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斯图亚特•杰弗里斯（Stuart Jeffries）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采访记。吴万伟 译
今年元月，世界著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网络骗局的受害者。一个匿名的恶搞者在微博客（Twitter）上发布了虚假信息说发布者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荣誉哲学教授哈贝马斯。最近，哈贝马斯告诉我“我感到很恼火，因为发布者的身份是假的。”就像之前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 一样，哈贝马斯也被“微博劫持了”。
Twitter在这个哲学博客世界已经火起来了之后才关闭了虚假的哈贝马斯发帖。80岁的德国思想家可能加入布朗夫人（Sarah Brown）和斯蒂芬•弗雷（Stephen Fry）的行列成为微博作家吗？他真的试图用不到140个字的篇幅解释伦理学政治学理论吗?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怀疑。其中一个博客不无怀疑地写道“首先，操德语的本族语者似乎不会说‘请您用德语说’，本来可能会简单地问‘您说德语吗？’或者‘说德语吗？’
不过，帖子上的有些话确实是哈贝马斯的。比如，元月29日下午5：38分，“哈贝马斯”发了这个帖子“网络确实重新激活了作家和读者之间更加平等的公共空间的草根基础。” 下午5：40分，“它也抵消了迄今为止广播的非人格化和不平衡性的缺陷。”5：41分，“它重新引进了交流中的协商成分。而且破坏了专制政权的审查。”5：44分，“但全世界千百万杂乱的讨论反而可能造成民众的碎片化，从而使得人人成为孤岛。”
我将所有这些帖子放在谷歌中搜索，发现它们都来自哈贝马斯2006年的论文“媒体社会的政治交流：民主还有认识论价值吗”的第三个英文版的注释。为什么哈贝马斯要对自己的论文进行剪切和粘贴呢？当然，结果发现他没有这么做。
为了找到是谁干的，我在从芝加哥到莱顿的各大学哲学博客上发帖求助。假装哈贝马斯发帖者请站出来？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一个名叫拉斐尔（Raphael）的人的电邮。他是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的巴西人，承认那些帖子是他伪造的。最开始他想用微博“向人们介绍哈贝马斯的最新著作”，以此表达他在读本科时就很崇拜的人的敬意。但是有一天，一奥地利教授去信询问他是不是真的哈贝马斯。拉斐尔说“我认为弄虚作假肯定很好玩，就从网上摘了哈贝马斯有关因特网和公共空间碎片化的几句话。我觉得看看人们的反应肯定很有趣。”因为不好意思，他不愿意公布自己的姓名或就读的学校。
但是把哈贝马斯有关因特网的思想发在微博上，他成功地激发起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他们感到好奇哈贝马斯在1962年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探询》中提出的关键概念“公共领域”如何应用在因特网时代。
这绝不是小事：在人们对传统民主政党政治的厌恶日益严重的时代，在所谓的民主赤字已经让欧洲融合看起来像精英们谋取自我利益而炮制出来的阴谋时，因特网或许给人带来变革的希望。毕竟，在去年的伊朗选举中，有人就是用社交网站来动员年轻选民的。
但是公共领域是什么？这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哈贝马斯写到“我们用‘公共领域’想表达的意思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领域，里面形成接近公共舆论的东西。”“公民就像一个公共体在行动，他们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就普遍关心的事情进行协商，也就是保障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和自由出版。”
对哈贝马斯这个受到马克思影响，辩证地描述欧洲文明历史的人来说，公共领域在特定历史时刻曾短暂地繁荣过。就在工业革命前，文人在伦敦的咖啡馆、巴黎的沙龙、德国的聚谈会（Tischgesellschaften）相聚进行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的批评性的讨论”。哈贝马斯写到“在与专制国家的神秘官场实践的冲突中，新兴资产阶级用通过人们知情的批评性话语来共同管理国家机构的公共领域逐渐取代了只有君主权力代表的公共领域。”
但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被扼杀在摇篮里。哈贝马斯在凶器上发现了很多指纹如福利国家、大众媒体、公共关系的兴起、以及政党政治兴起而遭到破坏的议会政治。我们多数人都更了解美国模特和演员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而不是后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事实可能也没有多大帮助。哈贝马斯的思考带有怀旧者的色彩。如果我们要是像那些读书很多、消息灵通、善于批评的咖啡馆作家该多好啊。那样的话，21世纪的民主就有机会了。
人们可能问，因特网提供的不就是一个不受地位和身份的限制进行批评性的政治讨论的充满希望的空间吗？在一次非常罕见的采访中，当我把这些思想通过电邮转给哈贝马斯后，他却充满怀疑。（虽然他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但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相反更愿意偶尔在德国报纸如《时代周报》（Die Zeit）上发表一些评论）
