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何以成为年谱中的经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9 次 更新时间:2009-06-22 08: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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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资料,在史学界很受重视。近代人物年谱虽持续不断有人撰著,但精品并不多见。而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就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之作,迄今仍享有盛誉,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行世已有73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初稿本)出版则有51年,《梁启超年谱长编》出版也已26年,这些书籍早已脱销。日前,由我整理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或可为相关研究者和读者提供阅读的便利。值此机会,回顾一下该书编纂过程,探讨一下该书的优长,也许是有助于读者对该书价值的认识,并为今天年谱撰著者提供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的。

  

  《梁谱》的编撰过程

  

  丁文江(1887-1936)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主编。他与梁启超相识于1918年底,当时梁启超组织考察团赴欧洲游历,经徐新六推介,丁文江得以加入该团。从此,丁文江进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圈子,与任公关系渐趋密切,二人在思想上相互磋商,在学术上互通信息,成为知交。梁启超归隐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对丁文江言听计从、颇为倚重,丁氏成为梁府的主要“幕僚”。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副挽联可以看出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的亲属故旧为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梁启超提供基本资料,商议办两件事”:“一是编辑文集——《饮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钧(宰平)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此事交给丁文江负责。这二件事,都是具有象征传承衣钵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丁文江去世时,周作人曾作挽联:“治学足千秋,遗恨未成任父传;赞闲供一笑,同调空存罗素书。”上联表现丁文江与梁任公的继承关系,下联表示丁、周对罗素《赞美闲暇》(In praise of Ideness)一书的共同爱好。可见,丁文江作为梁任公的传人在朋友圈中已有所流传。

  丁文江接受这一任务后,即着手搜集有关材料。因公开出版的梁启超著作,已交由林宰平负责整理,年谱须搜集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未曾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私人信札,这也是后来面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梁氏信札见长的缘由之一。

  丁文江在与胡适通信中,详谈他为编纂《梁谱》搜集材料的情形。1929年4月16日他给胡适的信中首次谈及他开始的这项工作:“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放过一边,甚为忧闷。《知新报》已从北大借到,《湘报》、《湘学报》也觅得。报的一部分,已完全了。任公家中所发现的信不下千封,整理极费时日。任公自己的长信也有多种。材料不可谓不多,但各时期详略不一,真正没有办法。”过了一个月,5月21日他致胡适信中再次提到:“近来搜集年谱的材料日多一日,壬子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自光绪丙午到宣统末年的事实已经很可明白。”“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但是所缺的还是很多。”7月8日他向胡适汇报自己新的工作进展:“自从我上次写信以后,又收到许多极好的材料。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7月15日他致胡适信又详述为印刷《康南海自编年谱》,与时在燕大教书的顾颉刚商谈一事。8月13日他又提到:“任公的Private东西很多,都在我这里。我看过了,认为可供宰平参考的就送给他去。”在梁启超去世后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丁文江为撰写《梁谱》,除搜集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和私人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与梁启超有关的报刊,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与梁启超交往密切的人物材料,如康有为日记、自编年谱、《驿舍探幽录》、孙慕韩兄弟孙仲屿的日记、蒋观云与梁启超来往书信等;他人撰写的纪念、追悼梁启超的文字等。丁文江为此工作劳累了半年多光景,可谓收获颇丰。由于这年冬天,他须率团去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工作,搜集、整理梁启超年谱材料一事只能暂时搁下。第二年6月,丁文江结束西南地质考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丁文江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需要承担繁重的地质教学和研究工作,只好另寻助手,帮助他继续这项工作。

  1932年暑假,赵丰田“到北京图书馆正式接手此项工作”。据赵后来回忆:“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梳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好在丁文江对此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向我强调了下面几个主要之点:一、梁启超生前很欣赏西人‘画我像我’的名言,年谱要全面地、真实地反映谱主的面貌;二、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三、采用梁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中讲的编辑方法,平述和纲目并用的编年体;四、用语体文先编部年谱长编。这最后一点与梁家的意见不同。梁的家属主张编年谱,并用文言文。丁文江觉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编年谱长编,既可以保存较多的材料,又可较快成书。他又是胡适的好友,很赞成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所以仍是坚持用白话文。”可见,在赵丰田介入梁谱的编纂工作以前,丁文江至少已经基本完成了材料的搜集工作,“刚粗加整理”,并对年谱的编写“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由丁文江授意并修订、赵丰田起草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可以看出丁氏当年主持此项工作的基本构想。丁文江的初期工作,为以后《梁谱》的编写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一阶段。

  从1932年暑假赵丰田开始参与这项工作,至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24册,约100余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主要由赵丰田阅读和选定所需资料,“再将选录的资料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定出纲目,加上说明性的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丁文江则“不定期地前来了解编辑情况,及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第一稿出来后,丁文江认为篇幅太大,要赵丰田“大加削简后,再送给他审阅”。

  1934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研院总干事后,赵亦于1935年初从北平移居南京中研院,以就近丁文江,便于工作,赵对第一稿“进行删削”。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去世,翁文灏“接替主管《梁谱》编辑工作”,至1936年5月赵完成了第二稿,约80万字(赵丰田估“六七十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三阶段。第二稿定稿后,“由翁文灏根据丁文江的原意,题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家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这就是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最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丁文渊称“蓝晒本”)。

