就太可惜了。在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号的《今天》上,有一个关于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编者按”,文字不长,我这里把它引录于下:

编者按:一九八八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栏目——“重写文学史”,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反对者看来,文学史(以及所有的“史”)是不准重写的,可恰恰是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叫做历史的东西都在历史中不断地被重写。中国是崇尚历史的国家,有人甚至把中国文化称作“史官文化”;因此历史话语不仅享有特殊的、高高在上的位置,成为一种具有特别权威的话语,而且也成为权力激烈争夺的对象。在这方面,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胡适写《白话文学史》、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都是很好的例子。其实不管你“准”还是“不准”,历史总是要被重新叙述的,文学史也是如此。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每个具体的“重写”出来的新的历史话语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会被重写,重写的历史情景是什么,等等。

“重写文学史”的栏目早就被停掉了,十分可惜。本刊早就有意接过这个话题,使之继续。前不久正好收到王晓明先生的一篇来稿,与“重写”有关,而王又恰是“重写文学史”一事的始作俑者之一,这自然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本期郑重辟出“重写文学史”专栏,希望这个栏目会得到读者的关心,也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各方人士踊跃来稿,使“重写”的事再度热闹起来。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开辟这样一个专栏,就《今天》的性质和特色来说,并不合适,要是论到《今天》当时的处境,那就更不合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1990年那个寒冷的夏天,为复刊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一次编辑部会议的情景:中原岂天上?尺土不能归——一群诗人、作家突然之间无家可归,成了“在路上”的漂泊者,行迈靡靡,中心遥遥,有谁能想得到,大家会在这遥远的北欧相聚?并且,商量的事情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今天》复刊?事过多年,到了今天,我还是想不大明白,这些人的激情和乐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简直像布鲁盖尔的《盲人领盲》画里那群瞎子,他们好像完全看不见眼前的现实是多么严峻:《今天》早在1980年就被迫停刊了,十年之后,而且是“六四”之后,再把这刊物在海外恢复出刊?在哪儿出版?谁来编辑?钱从哪儿来?稿子又从哪儿来?

有时候,奇迹的形成很平淡。《今天》不但在1990年真的复刊了,而且一年之后,在1991年的三、四期合刊上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并且坚持了十年。现在,当这个专栏几乎要完全被人忘掉,正成为一缕烟尘渐渐消散的时候,我们有了机会从中遴选十篇文章,编辑成一本书,放在《今天》丛书里出版。

出版这样一本书,当然有一个立此存照的意思,它是《今天》发展历史的一部分,变成历史纪录是应该的。但是,除此之外,出这样一本书,还有没有别的意义?何况,近些年在国内,有关“重写”和对“重写”进行再讨论的文章相当不少,有些还出了集子,这样,再出一本差不多的书,到底有什么必要?这不能不是一个编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自从北岛嘱我编选这样一个集子,我就一直在琢磨:到底该怎么看《今天》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件事?如果说在当时,开设这样一个专栏主要是出于一种责任心,那么,在今天,在十五年之后,当二十一世纪在无数人的期待中拉开了序幕,而这序幕中演出的种种贪婪、疯狂和残忍(让人想起“残忍的四月”),让全世界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又该怎么看这件事?怎么看在“专栏”中发表的这些文章?怎么评价体现在这些文章中的写作?还有,这些写作和《今天》的关系又该怎么看?要知道,《今天》和“重写”相遇,相当偶然。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重写”的夭折,也没有一群作家在海外的流亡,那压根不会有“重写”的历史和《今天》的历史的长达十年的重叠。可是,历史本来就是偶然性造就的历史,“重写”既然已经获得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环境和语境,这机遇是不是偶然就不那么重要了。我想,更重要的,是这个重叠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可能把“重写”不是放在“文学史”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机制里进行分析和讨论,而是放在《今天》的历史和命运里给与审视和评判。也许,由于这样做,我们恰恰可以扔掉一些包袱,澄清一些遮蔽,给文学史的重写一个新的方向,提出一些新的可能。