他说，“因特网产生一种离心力，释放一种很少重叠的高度杂乱的交流通道的无序波动。当然，不受限制的交流的随意性和平等性能够对专制政府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网络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公共领域。其结构不适合把分散的公民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议题上形成经得起专家研究和过滤的公共舆论。”
或许社交网站能帮助创造那种团结？“因为我用网络只是为了具体的目的，并不深入，我没有使用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的经验，即使有影响，我也无法说网上交流对团结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至于它对公共领域的影响，交流的增强打开了组织活动的全新可能性和对分散在各地的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可能性。我到现在每个星期还能收到奥巴马竞选团队寄来的电邮。这些交流指的是政治体系内的议题和事件，它们反过来也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仍然根据它们与发生在网上虚拟空间之外的真正决策过程的关系而定。”
确实如此。电子网络单子（独立的个人）不能靠自己创造公共领域。但重新创造类似于18世纪公共领域的梦想一直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在这个公共领域里，政治社会的公民通过辩论产生相互的影响，可以不仅仅作为消费者来行动。
考虑到尤尔根•哈贝马斯早年的背景，他在性格上变得理想主义或许令人吃惊。他本来应该成为另一个哲学卡珊德拉（Cassandra 希腊神话中不幸的预言家---译注），但他更像波利安娜（Pollyanna美国作家埃莉诺•霍奇曼•波特（Eleanor Hodgman Porter）1913年创作的系列儿童小说《波利安娜》的人物，指过分乐观者，被视为愚蠢或盲目乐观的人---译注）。哈贝马斯1929年出生于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附近，在战后德国时代成名。正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上的介绍：“纽伦堡审判是让他认识到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道德和政治失败有多深的关键时刻。他选定的思想探索学科---哲学也难以幸免。实际上，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行动是在1953年，他挑战伟大的哲学家和曾经的纳粹同情者马丁•海德格尔，要求海德格尔解释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的沉默证实了哈贝马斯的信念，即德国哲学传统在末日审判时失败了。”
和海德格尔不同，哈贝马斯从来没有逃避知识分子的责任，公开参与困难的道德和政治议题，那毕竟是公共领域起作用的应有方式。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分校（Royal Holloway）哲学和德语教授安德鲁•鲍维（Andrew Bowie）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作为在后纳粹时期的社会理论家、法学理论家、社会批评家、政治参与者、鼓吹德国思想新方向的哲学家，他在很多方面一直是德国公共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典范，现在仍然如此。”
他在德国媒体上参与公共事务的典型例子是介入如何解释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争论（the Historikerstreit）。1986年，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德国在布尔什维克威胁面前转向纳粹是“情有可原的”。哈贝马斯就这个话题提出观点，驳斥满足于纳粹主义是少数犯罪分子背叛德国历史的右翼历史学家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些历史学家试图让国家与它在纳粹暴行中的责任脱钩。
他在历史学家争论中的角色突出显示了他的观点，即知识分子应该行动起来以确保公共辩论是关于每个德国公民都关注的议题。这或许是他的思想武器“交际理性”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的体现（这个术语是他在1981年的著名作品《交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辩论的参与者相互学习，质疑被想当然地接受的典型观点。在历史上最残酷的世纪之后，在更糟糕的威胁到来之际，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现行国际版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样受欢迎。
哈贝马斯对德国哲学的充满希望的新方向看起来是对他的伟大老师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哲学绝望的反叛。嘲笑方法的思维方式“否定的辩证法”哲学家阿多诺抗拒创立作为哈贝马斯著作指南的通过理性获得的共识。
