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大人物死了之后,如果能得一个“文”字的谥号,比如文正,文忠,文襄之类,那是莫大的荣誉,堪称“祖坟冒青烟,子孙屁股放光”的。不过,带“文”字的也不尽是好词,也可以有文盲、文丐,文妓。一个人,头上顶上一顶文化大师的帽子,张口闭口文化,上电视,不提文化两字,就不会说话,深沉到是够深沉的。但深到极点,在愚民眼里,至少在字面上似乎跟文丐文妓划不清界限。当年上海滩上的校书,说是卖艺不卖身,那艺里面的小曲儿都是文化。其实,私底下身也是卖的。否则,干嘛要挂牌营业呢?
中国现在的工艺美术界,大师是种职称。评上了,手里的玩意,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和尚那里,大师是我们这些俗人送给某些脑门铮亮,脑袋大脖子粗,身为主持(也许是买来的)者的尊称。一般来说,这种时候,都是俗人们有求于大和尚之际,不是求财,就是求官。恰好,这两种道场,大和尚都能做。呜呜呀呀地念将起来,挺唬人的。在文化界,大师的头衔挺金贵的,至少在官方那里挺宝贝。迄今为止,真正由官方挂牌的,只有余秋雨大师一个。
物以稀为贵。大师把自己端起来,理所当然。古往今来,有人写文章不出错吗?没有。但人家余大师就没有错,一个错字都不能有。哪怕把自家胡乱认来的祖宗余玠写成了余珍,也是没错。要错,也是余玠他爹错了。费点心,把《宋史》连带余家的家谱改了就是。谁要敢出面指证,哪怕是战战兢兢的,人家连手民之误都不认账,劈头就是一棒子——你别有用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做了大师的人,有圣人的感觉──圣上的圣。圣上一出生就红光满眼,异香满室,浑身上下,除了肚脐眼没疤瘌。他的第一声啼哭,如果不是一首歌,那也是歌的底稿,属于最有文化那种。如果写出来,得用钟鼎文。当然,用蝌蚪文,也行。
余大师很清高,据说从不交结权贵,可惜权贵总喜欢交结他,争着抢着交结他。要不怎么那么多官方庆典,都有大师出席呢?上海往新加坡派文化使者,派了一次是余大师,两次还是余大师,三次四次据说依旧是余大师。人家大师领奖,都去钓鱼台。那地方,我辈鼠民,连站在门口往里望一望的可能都没有。大师的清高,在权贵的争相巴结下,也只好装下半截。人家一巴结,也就琵琶半抱,出来见客了。
因此,余大师的地位很金贵。当今之世,副教授,满地走,教授不如一条狗。官方大把大把撒职称,自然科学最牛的是院士,社会科学最牛的是学部委员。但是,普天之下,有哪个能挂牌做大师呢?易中天不知趣,非要说人家是公民。大师怎么能是民呢?不是民,自然不能跟民一般计较。有刁民说余大师捐款不实,任你怎么说,大师连回都懒得回,底下的马仔自然会料理。还别说,料理得还真不赖,比日本料理都好。在都江堰官方的配合下,红口白牙许出的20万的真金白银,摇身一变了成了书。援建的一座小学,变成了三座图书馆,而且都是“秋雨图书馆”。真牛,捐了几本还没到位、也不知道究竟打几折的书,图书馆就挂上大师的牌子了。香港的邵逸夫先生真笨,在大陆各地学校掏了那么多钱,盖了那么多楼,才能叫“逸夫楼”,硬是比不得余大师四两拨千斤。其实,岂止学校的图书馆该叫秋雨图书馆,连都江堰都应该改名叫秋雨市,多响亮,多有文化。把上海也改了,未必不可以考虑。当然,官方不一定敢擅动,这就需要粉丝了。反正大师的粉丝众多,连署呼吁就是。
有了圣上的感觉,金贵而且清高的大师,就喜欢说些高深的昏话,比如“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等等。昏过以后,还比较喜欢哭。据说有大爱之人,才这样动不动就含泪。地震死了几千孩子,大师泪没出来。发现在地震中失去唯一儿女的家长情绪不对了,马上眼泪就出来了,在眼眶里停住,强忍悲痛,含泪劝这些悲痛欲绝的家长,不要受人利用,给政府添麻烦。据说文化大师跟和尚堆里的大师有过沟通。死的孩子,无论是不是因为豆腐渣工程屈死的,都变了菩萨了。家长们,你就知足吧。
当然,爱哭的大师,也有雷霆之怒的时候,因为有人批评他了。大师代表全中国人民。批评大师,就等于批评,不,诋毁全中国人民。这还了得!据大师考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文章发在香港,却很可能是大陆人士。有关部门真应该给他查一查,查出来,加以严惩,以儆效尤。不过,我在此郑重声明,我的这篇博文,绝无批评大师之意,连调侃都不是。万一大师见了,千万别动怒,伤了玉体,全国人民都伤心。
这个世界上,有“别传”,就应该有“别颂”。钦慕大师久矣,“正颂”轮不到区区,就“别颂”吧。何况,以阿Q之乏,尚有“正传”;以大师之尊,又岂能没有“别颂”呢?
赞曰:
书到馆里钱恨少──大师该捐几折图书啊!
颂如别样不嫌多──小民应掉多少眼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