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国内有关“重写”的批评和讨论,虽因“六四”而终止,但自九十年代末,又死灰复燃,有了不少回顾和检讨,但是,这些讨论很少提及《今天》开设“重写”专栏这件事,似乎“重写”和《今天》的历史重叠根本没发生过。这当然可以理解,以目前国内的政治环境而论,《今天》在今天仍然是个政治禁忌,让它在官方主导的言论空间里得到公开的讨论,恐怕是有困难。另外,由于《今天》通向国内的邮路常常被阻隔,很可能不少人没有机会看到专栏里的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还都不足以说明这段重叠历史为什么被忽视,事情如此恐怕还另有原因。文学史写作,不管重写不重写,在文学史家和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看来都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一个专门的领域,有规矩,有传承,并且有各种机构和机制(专门的刊物、大学课程、各种研究机构、评价体系等等)为这些规矩和传承作保证。《今天》是什么?一个自打出生起就在民间沉浮的一个民间刊物,可以说和维持、保证文学史生产的那些机构和机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仅如此,如果在《今天》和文学史写作之间寻找什么联系,那完全是一个颠覆和破坏的关系——正是《今天》的出现,还有在《今天》带动下涌现的文学变革,使中国文学领域中的旧秩序,无论是“五四”之后形成的秩序,还是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革命秩序(这两个秩序之间有着又断裂又连续的复杂关系),全都遭到质疑和颠覆;而这旧秩序里,组织被破坏得最深刻,经纬被撕扯的最破碎的部分,我以为恰恰是文学史写作,因为文学史是任何一种文学秩序的最权威的设计师和保护神,因为文学史中潜伏着让这个秩序得以正当存在的政治理由。换句话说,《今天》的挑战和质疑的矛头,并不是只指向文学写作,而且也直接指向文学史写作。

不过,也许由于这种挑战关系在表面不那么直接,也许由于一切维持旧秩序的机制和机构的力量都非常顽固,在近些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并没有人认真思考《今天》的出现和文学史写作的这层关系,当然也就不会注意《今天》历史和“重写”历史之间的重叠。

这在《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中发表的共二十九篇论文里,就已经有尖锐的表现:这些文字没有任何一篇对这“重叠”的历史有所关注和讨论。很明显,论文的作者们并没有考虑在《今天》里发表“重写”文章,和在其他理论或学术刊物“重写”有什么不同。《今天》的特殊历史和它的特殊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也许,激动文章撰写者们的唯一念头,是被无情腰斩的“重写”竟然死里逃生,大家终于又有一个空间可以思考和写作。这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将要窒息而死的人,突然又可以呼吸,当然是大口喘气要紧,谁也顾不上其他。但是,今天回顾起来,这个顾不上,还是可以追究,比如,如果那时候有人提出:这儿是《今天》,欢迎你们来继续“重写”,可是诸位能不能琢磨一下,你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否应该有所不同?是否应该尝试一种新的写作——因为这里是《今天》。如果有人(比如说是北岛)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作者会怎么反应?会响应吗?会尝试吗?

我想不会。因为无论“六四”带来的冲击是多么深刻,又无论这冲击给知识界带来多深刻的蜕变和分化,中国的学者、教授和批评家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不但没有多少疏离,反而日趋紧密。这说起来这有点奇怪,可事实如此。检阅“六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体制的关系,恰恰是一个结合越来越紧密的历史,这和具体的某个人与学术体制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感情形式,是紧张、对立(仔细推敲,这紧张和对立往往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还是亲密无间,可以说关系不大。即使是一些和体制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的文化人,他也很难减低对体制的依赖,更不必说摆脱。某种程度上,1991至2001年发表于专栏中的多数论文,可以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一个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脱离学术规范进行文学史写作,那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拿在《今天》发表论文章的这些作者(这里主要是指国内来稿的作者)来说,明显的,大家都想以自己的“重写”,来对旧的文学史做出质疑和批判,但是,这样做的同时,每一位作者又都同时在努力保持写作的“学术性”,使其符合学术体制所要求的规范。如果放在一本正常、普通的学术论文集里,这种做法是当然的,没有什么特别,只能如此。但是这些文字,还有这些文字所负载的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出现在《今天》这本刊物里,就显得十分不大协调,甚至怪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每当一辑“重写”文章刊出时,不论这些文章写得多么出色,心里总有点别扭,觉得它们不过是混迹在《今天》里,这儿其实不是它们呆着的地方。当时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明白,《今天》代表的写作和学术性写作之间,天然有一种不和谐,或者说敌对。也许这些“重写”文章在客观上和《今天》的写作是盟友,是支援,是合作,但绝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今天》生来就是一切体制、也包括文学体制的敌人——在“我不相信”这面旗帜下,《今天》所追求的写作永远是拒绝和反抗的象征,是对现存世界的种种压迫关系,对现今一切统治秩序进行批评和反抗的不屈不挠的表达。