  从《梁谱》工作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主要由丁文江本人承担,第二、三阶段他扮演的是主编和指导者的角色,赵丰田任其助手,从事具体编纂。从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留下的批注,以及赵丰田本人的回忆可以见证这一点。

  在当时并不便利的环境中,林宰平、丁文江二人切实履行他们的使命,表现了他们对梁任公的忠诚。在近代中国,许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强势的政治集团作为背景依托,否则极为冷落、进展维艰。《饮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幸赖林、丁二人的鼎力撑持,得以出版或告竣,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梁谱》体例上的开创性贡献

  

  主持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丁文江在历史学领域为人推重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明显贯彻了丁氏的个人意图和他对《梁谱》的构想。解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通览《梁谱》,我们即可见出其不同于以往年谱的特别之处:

  第一、搜集材料以积聚书信见长。年谱之撰写创始于唐宋,发达于明清。然在年谱中以聚积未刊书札见长,且篇幅之大空前未有,这是《梁谱》的一大特色,也是它面世后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采用这种方式撰写《梁谱》的一个原因诚如《例言》第二条所揭,“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也就是说,丁文江在设计《梁谱》时,参考了西方传记撰写体例,这一外来因素也就是《梁谱》区别于传统的年谱的特质所在。

  第二、采用白话文撰写。传统的年谱写作均用文言文,丁文江作为胡适的好友,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使用白话文撰写《梁谱》,这在年谱写作中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例言》第廿二条对此有所说明:“本书叙述文字采用白话,惟以语文之分本无严格标准,故所用者,仅属现代通行之语体而已。”可见,采用白话文撰写《梁谱》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第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采用分节叙述的办法。如《梁谱》1895年条分:(一)二月先生入京会试;(二)三月初成,与南海联合各省公车上书陈时局;(三)新政情形;(四)参与创办强学会;(五)交游。又如1898年条分:(一)入京;(二)俄索旅大事件;(三)开保国会于北京;(四)请变科举;(五)徐致靖之奏荐;(六)诏改八股取士旧制;(七)先生之被召见;(八)改《时务报》为官报;(九)革礼部六堂官职;(十)擢用四京卿;(十一)政变之作;(十二)逋逃。这些小标题对梁启超本年各个月份的活动有画龙点睛之用。这种按小专题分节叙述的方式,在年谱写作中可以说也是一个创试。这种方式,显然更易掌握谱主某年的主要事迹。

  第四、每年开首载有当年发生大事和对谱主本年事迹的综述。前者可帮助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后者则便于读者对谱主当年事迹有一提纲挈领的了解。

  第五、创设“年谱长编”这一体裁。丁文江原有写作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之打算,“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他先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编纂成一部年谱长编。这样一种想法,可能是从胡适那里得到启发。梁启超去世时,胡适结合教学需要,正在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以为其所拟撰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作准备。《梁谱》采用“分节叙述”、每年先对当年发生的大事和谱主本年事迹作一简要交待,这样一种写法,实有为其传记作准备的意味。《梁谱》篇幅之长,为此前年谱之未有,盖因其为一资料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作为年谱长编的创试,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历史学者撰写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年谱时,亦喜采用这样一种体裁,如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汤志钧编撰的《章太炎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即为接踵《梁谱》而来的后起之作,在体例上,它们明显依循《梁谱》的轨辙。

  但《梁谱》诚如其最初题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毕竟还是一部稿本,内中明显存有需要进一步修订、改善之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梁谱》(油印本)来看,应该说它还是一部未完成的“大书”,全书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1900年)先生二十八岁”这一年,的确是“依照各事的先后,分节叙述”的做法处理,此后的年份则只有1908年如此处理。其他年份则未见“分节叙述”的情形了。《例言》第廿三条“本书原拟为《大事年表》及《人名录》两篇附载于后,兹以时间仓卒及篇幅过多之故,未能编入,拟俟再版时补缀”。第廿四条“本书除信件材料不便亦不必再作目录外,为便于读者参考计,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这两条均未及完成。可见后面的整理、修订工作尚未及进行。胡适当年阅读时,还发现《梁谱》“因为原料实在太多,赵君句读标点也不免偶有小错误”。尽管如此,胡适当年仍大加褒奖和推荐这部书:“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梁谱》新版整理说明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著先后出版三个中文版本、一个日文译本,分别为1936年5月完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据“油印本”正式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岩波书店2004年11月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日译本。

  我们此次整理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油印本”为底本,参校台北世界书局的“初稿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长编本”,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修订,修订的原则是:一、保持原稿内容不变;二、主要是对文字刊误;三、对原稿某些引文误植据原作加以校订;四、对“初稿本”和“长编本”所出现的文字处理歧异酌加“编者注(按)”说明;五、对“油印本”的某些错误加“编者注(按)”订正;六、“油印本”原有的“江注”(丁文江注)和其他注释则一仍其旧;七、“初稿本”、“长编本”所新加的某些“注(按)”酌情保留;八、书名改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九、书后新增《人名索引》,以便检索使用。希望新版的发行能满足当代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广其流行。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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