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我看《社会科学论坛》的学术品位和品格

——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09)“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扩写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1 次 更新时间:2010-03-04 17:10:43

进入专题: 社会科学论坛  

吴励生 (进入专栏)  

  

  很荣幸参加这个“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研讨会,当然也很荣幸本人忝列《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编委。为了论说方便,我还是以具体的《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其中的一期(2009年第4期)为例,然后由此说开去,再然后适当兼顾《社会科学论坛》改版五周年以来的我个人的学术体认与总体观察。

  刚才赵虹社长(兼主编)的发言中,说《社会科学论坛》无意办成眼下太多的核心期刊类的那样的刊物,我很赞成,但也不太同意他的一些说法,比如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大都是正规的论文之类。什么叫“正规的论文”?那么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刊发的文章就不是正规的论文了吗?

  大家知道,所谓“核心期刊”的称谓是怎么来的,且不说大家都“核心”了也就没有所谓的核心了,更何况很多学术刊物为了自身的各种考虑,拉关系走后门,所谓“跑部前(钱)进”,弄来的“核心”旗号,有意思么?更为严峻的是,等级学术、计划学术贻害无穷,国家级刊物就一定比省部级强么,无非就是垄断了更多的学术资源而已。或者应该换个方式问,那些所谓学术们是真学术吗?说得不客气了,很多所谓核心学术期刊,这个“学”那个“学”似乎面面俱到,只要你稍加认真观察,说不好听了就连我们本土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问题意识和中国自身问题的问题史了。这样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有意义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郑永年教授曾经有个基本评价:“总体来说,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就是说,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前不久,一些专家从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考察后感叹道,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多、他们所写的研究文章如此之多,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这个现象值得深思。”[1]为什么我们的知识生产,就跟深圳的手机生产基地所宣称的那样是“山寨版创新”,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当然跟学术的评价机制、鼓励机制和晋升机制有着关键的因果关系,也即郑永年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的学术体制瓶颈的根本原因。

  当然,要真正避免“知识的重复和复述”,从而“提升附加值”,除了学术体制本身的有效变革之外,还有一个学术生产机制本身的更为内在的内发动力为何的根本问题需要特别关注——除了等级学术与体制学术所造就的那种“内发动力”之外,事实是无论体制内外从来就存在有一种真正的学术内发动力,这就是突破体制化思维的独立研究(尽管相对而言数量极少,但含金量较高)。而要建立真正的知识创新机制,窃以为首当其冲者便在于这种学术的内发动力上的关注和着力。很显然,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内发动力,首先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其所依赖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知识背景的支撑,尤其是面对我们严峻的历史情势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追问。

  比如当下,我们的理论预设究竟是什么?是现代性的中国,还是主体性的中国,抑或朝贡体系中的中国还是世界结构中的中国?我们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是法治?权利?平等?正义?发展?还是理性?不同的预设就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指向,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术积累,也更意味着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某种可能性。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仅仅研究西学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孤立地研究某个学科的西学更是危险,比如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主体哲学以及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诸如此类等等,如果完全忽视了他们哲学中的欧洲思想内部的真切关联尤其是欧洲自身的“生活世界”的内在关切,我们几乎就很难抵达他们思想的精髓与深度,只要认真通读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哲学学者对欧陆哲学的深入了解和真切研究,假如不说其小巫见大巫的话,实在存在着较大风险。然而我们的困境在于,自从现代性的号角在这块神州大陆吹响,一百多年来恰恰是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哲学也即唯理主义建构论哲学对我们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用说早年梁启超对柏伦知理的国家理论的推介和接受、王国维对康德美学的研究、消化和应用,当然也有后来的胡适之、丁文江等对科学主义话语的推崇,但随着激进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模仿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统天下,更不用说后来被逐渐整合进本土“古已有之”的传统经学意识形态之中,国家理性与国家哲学始终不能得以真正确立。一如清代的经学和史学,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王朝的合法性言说,所谓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民国的“自由主义发展”,很快就被掐断在垄断的经学意识形态里面不能得以真正生长。时至今日,究竟是以王朝合法性本体论还是以社会合法性本体论乃至个体合法性本体论为知识和理论的生长点?仍然是笔糊涂账。于是,一个百年过去了,现代性在当下中国仍然是个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尴尬话题。

  予谓不信,我们这个生存结构的“天花板现象”[2]已经随处可见,谁也不知道明天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所谓“天花板现象”绝非仅仅是县处级干部所专有,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几乎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天花板现象”: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文艺以及思想与学术,无不如此。即便局限于官场,“天花板现象”又岂止“县处级”,司局级、省部级堕落得还少么?只要升迁无望就必然眼瞅“天花板”,即便是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又如何,“宫廷内斗”的惨剧我们见得还少么?再说国人眼下最热衷的“经济”,如果你赚了钱赚了不多的钱或许尚有活力,真赚多了赚得足够地多了你就会盯上“天花板”了:即便是买房买地最后也不见得就是你的(产权只给70年,到了下一代有谁敢说那又是怎样的天地与光景?),更严峻的是,“世界工厂”纷纷倒闭了后产业结构陷入困境,花花的钱没地方去,最后就纷纷都交给了“中石油”或者“中石化”(的“股市”)打水漂去了;至于运送正义的方式尤其表现在“拆迁/维权”两极的法律困境、道德领域的“诚信”困境以及住房、医疗、求学(包括就业)三座大山的困境更成众所周知的“天花板”,学术与思想又如何呢?所谓“学霸通吃、学匪通杀”[3]只不过是政治、经济生态折射于学界的“天花板”的一个侧影罢了。之所以罗列“天花板现象”,实乃追问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同时也即叩问中国的学术与思想。