阿多诺带着大屠杀幸存者的内疚在思考“一个碰巧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脱的幸存者，一个从权利上说本应该被杀掉的人是否要继续活着。”哈贝马斯超越了老师的内疚。与海德格尔不同，他承担责任；和阿多诺不同，他拒绝绝望。正如他向我描述的，他与老师的另一差别是企图创立一种体系和方法，搞清楚“政治社会公民是如何通过民主程序给自己的社会命运施加集体影响力的”。
但是阿多诺绝望是正确的吗？当然，我们或许已经把第三帝国抛在身后，但我们处在一个对民主的承诺处于低潮的时代。运行良好的公共领域观似乎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傻乎乎的梦想。哈贝马斯反驳说“人们有理由警惕，有人已经认为独裁的大众民主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将是功能上更优越的模式。今天许多人对社会日益严重的复杂性感到恐慌，诱捕个人加入到越来越稠密的集体行动和交流中。”
“我的印象是整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保守，人们对生活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我的同事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cholas Luhmann）用下面公式总结出来‘一切都在变化，从前的任何东西都失效了’。”
哈贝马斯用更强烈的术语描述这个情景：“在这种心态下，政治社会的公民通过民主程序仍然对其社会命运施加集体影响力的观点被知识分子认定为误入歧途的启蒙遗产。自主派对自主人生的信心现在仅限于靠偶然的机会结构的滴漏效应生活的消费者的个人选择。”
依靠滴露效应的消费者不能有效地讨论影响他们生活的严肃问题。哈贝马斯说，请大家想想奥巴马医疗保健改革的公共辩论。他提出了可能产生就建议内容和比较优势的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标签对抗的“基础设施的渐进性破坏”。“多数美国人把最温和的医疗保健改革污名化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变种。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考虑这个信息，就不能假设西方国家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教育仍然在正常地发挥作用。”
甚至报纸也受到严重威胁。“在我们的国家，之前一直是民主话语基石的全国性报纸现在也面临严峻的危险。没有一家报纸找到能够确保重要的全国性报纸在因特网时代生存下去的模式。”
在哈贝马斯看来，即使最严峻的诊断也没有理由让人们感到绝望。他仍然承诺于欧洲统一的梦想。如果考虑到希腊债务危机威胁到破坏欧元，因而摧毁政治一体化的基础，这个梦想在2010年看来简直是个乌托邦空想。为什么欧洲统一对哈贝马斯这么重要呢？在最近的新书《欧洲：摇摇欲坠的工程》中，他说“20世纪恶魔般的群众罪恶”意味着国家不再被认为是可以免受国际法约束的无辜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应该被留在根据世界范围的共识而建立的更好更理性的机构后面。伯特兰•罗素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彻底地思考这个问题。
哈贝马斯的希望是更加团结的欧洲能更紧密地与美国合作共同创造一个更稳定更平等的国际秩序。他认为，欧洲应该在奥巴马的国际目标如裁军、中东和平上支持他，鼓励华盛顿带头努力管理金融市场和遏制气候变化等。“但常见的情况是欧洲人缺乏政治意志和必要的力量。从人们期待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作用来评价，欧洲是巨大的失败者。”因此，这本书的德语标题就是《啊，欧洲》（Ach, Europa）。
最近的希腊债务危机注定了欧洲工程的失败吗？哈贝马斯从失败中看到希望，说“希腊的债务危机具有受欢迎的政治副作用。在最脆弱的时刻之一，欧盟已经不得不讨论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
但是，如果哈贝马斯相信欧盟脆弱，他说欧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自己祖国再次出现的自恋倾向。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德国和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一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很显然，德国精英似乎享受自我满足的国家常态：‘我们可能再次像他人一样’。彻底失败的人更快学习的愿望已经消失。中欧富足的巨人的自恋心态不再是能确保欧盟不稳定现状的保证。”
更糟糕的是，欧洲统一仍然是精英工程。像因特网一样，欧洲没有创造出公民可以无需考虑地位自由讨论交流的公共领域。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呢？哈贝马斯认为“欧元区经济政策上的合作也能导致其他领域政策的一体化。到现在为止主要是管理层推动的工程也应该在国民思想和心目中扎下根来。”
但是，尤其是在欧洲领导人陶醉在跨国界攻击时，这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今年三月，默克尔告诉德国国会（the Bundestag）有必要把债务缠身的希腊从欧元区驱逐出去。哈贝马斯攻击她说“这种缺乏团结精神的说法肯定会破坏欧洲统一的整个工程。没有什么比她对自己的话可能对其他成员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缺乏敏感更好地说明新联邦共和国的冷漠无情了。”
