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口述：桂碧清 整理：陈怡）
桂碧清，王元化三姐，因从小过继给姨母，改姓母姓。
陈怡，《上海科技报》记者。曾编辑图书《金色徐家汇》、《东方巴黎建筑寻梦》、《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丛书》等。曾在《电影新作》、《上海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非常罪、非常美——一份关于盗版的民间调查》、《电影的天性——产业化》，在“学术中华”网站上发表《文明的对话和儒学生命的重建--杜维明访谈》、《没有标准答案的精英教育》等文章。
弟弟的追悼会举办那天，龙华殡仪馆门口一家花店的老板对我们的一个老邻居说：“今天悼念的这个人了不起！光是学问好不稀奇，人品这么好是少有的。”我听了很感动，觉得这个陌生人的话准确地概括了弟弟的一生。大半年来，关于弟弟的点点滴滴往事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有离去，现在我终于能够平静地把它们讲述出来，作为对弟弟的纪念，它们也将陪伴我的一生。
清园淘气包
我们家祖籍湖北江陵，外公桂美鹏是基督教圣公会鄂西片区（湖北沙市至宜昌一带）的第一位华人牧师。他曾就读于约翰书院，旧学根底很深，但又像当时许多受到西学东渐影响的士人一样，对西方有着着朦胧的向往。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资助在沙市的教堂旁边开办了一所美鹏学堂，是江汉平原上第一所将学生按年级釆用西方分班制授课的新式学校。
和许多中国传统乡绅不同，外公把自己闺阁中的女儿——我妈妈桂月华送到了上海，在教会办的圣玛丽亚女校接受新式教育。妈妈是个很有味道的人，从小记性好，人也很能干，常常一边背着古书《天雨花》，一边轻轻地拍我们入睡，她特别喜欢书里聪明的女主角左义珍。爸爸是外公教会教友的儿子，从小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由教会资助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后任清华注册部主任兼授英语，由清华公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当时的社会风俗还是重男轻女。妈妈生弟弟那天，家里的保姆黄姨妈高兴得不得了，当晚就和炊事员严师傅一起染红蛋、放鞭炮，边放鞭炮边大声喊：“大小姐生了个儿子，大小姐生了个儿子！”和我们一起住的三姨母听到鞭炮声起来，一高兴，走路跌跌撞撞，还把脑袋撞起了一个大包。
弟弟快满一岁的时候，我们全家随父亲搬到清华园南院12号的教职员宿舍。南院离大钟寺比较近，院子呈四方形，四面的房子分为曲尺状的两大片：西南边是中式房，东北边是洋房。当时学校里的中国教授大都住南院，拖长辫子的王国维住在南院的中式房，陈寅恪、赵元任等学者和校长梅贻琦一家住在南院的洋房里。北院住的大多是外国教授。清华园里的中、外教授们常常一起开Party，我们也交了很多同龄的小朋友，常常一起到清华的大礼堂排戏。一群孩子中，属梅贻琦的女儿梅彬彬最漂亮，我们找些野花、野草戴她头上，弄些绸子、缎子披她身上，让她扮葡萄仙子。夏天我们去清华园公子厅对面的山上挖蚯蚓、钓鱼，去圆明园找上面印着松针花纹的美丽石头，冬天到公子厅的荷花池里溜冰。清华园里中国人、西方人相处愉快的空气，深深印在了童年我们的脑海里。
南院的后门是一个方形的大广场。弟弟小的时候很顽皮，常常骑着个大竹竿在广场上乱跑，炊事员严师傅除了做饭，就是跟着弟弟跑，防止他闯祸。清华的一些外籍教师看见了，常常好奇地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一个大男人老跟着他跑？”
弟弟四、五岁大的时候，有一天在外面跑时，不小心竹竿戳到了隔壁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小女孩跑回家向她爸爸告状，那个爸爸就把弟弟拉到他们家去打手心，弟弟回来哭得很伤心。但另外有一次，弟弟淘气，把一个坐在秋千上的女孩推到了地上，清华总务处处长兼成志小学的校长李广成看见了，轻言轻语地叫住他：“元化，你跟我来。”到了办公室，李校长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弟弟不吭声。校长就拿了把尺，轻轻地在弟弟手心里敲了三下，说：“下次不可以噢，你把人摔疼了。”这样的经历，也许最早开启了弟弟对于教育的理解。