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今天》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写作都具有这样不妥协的反抗性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今天”文学运动(或“今天”所代表的文学运动)像历史上所有的文学运动一样,有过起伏和曲折,分化和重组,危机和衰退。这样一个漫长的运动,内部也当然不可能完全统一,被卷入其中的诗人、作家、批评家以及学者,在文学和政治立场上更不可能完全一致;特别是刊物的作者,几十年中出出进进,变化很大,比起八十年代初,不再有那么明显的“圈子”色彩(但我要指出,仔细检索,在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的无论诗人、小说家,还是学者,都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群体)。还有,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禁得起时间之流无情的激荡冲刷?土崩瓦解,大浪淘沙,任何一个运动都不可能没有种种调整和应变,《今天》自然也不能例外(对这些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我想是未来“今天”运动史研究者的一项有趣又引人入胜的工作)。但是,经历这一切变化之后,如果认真追索《今天》的历史轨迹,我以为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这个刊物,还是在它周围聚集起来的反叛者,在根本的意义上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早就结束了,自1978年十二月创刊,至1980年十二月被迫停刊,那两年前后,才是这一运动的发动和终止的大概时间。实际上,很多有关当代文学的著述也都持这样的看法,例如,影响很大的洪子诚著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一书,就是把《今天》放在“八十年代”的“新诗潮”这样一个框架里叙述的。《今天》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学运动来评价,而只是八十年代很多文学思潮中的一个诗歌思潮而已。这样讲《今天》的故事,显然不符合事实。先不说此类故事忽略了以《今天》为象征的写作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期,其源头深深隐藏于文革期间,甚至更远,而且也忽略了《今天》在被迫停刊以后的曲折发展。把“今天”的写作只归结为诗歌写作,而不是把它看成由诗歌打先锋的一个全面的先锋文学运动,当代文学研究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运动并没有随着《今天》停刊而停止,相反,这个运动贯穿于整个八十年代(这给当代文学史研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今天”的先锋写作和八十年代所谓“先锋小说”或“试验小说”的关系就需要仔细分析和梳理)。《今天》在海外复刊,不过是这个运动的一个必然的持续发展。或许有人认为,1990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由于长期和国内隔膜,它已经是个流亡刊物,完全和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脱节 ,因此这是另一个《今天》,并不能和原来的老《今天》联接,也构不成一个前后相继的运动。这样的说法有一个可疑的前提:像历史上很多流亡作家从自己的祖国逃亡之后所编辑的刊物一样,《今天》是一个立足于异乡土地,主要以表达流亡作家的写作为己任的刊物。事实上,刚复刊的时候,也确实有一些诗人提过类似的建议,如果接受这样的建议,《今天》完全有可能走上流亡刊物的道路。但是,作为主编的北岛,当时毫不犹疑的作了另外的选择:虽然刊物不得已办在国外,它的文学写作一定要立足国内,它一定是一本中国文学杂志。这样的决策为《今天》以后十余年的发展带来很多困难和尴尬。首先是名和实之间的矛盾:面对“六四”之后的政治形势,一个文学刊物,怎么可能在国外编辑,又立足于中国国内?其次,和国内作者联系非常困难,编辑部时时都在为无米下锅发愁,也常为刊物质量不能不由此下滑而感到焦虑。然而,似乎不可能的事竟然被做成了。今天检索复刊后《今天》诸期的目录,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无论诗歌、小说、散文、评论,还是学术文章,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国内——这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中国文学刊物。我认为,清楚地肯定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怎样评价“今天”文学运动的关键。

