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中国崛起的光荣与梦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2 次 更新时间:2004-06-27 23: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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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  

  

  少年时代,写作文时,常常用“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之类慷慨激昂的词句,就连读书也是为了“中华之崛起”。那时想望的崛起,是跟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记忆,文明古国辉煌的自豪,以及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奇妙地联系在一起的。和平的旗帜下还回荡着声色俱厉的口号。

  那个时代和它的阴影在悄然过去。

  如今,崛起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只是崛起有了一个限定——和平。

  对中国来说,和平崛起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和考验。

  尽管中国有过汉唐气象,可那是相对封闭的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毋庸讳言,中国有成为地区性大国的辉煌历史,却从来没有过和平崛起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有崛起却缺乏和平。一方面,无论是汉唐还是元清,都有扩张杀伐的记录;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盛世岁月,元代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是贴切的写照。而且无一例外,兴盛之后接着就是衰落和动荡。开元盛世后面不就紧跟着安史之乱?

  不独中国如此。希罗多德在谈到希腊城邦兴衰时也说过:“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迄今,世上还没有出现过千年不衰的帝国。罗马帝国烟消云散了,蒙古帝国灰飞烟灭了,苏联帝国土崩瓦解了……

  古今中外,似乎有兴就有衰,有起就有落。

  可以说,这也一种大国政治的周期律。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才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实现自己和平崛起的光荣与梦想呢?

      

  拒绝没有和平的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提出,意味着回答了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平是崛起的限定条件。中国不是需要简单的崛起,而是要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的提出,意味着政治家以积极的姿态正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这是一种进步。和平崛起首先是一种肯定性的承诺,一种良好的愿望。这种承诺不仅是中国政治家对世界的承诺,也是对中国国民的承诺,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和平崛起也是一种否定性的承诺,它包含着对世界和中国国民承诺拒绝武力崛起。中国拒绝没有和平的崛起。

  和平既是出于对世界的责任,也是中国内在的需要。崛起只是一种手段,而人本身才是目的。并不是什么形式和内涵的崛起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不需要过把瘾就死的崛起。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德国和日本那没有和平的崛起的历史就是深刻的教训。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当年都实现了强国梦想,跻身列强的行列。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力在亚洲几十年如一日地一枝独秀,但是日本却凭借它的国力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同样在欧洲独领风骚,却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从德国和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结局来看,弄不好,先进也要挨打,最后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德国来说,无论俾斯麦还是威廉二世,都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可以说,威廉的德国是开明专制和技术至上相结合的典型事例。它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俾斯麦是改革宰相,而威廉二时也是位改革国王。威廉二世可以脱下军装,换成工人的工装裤,关注工人工资,热衷社会福利问题,着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其亲民政策在一战前成绩不小。但是,俾斯麦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建立了德国虚假的民主制度,并且有效地挫败了德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这种新型的开明专制政权是专制与民主并存,保守与开放同在。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诱惑使得德国加快了进入一个危险时期的步伐。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就说:“从1890年俾斯麦政府的恺撒·威廉控制了德国的外交政策以来——表明达到技术成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德国经不起这种诱惑两次,日本和俄罗斯各一次。”如果这样的国家出现内部矛盾或者危机,当政者很可能被引诱到用外部冒险替代艰难但必要的国内变革。

  结果是德国越发达,世界局势就越不安定。一如蔡库希在《德意志帝国政治史》里指出的那样:俾斯麦给霍亨索伦王朝提供了这样庞大的权力,以致它必须要有一个腓特烈大帝那样的皇帝或者一个俾斯麦那样的宰相,才能谨慎地予以运用。

  人存政在,人亡政息。俾斯麦能够克制德国的野心,而威廉二世却要竭力推行他的世界政策,最后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国梦最后变成了过把瘾就死。昙花一现的富强之后就是深重的灾难。事实上,无论是威廉二世还是希特勒的德国,其成就与强大都为许多国民和政治家所由衷地欢呼。但是,崛起之后是瓦砾。如果说面对战后的断垣残壁依然认为没有和平的崛起也是值得的话,那么,欣赏的就是过把瘾就死的崛起。

  但是,中国不需要这种暴发户和赌徒的做派。富强本身是中性的,就像菜刀是中性的一样,但是富强可以用来侵略,菜刀也可以用来杀人,如何防止崛起悲剧的出现,就需要有不能保证和平就不要崛起的泱泱大国风范。中国不需要没有和平的崛起,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灾难。

  对和平的热爱,对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求强权的否定,都源自中国渊远流长的传统。孟子就对齐宣王说:“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大意是:天下各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国土扩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就会遭致各国兴兵动武。本来各国就有齐国威胁论,现在你国力大增,还行的是暴虐无道的无赖政治。能不害怕吗?能不招致怨恨吗?这就像我们对一个街头小混混心怀戒备一样,本来他耍刀弄枪就已经搞得四邻不宁了,现在他又鸟枪换炮,岂不是威胁更大?即使没有什么恶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身边睡着个一再声明自己不吃人的狮子,也总是不放心的,会自觉地想一些防范的办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国际社会的生存法则不也类似吗?更何况狮子的内政记录很不光彩,对自己的人民都敢暴虐无道,谁能保证它对别的国家会温文尔雅呢?这样的国家连它自己的人民都感到对他们的自由、尊严和安全是一种威胁呢。就想夏桀那样,人民巴不得和他一起同归于尽!像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黄油,当然可以增强国防能力,但是,如果缺乏自我控制的机制,那么武力的每增强一分,就不仅是对世界和平多一分威胁,也同时对国内人民多一分恐惧。强国梦里可能蕴涵的自我毁灭因素,一向为我们所忽视,心里只盼望国家强大,而不问这强大是针对谁,用这强大干什么。以这种心态看待大国崛起的历史,他们就会从希特勒的德国或者东条英机的日本得出国家还不够强大才是失败的根源那样的结论,而不是如此追求强权本身就值得怀疑和否定。这种对抗性思维也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的兴奋剂,但也是将国家推向战争边缘的腐蚀剂。