有一阵子，弟弟寄住在清华园西院的六姨家。北京的天很冷，六姨家的保姆把砖在火上烧热了，用毛巾包好，放在他的被窝里头。劳动人民的智慧给弟弟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姨家有条小黑狗，因为六姨父不喜欢张作霖，就管那条小狗叫“作霖”。弟弟常常带着小狗出去玩。他爱吃冰淇淋，每天一包，六姨母、六姨父给钱让他去小卖部买，剩下的钱弟弟总是如数还给他们。他这种诚实的品德得到长辈们的赞赏。
弟弟也从小知错就改。一次，他偏听了别人的话，当面骂四姨母为富不仁，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就一大清早跑去给四姨母道歉，说：“我对不起您，错怪了您。”他长大后为人正直、从不说假话的品质从小就可以看到影子。
搬到北平城里的自己家后，弟弟起先在男女混校的孔德学校上学。那是所德国人办的学校，教德语。学校里有个特别的规矩：学生功课有进步，座位就可以往前进一个位子。弟弟在那所学校学得很好，考试成绩全年级第一，坐到了第一排，爸爸觉得他学有余力，就让他跳班去念教英语的育英小学。弟弟喜欢田径，在育英经常得了田径比赛的奖品回来，但因为顽皮得要命，功课被老师打了五门不及格。我爸爸望子成龙心切，见了成绩单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弟弟，还常常气得把他田径比赛得来的奖品都砸了，要赶他出门，弟弟只好逃去四姨母家。在那所学校，弟弟感觉不到师生之间的互助和友爱，他后来常常对我们说，爸爸当时让他转学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切断了他与适合他成长的环境之间的联系。
淘气归淘气，弟弟对人对事向来绝对负责，也很细心、孝顺。他十岁那年，北京有个歌咏队选他到上海表演节目，他是其中最小的队员。我那时就很崇拜外国的东西，但当时除了日货，北京的外国商品非常少，偶尔妈妈买了一些日本瓷器什么的，坚决抗日的爸爸也会很反对地把它们都砸烂丢掉。我那时觉得外国的丝袜是好的，稀里糊涂地也知道北京比较土，上海是个国际化大城市，就让弟弟到了上海后，去租界帮我买丝袜。弟弟一下火车就问警察租界在哪里，警察问他找租界干什么，十岁的弟弟就说要买丝袜。警察听了大笑：“丝袜哪儿都有，为啥偏要上租界买？”那次，他还特地给妈妈带了把切菜用的小铜刀。
炊事员严师傅年纪大了住在北京，爱喝咖啡，喜欢吃洋点心，弟弟长大后，每次从上海出差去北京，必定要到中关村的西点店里买很多洋点心去看望他。
长城抗战那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们到湖北的舅舅家探亲。当时，舅舅桂质庭是华中大学的教授，文学家韦卓民是那所学校的校长，我们姐弟常常到韦卓民家里和他的孩子一块儿念书。韦卓民家里没有电风扇，在房顶的一块木板上钉了一块有褶子的布做成土风扇，我们一边念着“大学之道”什么的，一边轮流拉风扇，念完书一起吃西瓜。那段年少不识愁的快乐问学岁月给弟弟和我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原来他是个地下党！
弟弟从小喜欢鲁迅，房间墙上贴满了鲁迅像。高三那年，我生眼病，躺在弓弦胡同的家里不能动，一年多后，弟弟也生了同样的病，只是比我轻一点。爸爸妈妈先给他找了个男护工，人干干净净的，很会照顾他，但他不喜欢，后来给他换了个孙老头，人很瘦、很脏，长得像个鸦片鬼似的，爱抽烟，帮我们买中原公司的馄饨，总是吃了一半再给我们带回来。就这么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人，弟弟却非常满意——因为他会念鲁迅等人的进步书籍给弟弟听，而且念得绘声绘色。一次，保姆黄姨妈跑来向我告状说：“你弟弟念的什么书？一天到晚听他念‘他妈的，他妈的’，这老孙肯定不是个好人。”——听人念书的习惯弟弟晚年在病床上也一直保留着，那是他继续研究学问的一种途径。
“七·七”事变爆发后，一天，炊事员严师傅从外面打听来消息说日本兵就要进城了，我们全家赶紧准备逃难。弟弟把一箱进步书籍埋在了我们当时住的小麻线胡同德王府花园的土山坡上。动身那天，日本兵已经进北平城占领了火车站，他们每个人腰间斜挎着一把刺刀，分两大排站立着，明晃晃的刺刀尖在空中搭成一个顶棚，我们从刺刀下面走过，怕得要命。弟弟的眼病那时还没有痊愈，由家人扶着上车，却仍冒着很大的风险，偷偷将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携带上了路。