在整个九十年代,孤悬于海外的《今天》危机重重,无论是经费的拮据,或是编辑上的困难,都有可能让它随时夭折,但是,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国内外的文学环境。在《今天》的发动阶段,虽然面临着来自国家和警察方面的强大压力,但是这也让它比较容易获得自己的反抗姿态,确立自己生命的意义。至八十年代中期,由于自《今天》发动的先锋文学写作获得了普遍的响应,也由于《今天》被迫停刊,“今天”文学运动一度在表面上失去了独立性,虽然它一直还是八十年代文学变革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成分。当代文学史的很多研究,之所以把“今天”文学运动仅仅看成是一个“思潮”,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个运动和其他文学运动的本质区别,以可涨可退的潮水作修辞来讲述《今天》的历史,显然其中有严重的盲见。现在回顾起来很清楚,《今天》和“今天”文学运动真正遇到的危机,恰恰是在世纪末,是在海外复刊成功之后。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刊物和国内文学发展的隔离和脱节,事实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的,严重的问题倒是九十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突然崩溃,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这一切让《今天》像冒险家奥德赛一样,发现自己突然掉进了一个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过去获得的一切,包括种种确立自己identity的经验和意义,一下子都成了问题。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为什么存在?《今天》当时存在着一个现实的危险:刊物可能会勉强办下去,但是作为文学运动,它将像沙漠里的一条内河,渐渐在酷热和干旱里流失蒸发,最后不知所终。

我不能够在这里详尽讨论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世界形势的巨变,也不能详尽讨论《今天》的命运如何被这这大形势左右影响的细枝末节,那将是以后文学史家的工作。我在这里只想着重指出,《今天》非常幸运——完全想不到的是,恰恰是一度黑云压城的变幻形势,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给了它生机,让它作为一个先锋运动在新的环境里不但获得了与过去的连续性,而且获得了新的意义。历史喜欢捉弄人的命运,但这一次它却表现了善意。

彼得·伯格(Peter Bürger)在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做了区分之后,把西方先锋派描述为一种艺术的自觉(而不仅仅是语言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先锋文学和艺术所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就不再是保守的、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具有宰制力的艺术风格、艺术传统和艺术规范,而是维护这种传统和规范的文学艺术体制本身。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伯格有关现代艺术发展的历史分析还是有不少问题,应该做细致的分析和批评,但无论如何,他围绕艺术和体制之间的冲突来定义先锋运动,是把握到了关键,这比英美文学批评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不加区分地捣浆糊,要高明得多(中国国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由于一直是跟随英美批评的路线,所以自八十年代至今,在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认识上形成严重的混乱,这对如何看待“今天”先锋运动,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简单地把“今天”的写作看成是西方“现代派”的一个支流或是模仿)。因此,无论是对八十年代的《今天》,还是对今天的《今天》,或是对这个文学运动从过去到现在作整体性的评价的时候,紧紧抓住它和体制间的关系,我以为同样是把握住了关键。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产物,因此,《今天》的抗议和反抗的对象就不仅是文学和艺术的体制,还包含着这些体制后面的制度安排和历史含义。有这样复杂的背景,不仅简单地把“今天”文学运动和现代主义历史过于紧密地地勾连起来是不恰当的,就是把它和二十世纪欧美先锋运动作比拟,也需要十分谨慎。西方先锋主义把反抗和批判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艺术体制,并且想以此克服“纯文学”“纯艺术”形成的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寻找一条重新把艺术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的道路(近二三十年成为西方艺术探索最前沿的装置艺术热潮,就是这种“寻找”的继续,不过由于艺术市场和商品美学的压迫,“寻找”已经完全变形,形成一种非常病态的新的矫饰艺术),这种努力无疑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样把革命目标过分集中于艺术体制的做法,也大大限制了它的事业和雄心,其文化政治上的内涵不能不比较狭隘。正如彼得·伯格指出的,艺术体制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西方先锋派只以艺术体制作反抗对象,无论在目的上,还是方法上,都已经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其失败是难免的。相较之下,“今天”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就丰富得多。无论这一运动和文革的复杂渊源,还是这一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联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获得的机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动的先锋运动有着西方先锋派无法比拟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当然,一个运动并不能仅靠其内在含义坚持和持久,如前所述,在九十年代,这个运动完全有可能半途而废。幸运的是——我愿意在重复一次——是世界变革的大形势,让在半途上挣扎前行的《今天》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获得了新的动力。在二十世纪的七十或八十年代,人们已经预感到全球化浪潮将给世界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境和新秩序(六十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对这预感的预感),至新世纪初,这种预感已经变成了现实:浓云薄雾,顷刻散尽,一个全球化市场社会在刺眼的阳光下赫然现形。旧世界的一切,无论是国家、个人,还是文学、艺术,还有其它,都不得不在这新社会里被重新规划,重新定位。