  道理简单,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自然除了“天花板”之外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去处。假如说波德莱尔开启了审美现代性的“瞬间美”“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的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短暂中抽取永恒”[4],那么黑格尔则是第一个清楚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所谓“新的时代”,“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新的时代’意味着即将来临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直到世界末日才会出现。但在谢林的《关于时代的哲学》中,有关现代的通俗概念却坚持认为,未来已经开始。换句话说,这种概念认为,现代是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5]在西方,1500年这个时代分水岭一直都被追溯为现代的源头,那个时候发生了三件大事: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如法炮制,日本“京都学派”一样把中国现代的源头追溯到了宋代,其标志性的事情可能当推朱子学的传播。暂且不论元代与清代两个王朝跟现代性的关系,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所谓“新的时代”,就有许多人追问为何又回到了“帝王时代”呢?尽管在韦伯那里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今似乎出了问题,然而毋宁说我们的世俗化的标志性事件当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似乎传统社会真的开始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有论者甚至称之为不亚于路德的宗教改革[6],也即世俗化似乎已经可能。因此,我以为许章润先生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09年第7期上的《身份认同、世俗化与世界体系》一文就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重要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可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歧异性(此容后再论),但世俗化无疑是个重要标志——也即传统秩序真正可能开始出现分化,许多独立性空间也才有可能开始出现(如果离开自身传统社会的分化而空谈所谓知识的分化其实意义不大),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我们的世俗化过程在不断地被打折扣:私人领域或许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育,毋宁说“个人化”与“私人性”甚至到了接近发达的程度,而“个体性”仍然阙如(也即“伪个人主义”盛行),尤其是个体权利仍然受到漠视比如私法仍然合法性堪忧,也尽管就像许多学人已经指出的宋代市民阶层以及晚清市场的创建之类,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重新发现社会”[7]就是个巨大的讽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官/民矛盾空前激烈,直白点说,也便是此“贫/富”“官/民”二元结构的板结性,千百年来始终便是阻碍着我们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绝对瓶颈,如何转型是否可能转型也就成了我们知识生产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试金石。

  尤其是当下,众多孤立的自我已与“共同的生活”逐渐破裂并疏离了出来,如何调和当下中国已经“四分五裂”了的“现代”呢?换句话说,重建“破裂”的总体性或者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总体性”意义尤为重大,一如哈贝马斯评论黑格尔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造就了一个现代社会,虽然他用的传统名词‘市民社会’,但这个名词代表的却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现实,它与市民社会或城邦的古典形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与罗马法传统有着一定的联系,黑格尔还是无法将衰落的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与现代市民社会的私法交往相提并论。这样,衬托晚期罗马帝国衰亡的背景,受到高度称赞的雅典城邦国家的政治自由等,也就不可能充当现代的榜样。简而言之,无论原始基督教和古希腊城邦的伦理是如何完整有力,它们都不能为内部发生分裂的现代性提供一种准则。”[8]同理,无论儒教伦理以及儒学内在性有过多么的完善和张力,它们也一样不能为而今我们内部已然发生分裂的现代性提供一种准则。当然,就像黑格尔研究市民社会、孟德斯鸠研究司法权问题以及托克维尔研究民主问题,前二者研究的是英国后者研究的则是美国,比如我们一样可以研究美国以及美国的现代化等等——但我们似乎应该清楚,无论我们研究的是什么,都跟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乃至个体主体性密切相关(这一点跟西方思想家当年的使命也几无差异)。也当然,如所周知西方的主体性哲学早已陷入困境,如何走出主体哲学甚至成了他们争论、探索了半个多世纪的哲学本身以及社会科学的重要主题,在总体性与反总体性、中心化与反中心化、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知识运动过程中呈循环往复发展,理性主义现代性和审美主义现代性反复交替、理论现实与社会现实纵横交错、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为推动,生机勃勃的知识创造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语)之中始终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不断转型,并由各自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在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理论范式以及理论范畴中反向交叉立体展开,而诸如我们津津乐道的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施特劳斯、利科、罗兰·巴特、拉康、利奥塔、鲍德利亚、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布迪厄和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本雅明、马尔库赛、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帕森斯、奥斯丁、维特根斯坦等等,便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典型代表。其话语真相与学术机制以及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尤其是理论张力,均昭然若揭。相形之下,不得不承认,不要说我们能否列出相近的学术名单与之抗衡,即便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话语机制与学术制度,无论是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还是现代性设计其实均基本归于失败——如上所述,尽管欧陆哲学对我们产生了极为深刻的世纪影响,然而我们的理性化道路至今仍在无望地徘徊和深刻地摇摆之中,国家理性与国家哲学始终在朦胧中摸索:要不陷入被动的(与西方)“共谋”要不陷入主动的(与西方)为“对抗”而对抗的泥淖之中。

  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看到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毕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对“生活世界”的观照无论中西均乃国家哲学的首要任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许,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哈耶克在《理性主义的种类》一文中专门讨论了日本思想家应当如何看待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对我们一样颇有警示意义:“对明确使用理性的崇拜,乃是欧洲文明过去三百年发展过程当中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在日本本土的进化过程中却不曾起到过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想我没有错。此外,我们也很可能无从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7、18、19世纪,刻意地把理性当作一种批判工具加以使用,也许是欧洲文明取得比其他文明更为迅速的发展的主要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吴励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科学论坛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03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