在火车上，我们的邻座是个学生。有个汉奸模样的人过来，要那个学生让座给他。学生不肯，两人就吵了起来。弟弟看到那情景，气愤地就要起身为学生打抱不平，妈妈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那人走的时候一副不肯罢休的样子，我们很担心火车到站后，他会带日本人来抓学生。后来火车到天津前面的一个小站时，这个学生从车窗口跳下去，跑了，我们才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一直买不到回老家湖北的船票，一家人辗转到了上海。家里让弟弟去念大夏大学，但他去了没多久就不肯再去了。妈妈每学期特地亲自去学校为他缴学费，他还是不肯去念，说那里的老师太差，他教他们还差不多。
抗战时期的上海被称作“孤岛”，非常乱，日本人常常在街上公开侮辱女孩子，甚至用刺刀刺孕妇的肚子。妈妈不放心在圣约翰大学念书的妹妹和在中西幼儿园教书的我，每天差不多到我们放学、下班的时候，她就站到阳台上望下面的街道，等我们回家。我们给那个母爱深深的阳台起名叫“望儿台”。那时，电厂、自来水厂都被日本人炸了，常常停电、停水，炸“大世界”是最大的一次轰炸，听说有人的腿在天上飞。晚上，国民党常常拉防空警报。我们怕轰炸时玻璃窗碎成玻璃渣落下来，都用厚窗帘，还在窗上贴了纸。因为逃难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带，妈妈那阵子还回了趟北京，想从老家运点东西回来。那些日子就由妹妹负责买菜、烧饭，我负责做菜，弟弟负责倒垃圾。因为怕轰炸，我们常常在只有一个窗子的厕所里做饭、吃饭。大家只知道弟弟是很爱国的，写文章说直话，爱打抱不平，净得罪人，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一次，弟弟说要坐船去看看新四军，我们觉得那太危险，劝他不要去，他不肯。就在弟弟走的第二天，报上登了上海出发的一艘“飞康轮”上四名旅客被抓的新闻，我们很担心弟弟和他的朋友就在其中，提心吊胆了好久，直到有一天，小姨父写信来，说弟弟路过金华的时候去看望过他，我们才放心那被抓的四个旅客中没有他。弟弟回来后告诉我们，他们几个人一路吃了许多苦才找到新四军，身上都长了跳蚤，沿途有时乘坐装货的大卡车，人得趴在货上，才能避免车子经过大树的时候，大树枝把人刮下来。他也讲一些关于新四军的情况给我们听。有一天，妈妈发现弟弟房间里最好的一只箱子不见了，一问，原来是弟弟把它送给了他的一个投奔新四军的朋友。
“抗战”胜利前夕，我家楼上一个做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邻居从内地回到上海，楼下的客厅从此整天宾客满堂、闹闹嚷嚷的，像是在争吵分赃不均。一天晚上，我们听到很多日本兵的靴子越来越走近我们家后门的“嚓嚓”声，妈妈很担心是弟弟得罪了日本人，把他们惹上门来了，怕得在床上直发抖。过了一会儿，就听到大靴子进了楼下的大门，走到二楼来，用枪杆子杵我们房间的门。我也很害怕，赶紧扑到妈妈身上，抱住她，让她镇定，其实自己也吓得直哆嗦，还好妹妹睡着了。后来，听到汉奸说：“三楼”，我们才稍微放了点心，听他们在楼上抄了一个多小时家。
像这样因弟弟而起的担惊受怕很长时间里是我们家的常事。有一阵子弟弟骗我们，说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黄明病了，要到我们家休息几天。黄明来了后就住在我家的亭子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来避难的。那阵子弟弟回家老爱讲“现在上海‘背娘舅’（即把人往背上一背，绑架走后向其家人敲诈）和‘剥猪猡’（即把人的好衣服都脱下来，抢走）的事很多”给我们听，其实是当时外面抓共产党的风声很紧，他心里也很害怕。
“抗战”胜利后不久，很多美国兵来到上海，在上海横行霸道。那时上海出了两件大事：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和美军打伤黄包车夫张大咬子事件。弟弟为车夫打抱不平，写了评论文章在报上发表，这事后来闹得很大，法院甚至来传票传弟弟去受审，我说，我代弟弟去就行了，来人说：“你去没用”，最后妈妈没有办法，塞了很多钱给那人，才打发他走，可以后逢年过节他就上我家来敲诈。
弟弟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没法挣钱补贴家用，可由于时局引起通货膨胀，我们家里人又不会做买卖，积蓄不久都用完了。地下党为了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困难，先介绍我去苏联塔斯社在上海的电台用普通话播出中国第一个儿童节目。我要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双重监控的夹缝中向社会宣传共产党的进步思想，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所以每次找材料，我都很用心，弟弟也为我提了许多选材方面的好建议。