  要树立对和平和和平崛起的信心,首先要求我们对自身的安全环境有一个准确、冷静的判断。

  中国是否处于战争威胁的边缘,是否有大国有武力亡我之心呢?事实上,没有大国会主动向中国发动战争。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周边某些失败国家可能的铤而走险,因为这样的国家始终存在通过对中国的讹诈、恐吓或者宣战来转移其国内矛盾和视线的诱惑。这才是中国未来需要警惕,并需要排除的外部安全隐患之一。如果中国能够以积极的姿态和其他国家合作,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并和国际社会一道欢迎和促进周边地区包括民主化、市场化在内的变革与发展,可以说,失败国家的威胁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

  尽管中国崛起这一可能的趋势,引起他国的警惕和形形色色的议论,但我们应以平常心对待。我们始终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在发达国家都有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得到的言论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因此,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着五花八门的判断,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应该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说法乱了阵脚,即使一些国家采取某些防御性的措施,我们也应该理解它们对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安全忧虑,而不应该首先以对抗性思维去理解。

  这不是建立在对其他大国善意的估计,而是世界安全的需要,是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一个拥有相当军备实力和庞大人口的中国,一旦出现动荡甚至战乱,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是一个悲剧,这样一来,他们所想避免的“中国威胁”岂不就成了现实?因此,中国只要能够处理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就不可能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地位的日益提升。只要中国不主动破坏和平,不会有理性的大国会冒险向中国发起战争,当然,失败国家除外。

  这样一来,中国跟主要大国尤其美国存在战略利益的一致性,无论是反恐怖主义还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也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中国邻国众多,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合作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不应为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失败国家所包围。中国地区合作主要点就在于和国际社会一道,尤其是和美国一道,消除亚洲地区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如果对中国自身有信心的话,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化进程表示积极的态度,不是简单化成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任何国家的失败都会对中国产生消极影响,在目前的国力之下,中国自身没有能力以防患于未然的方式维护地区安全。中国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信任,中国也需要对国际社会里的大国有基本的信任。这样才不至于恶性循环。

  如果中国对自身的处境没有清醒的估计,老是一出点什么风波,就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就有可能将军备竞赛当成首要目标,陷入到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更可怕的是,互信的缺乏甚至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寓言。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艰巨的任务就是确保和平,包括国内和平和国际和平,否则,就无从谈起可持续崛起。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崛起。当然,和平往往也是需要成本的。作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就像社会中的人一样,当然不能把我行我素当成独立的标志,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尤其是在包括领土等在内的敏感问题上,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让一时一地之得失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悲剧性障碍。因为任何情形下的巨大战争创伤都会使中国的发展中断,甚至引发整体性危机,彻底丧失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机遇。无论是列宁领导的俄国新政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还是西德总理勃兰特提出的东方政策,以“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为原则,谋求两个德国的沟通,都是为谋求和平而不惜付出一定代价的成功事例。一个具有远见的民族才是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民族。

      

  和平转型重于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二是崛起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和平。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

  尽管我们自己可以说提出和平崛起,这是庄严的承诺和永不改变的选择,但事实上仅仅依靠承诺本身并不会消除外界的疑虑。从国际因素来说,崛起意味着冲击和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国际社会面临如何适应这一事件的调整。历史经验告诉显示,仅仅崛起本身就会引起猜忌、疑惧和提防,甚至是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之所以议决和约已经被破坏,应即宣战,不是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的控制之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一向对中国几十年里自身的制度、政策、意识形态和历史等因素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方面,缺乏足够而又理性的反省,毋庸讳言,对于外部世界的疑虑,我们往往是指责反驳,而缺乏应有的反思。这一因素本身加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忧虑等负面心理。发展是中国的需要,而敌对不是中国的目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做国际社会我行我素的独行侠。中国需要和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就现实和未来寻找共同语言。在主流国际社会的孤立带来的不是光荣,而是不必要的代价。中国崛起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此外,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可以在和平中实现崛起,但是崛起之后如何保证会和平地运用国力呢?作为政治是现实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家都不会回避这个疑问,并对这个疑问做出符合本国安全利益的回答。这就要求中国自身能够实现转型,在发展的过程中完成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尽管这并不会消除崛起由于现实政治自身的内在逻辑所必然引起的猜忌等,但这样却可以减少猜忌、疑惧甚至遏制等负面因素。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本世纪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先决条件,它比崛起要紧迫;建立宪政、自由、共和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以现代国家的原则理顺党政关系、军政关系、党军关系、政企关系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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