为什么哈贝马斯对统一的欧洲寄予如此高的希望呢？为什么不推动欧洲国家的新的自由的共同体呢？其中每个国家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自私的一员？他回答说“除了对新自由政策想当然地认为会产生的社会动荡的外部成本缺乏敏感外，让我感到窝火的是她对市场和政治权力关系中的变动缺乏历史的理解。”
“自从现代时期开始以来，扩张的市场和社交网一直是爆炸性的力量，同时给公民个人带来原子化的和解放的后果。但每一次的开放都伴随着社会关系的重组，机构扩张了，但从前的团结减弱了。”这是典型的哈贝马斯观点：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哲学家在遭遇资本主义时没有在绝望中打滚，看到他渴望的追求平等的政治造成无休止的、疯狂的、完全破坏性的灾难，相反，他讲述了一个过去的故事，似乎暗示未来并非像他担心的那样没有希望。“市场和政治之间所能达到的充分的平等一再证明政治社会的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并非破坏到无法修补的地步。按照这个节奏，金融市场全球化现阶段过后应该出现一个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
哈贝马斯总想找到乐观的理由，从悲观预言家突然变为盲目乐观者，不仅仅对欧洲感到乐观而且对全世界都感到乐观。但他告诉我“今天我们需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机构。我们看到伦敦20国集团高峰会对监督股票市场和管理金融市场的壮观的决议，但是如果没有世界范围的政治合作仍然是一纸空文。因为明显的原因，该地区个别国家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注定要失败。”
爱尔兰有个故事说，司机问路人到都柏林该怎么走。回答是“如果我要去都柏林，我肯定不会从这里动身。”但哈贝马斯相信，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即使我们被自私的民族国家、陶醉于鸡零狗碎的媒体、不能形成智慧的公共领域去监督政治精英的公民束缚了手脚。他渴望的理想---交际理性、欧洲一体化、平等的世界秩序、分享他高深的思考而不是在微博上传播他的言论---是否能够实现有待讨论，但即使在他进入90岁高龄时，他也绝没有绝望。
附：尤尔根•哈贝马斯采访记录全文
问：2008年，你出版了一本书《啊，欧洲》（Ach, Europa)，在英国，它的题目被改为《欧洲：摇摇欲坠的工程》。希腊债务危机如何加深了你在书中表达的对欧洲工程未来的担忧？
答：希腊债务危机有受欢迎的政治副作用。欧盟在最脆弱的时刻不得不讨论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危机转变了公共讨论的焦点，不仅仅在我国报纸的财经版面上，许多人都认识到陷入困境的不完整政治联盟的诞生缺陷。拥有部分共享货币的公共市场已经在拥有众多人口的欧洲大陆经济区形成，但还没有创造出拥有充分权力确保成员国经济政策相互合作的欧洲机构。债务危机和不稳定欧元至少触及到可以反映“理性的狡黠”（the cunning of reason）的些许痕迹的关键问题：欧元稳定方案充斥着漏洞，这些漏洞足以抵消计划中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不平衡所产生的意外后果。西班牙不动产市场的崩溃显示问题不仅仅是希腊人欺骗的问题。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Olli Rehn）有很好的理由呼吁欧盟委员会在国家预算计划上的咨询权和干预权。
问：为了在未来的危机中提供援助，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已经提出创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这是可行的吗？值得吗？欧洲能够有效地抗拒已经威胁到让希腊破产和摧毁欧元区的投机资本主义的堕落吗？
答：现有威胁凸显了根本问题，因为它影响欧盟内部的更深层次冲突，即统一论者和市场欧洲主义者。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欧洲理事会建立了欧盟总统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直接领导下的“特别行动小组”旨在提出避免未来国家破产的建议。朔伊布勒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在此过程中将发挥作用，正如欧盟委员会坚持对成员国预算计划发挥更大影响力一样。认识到这两个倡议的模糊性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倡议都宣称其意图不过是在现有协议框架内创造一些确保更有效地履行协议的工具而已。另一方面，附加在贷款上的监督和控制权或者欧盟委员会永久施行的这些权力的增强也可以被理解为至少在欧元区内创立经济政府的牛刀小试。欧盟金融召集人将喜欢在成员国政府将预算报告提交自己的国会审查前审查。因为预算法是议会民主的核心，欧盟委员会这样的关键权利将远非无害的，要求将能力更进一步转移到欧洲议会。