无论推动全球化的动力是什么,出于什么目的,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很多都大大出人意料,而且,其结果往往和人们对全球化的期待正相反对。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讨论全球化形成的新世界体系的时候指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紧张关系,可以说完全在市场和资本全球化的预期之外。它引起的严重后果,即全球化的胜利进军同时也引来了致命的内在危机,在胜利者们的想象里更是无处容身。不过,对于一切反抗压迫和专制的斗争群体来说,这种紧张关系正好为他们的斗争提供了新的空间。因为正是在这紧张关系的后面(或是里面),是被隐蔽起来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之间的同质化和异质化的深刻矛盾。如果说,在漫长的二十世纪里,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区分和对立,文化的生产和控制体制一直是不统一的、多元的、异质的,每一种体制都由于和某种政治经济制度有着特殊的依存关系而具有不同的特殊形态,那么,在全球化市场社会基本形成之后,这种多元局面正在消失,并且消失速度越来越快,本来有其特质的各类文化生产和控制体制都被剧烈改造而趋于一。文化体制上的同质化进程,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这在中国的改革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一个例子,大约十五年前,中国的上千家文学期刊还都是官方刊物,但是不过十几年的时间,随着中国投身于全球化大潮,迅速成为全球市场社会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刊物(还有它们所依附的机构,比如出版社、作家协会)纷纷变色,无论生存还是发展,都已经取决于它们对市场体制的依附程度,其“官办”性质不是已经有名无实,就是事实上形成官方和市场之间的某种合谋和合作。这真是让人震惊:环顾中国,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不再被市场体制控制的文学刊物——不错,还有极少数几家文学刊物在试图采取某种妥协路线,以换取一方面对市场、一方面对官方的某种“独立”姿态,不过,罗衾不耐五更寒,我看这是个梦,一个最终做不成的梦。不过,同质化只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全球范围在人群、科技、金融、媒体和意识形态的大流动引起的异质化倾向,在全球化市场社会里不断促成各种层面、各个方面的断裂和差异。这种倾向对世界性文化体制的统一化、同一化过程到底会产生多大的阻碍和对抗的作用,还有待做更细致的考察和分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全球化中同时在发展的这两种倾向,必然形成很大的张力,必然会形成很多裂隙和空间,在这些裂隙和空间里,坚持进行对抗的文学写作又找到了坚持的可能——《今天》就体现了这种可能。今天可以说,十几年的坚持,让它几乎变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没有放弃自己目标的文学刊物,像涨潮中唯一的一块没有被淹没的礁石。