电台因国民党的破坏而被迫解散后，地下党又推荐我去教外国人学中文。解放前我曾教过中文《大美晚报》的总编杜勒氏夫妇，他们和莫斯科银行的经理傅翼兰夫妇都是廖承志的妹妹廖梦醒为我介绍的，而廖梦醒又是我弟弟的朋友、当时上海翻译俄文最好的地下党员姜椿芳介绍给我认识的。我第一次看到周扬的照片就是在杜勒氏家，我猜他可能也是个左派。杜勒氏喜欢拍照，拍了很多外滩、苏州河的照片，看到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个孩子蹲在船上，穿着一身很厚的大棉袄，但棉裤是开裆的，屁股露在外头。杜勒氏好奇地问我：“天这么冷，为什么他的裤子要开个窗户？”他的语言非常有意思。
上海解放前一天，杜勒氏和我一起站到他家房顶的平台上看下面的街道，正好看到一幢房子里国民党兵在准备逃跑，杜勒氏和我都很高兴。第二天，上海解放了，弟弟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告诉我们：“解放了，解放了！”，说自己要去向组织报到，我们这时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快活过。我对他说：“这下我们终于不用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他是这样忠实于党的事业，可是在1955年遇到了胡风事件，那年他才35岁，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候。
痛苦的自我斗争
1955年的一天，我妈妈带着二姨母去武康路的弟弟家看他，当时弟弟还住在华东局高干住的花园洋房里，那房子我爸爸进去还得签名。那天，弟弟对妈妈说：“妈妈，下次你不要再带人来了，我现在在停职反省。”当时他的儿子只有4岁。
不久，就有人来抄弟弟的家，当场把弟弟带走隔离审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因为胡风问题。他为此在“文革”前就被连降六级。
隔离审查期间，我们不被允许见弟弟，也不知道他关在哪儿，报上登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当时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知道他曾经出过胡风的书，但在我的心里，弟弟一直是个正义、革命的人，为党做了许多工作，甚至可以为党牺牲自己的生命。解放前夕，他负责的地下党进步文学刊物《地下文萃》的工作人员一批接一批地牺牲，形势紧张到弟弟成天东躲西逃，甚至不能在自家的亭子间里住，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过党的事业。我实在想不通怎么刚解放没几年，他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了。信基督教的妈妈只好整天做祷告，说弟弟是个好人，祈求上帝为他洗清冤屈。
弟弟被隔离后，他们家被要求搬到高安路100弄一个很瘪脚的新工房里去。张可带着儿子王承义与另一户人家合住一套房子。我常常陪张可去找一些朋友打听弟弟的消息。他们中有人告诉我们，弟弟没什么大问题，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但弟弟坚持“我不能证实，就不能随便说别人是反革命”。他一边提醒自己共产党员不能说假话，一边被人逼迫说假话，为了自己的自由，随便去侮辱别人，就这样整天自己和自己的思想进行着斗争。
不久以后，弟弟从新康花园被转移到香山路龚品梅神父的花园洋房里进行隔离，与原来是军长、后来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彭柏山一起。真的像上帝显灵一般，弟弟被关的那个花园正对着我妈妈家厕所的窗户，中间仅隔着一条马路。一次，我妈妈抱着刚会说话的大外孙女透过窗户看马路，正好看见弟弟在那个院子里放风，妈妈激动地喊：“你看，舅舅，舅舅！”小女孩儿也跟着叫。从那以后，我们家里人常常透过那扇窗户看弟弟。有一天，天非常冷，我看到弟弟只穿了一条米色的单裤，木头木脑的，赶紧对妈妈说:“他可能脑子不好了。”后来，张可找到看管弟弟的人，要求让弟弟出来看病，医生一看，果然是不对了。其实他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思想斗不过来，才得了精神病。结束隔离那天，弟弟的嘴巴已经歪了，他去抱儿子，儿子都怕他，很陌生地望着他。平时，弟弟发病起来会骂人，他儿子常常怕得逃到我家。有一回，他还跑到人民广场，在马路上一边乱跑，一边乱嚷乱闹，张可在后面追着才把他带回了家。他的病给家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多大地影响着家人的成长和心情，旁人也许难以想像，可1980年代，他儿子听到他要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消息时，真的竟号啕大哭，说：“我们家又要出事了。”