问：默克尔告诉德国国会说现有欧盟法则还没有强大到对付希腊危机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个国家从欧元区剔除出去或许是必要的。她是对的吗？这样做对欧盟工程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种缺乏团结精神的想法当然会毁掉整个工程。当然，默克尔的说法是在即将到来的北莱茵河西伐利亚重要区域选举的时刻对国内选民说的。但她对自己的话可能对其他成员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的缺乏敏感再好不过地表明了新联邦共和国的冷漠了。默克尔是个很好例子，说明“乐意为了欧洲而甘愿冒国内政治风险的单纯政客已经成为濒临物种”的现象。这是引自卢森堡首相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话，他自己本人也是最后的亲欧洲恐龙之一。应该承认，默克尔成长于东德，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另一个政客莱茵人尤尔根•吕特格斯（Rhinelander Jürgen Rüttgers）可能不会像她那样讲话。但德国人的不妥协性根深蒂固。自施罗德总理（Gerhard Schröder）以来的每一代德国领导人，除了跑得太快了的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外都追求一种向内看的国家政策。我不想高估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但是背离科尔总理（Helmut Kohl）形成的国民心态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中，谨慎追求欧洲统一符合德国的利益，因为它想在大屠杀后返回到文明国家模式中。西德好像不得不接受国家的分裂。因为考虑到从前过分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恶果，他们没有多大困难地放弃了恢复主权的要求，为了联邦共和国的利益，必要的话做出让步。但是这种观点自从两德重新统一后已经发生变化。德国精英似乎洋洋自得地享受正常国家的舒适“我们再次像他人一样了。”我并不赞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担心的公众意识的这种“正常化”意味着从前危险的再次来临。但与不可思议的道德堕落联系在一起的彻底失败也为下一代更快学习提供了机会。看看我们现在的政治精英，这个机会之窗似乎被关闭了。中欧自满巨人的自恋心态不再是确保欧盟不稳定现状的保证。
问：为什么维持欧元区对作为政治工程的欧洲的未来这么重要呢？
答：经济一体化是政治统一的核心。在欧洲大陆，19世纪的民族统一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是，与那个时代完全不同的是，欧洲统一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精英工程。我们经历的欧洲选举全部都是国家议题或者选票。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统一过程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即便不是首要理由。因为“欧洲市场”的利益在当时得到满足，推动了组织进一步加深的经济冲动失去了动力。欧盟东扩是历史性的成就，但是里斯本条约进行的重大修改显示了民众不理解的政治一体化议题的精英途径的局限性。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自私行为，但奇怪的是，它没有动摇主要参与者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信念。如今，欧洲工程第一次陷入了死胡同。想象一下不大可能出现的情景，欧元区国家经济政策合作导致其他领域的政策一体化。到现在为止，一直属于管理层推动的工程也可能在国民心中和思想上扎下根来。共同外交政策的象征性力量当然能推动跨越国界的共同的政治命运，促进欧盟进一步的民主化。
问：在你看来欧洲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网络的可恶地方在哪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人都是自私的玩家？
答：我不是有关芝加哥学派学说经济争议的专家。但是，除了对新自由政策想当然地认为会产生的社会动荡的外部成本缺乏敏感外，让我感到窝火的是她对市场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中的变动缺乏历史的理解。在半个多世纪前，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作为社会必要的开放所需要的功能上的互动，在任何一个高层次融合后必然出现。“自从现代时期开始以来，扩张的市场和社交网一直是爆炸性的力量，同时给公民个人带来原子化的和解放的后果。但每一次的开放都伴随着社会关系的重组，机构扩张了，但从前的团结减弱了。市场和政治之间所能达到的充分的平等一再证明政治社会的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并非破坏到无法修补的地步。今天，我们需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的机构。按照这个节奏，金融市场全球化现阶段过后应该出现一个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我们看到伦敦20国集团高峰会对监督股票市场和管理金融市场的壮观的决议，但是如果没有世界范围的政治合作仍然是一纸空文。因为明显的原因，该地区个别国家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注定要失败。”
*译自：A rare interview with Jürgen Habermas By Stuart Jeff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