要仔细分析为什么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幸运,那要对《今天》的历史发展作更仔细的分析,这恐怕要有待将来。不过,有些事情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恰恰是那些让刊物处于常年窘迫的恶劣条件:没有固定、经常的资金支持,仍然和当年油印机印刷“出版”时代一样,编辑部是由志愿人员组成的临时“机构”(因此也从来没有审查制度),刊物虽然在出版上要依赖出版社但并不能够盈利,长期以来没有发行渠道,因此刊物也不能进入市场实现为合法合格的商品——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帮助了《今天》,让它避免在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中被吸纳、被消化,始终保持住了自己对体制的警惕和疏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因素对《今天》的发展都是负面的,然而今天,正是凭借这些负面因素,《今天》不但坚持住了自己一贯的坚持,而且突然在“全球化”的背景里使自己的先锋身影显现的格外清晰。事实上,只要拿近来出版的《今天》和其它文学刊物稍作比较,就不难看出《今天》正在承担的角色:在风暴间歇的空挡里,吸引那些疲倦不堪的鸟儿们落在自己这块礁石上,以积蓄力量,继续飞行。

以上是我对《今天》的先锋性做的一个历史说明,比起它漫长而坎坷的经历,特别是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这说明显得十分简要,但是,如果把八十年代至今的“重写”历史拿来做一番对照,我想文学史写作如何受制于体制,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十多年前,为《今天》“重写文学史”专栏撰稿的作者们今天还都很活跃,很多人都已经是自己学领域中的权威人物。可是,如果《今天》再一次开设“重写”专栏,再一次热情邀请大家写文章,还会有人寄来文章吗?专栏还能再继续十年吗?我可以肯定,不会的。这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再愿意为《今天》写作,我相信,只要有机会,大家都愿意以自己的写作支持《今天》。问题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今天》和“重写”相遇,无论对《今天》,还是对文学史写作,都是一段插曲,这个插曲如今之所以不能再重复,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他们和体制的不同关系。今天,全球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改造的一个小小局部,就是学术体制迅速“和国际接轨”,不到十年的时间,学术性写作——自然也包括文学史写作,在国家严格管理下被很有中国特色地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中国知识生产的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今天,不管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写作活动只能是跨国知识生产的一个部分,只能在服从体制的规划、安排的前提下运笔行文。近些年出版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全部都是大学教科书,或至少也是为大学教学服务的辅助材料,就清楚反映了新体制的约束是多么强大。当然,某种对抗或是反抗总会发生。回顾国内近来对“重写”的讨论,试图突破体制的束缚,为某种更具批判性的“重写”开辟空间的尝试,不是没有,例如对钱立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关批评,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是,认真检阅就不难看出,这些批评无论在大的理论框架上,还是在具体的概念分析上,还都受制于学术体制在命题、方法、范畴等等方面的规定,要想有真正的解放性的突破,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既然是“几乎”,就是说还有一点点可能,那么可能性在哪里?我以为,这时候回头再看看《今天》历史和“重写”历史的十年重叠,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当年《今天》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是临时起意,想到的只是让“重写”能够继续,并没有想得更多,比如能不能尝试一种体制外的文学史写作?可是,今天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今天》和“重写”历史的十年重叠的时候,这样提出问题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到底有没有可能进行体制外的文学史写作?为什么不试一试?实际上,已经有人试过,诗人柏桦就写了一本《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出版社,2001),在我看来那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当代文学史。也许有人根本不承认那是文学史写作,只是一本回忆录。可是我反过来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史?难道只有那些枯燥乏味的大学教科书才是文学史吗?为什么不能以回忆录的方式写文学史?为什么不能凭借诗人、作家、编辑的个人经验和经历,并且以他个人的立场和评判来写作文学史?为什么不能以某种文学形式的衰亡写一部文学衰亡史?为什么不能以语言修辞的变迁和变化为线索写一部修辞文学史?为什么不能以作家的交游活动为中心写一部编年文学史?为什么不能以文学期刊的兴衰作经纬写一部期刊文学史?

只要敢造反,路子其实多得很。

在体制外写作应该是可能的,用写作来对抗体制的压迫应该是可能的。《今天》的历史证明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也许我们还是不能期待文学史写作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今天》和“今天”先锋写作的存在,能证明文学史写作当中也一定会出现一种先锋运动吗?恐怕不能。

2006年7月 24日写于安娜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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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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