好不容易，在我们全家人的努力求医和呵护下，弟弟的病渐渐好转些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拿到一笔500元钱的稿费，全部交给妈妈让她给病中的我买东西吃，补充营养。我清楚地记得那500元钱最后只买到三只鸡，可是，那个年代的三只鸡是多么珍贵的美味和心意！在不久后到来的“文革”中，弟弟作为“老运动员”又一次被隔离，从陕西南路文化广场的一个车站坐专门下乡的班车去乡下，与当时搭档唱滑稽戏的姚慕双和周柏春、越剧小生皇帝范瑞娟和我的二姐夫杨村彬等文艺界人士在一个地方劳动。
有一天，外头下着雪，结着冰，杨村彬听到浴室里有人在洗冷水澡，推门一看，正是我弟弟——他的脑子又不正常了，说了很多胡话。工宣队就常常到家里找王承义，对着他拍桌子、骂他，说：“你爸爸听短波，他自己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就这样，逼孩子承认他爸爸是反革命。王承义那时才十几岁，但还是顶住了，说：“我和爸爸妈妈住一个房间，从来没听他说过反革命的话，也没听到过他听短波。”
弟弟下乡回来后，医生继续给他治病。慢慢地，病情好些了，但医生说，这只是阶段性的好，精神病的后遗症是难免的。他被安排在上海市作协工作。弟弟写的东西在“文革”时都被抄家抄走了，书柜也都被封了起来，后来，作协把他过去写的《文心雕龙》的稿子还给了他，他很高兴。
“文革”结束后不久，张可突发脑溢血，连续7天7夜昏迷不醒。那段日子，弟弟父子和我天天在华东医院日夜守护张可。张可睡着的时候，弟弟就坐到病房阳台的一个小板凳上，身体趴在一个方凳子上修改《文心雕龙》。我妈妈让阿姨给我们送饭菜和西瓜，我们不叫，弟弟就想不到吃喝。和张可同病房的一个老太太一次忍不住问我：“你弟弟是不是傻子，怎么你们不叫他，他就不吃不喝？”其实弟弟是做学问太专注了。
他一生不喜欢吃、穿，和张可谈朋友的时候，也不修边幅，以至于张家人一开始都觉得他的衣服穿得太难看。张可很会做菜，他也不爱吃，也不欣赏，对出国玩什么的都没兴趣。他儿子常说他这人太乏味，没情趣，可是讲起学问来，他就立刻精神百倍。后来弟弟卧病在床，林毓生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很不好了，但他还和林毓生说了许多话；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后，他每次照完X光回病房，都立刻趴到桌上改文章。
弟弟获得平反后，他在地下党文委工作时期的战友、“文革”中也受了很多苦的姜椿芳请他到北京去，当时张可已经病了，我陪他一起去。两人见面时，热烈拥抱，都热泪盈眶。姜椿芳一直把元化当作小弟弟，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后来姜椿芳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弟弟是其中《中国文学卷》的主持编委，学术上两人常常争辩得很厉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感情。
我们之间不需要原谅
我们楚人生性比较刚烈，我爸爸的脾气就不好，弟弟自称比爸爸的脾气更不好，性格不宜当官，宣传部长也最多做两年。他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一次，上级说要给他换大房子，他竟然拒绝说：“我下面的人住得比我还不好，要解决先给他们解决。”他这样的人，让我特别觉得不能因为私事给他抹黑。我有一间房子在“文革”时被房管局查封，后来一直没有获还；因为“文革”期间挨批斗，我在康健幼儿园的一半工资当时也被擅自平分给其他教师，一直没有获还。弟弟的秘书听说这些后，认为我受到的对待是很不公正的，说可以帮我去争取公道。我劝阻了他——为了不给弟弟造成不必要的坏影响，这些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都宁愿不要。
1992年，弟弟的一位朋友请我们一家带上阿姨到珠海的白藤湖避寒。那个地方刚刚开发出来，没什么商店，也没什么人，但风景很优美，空气、环境都很好，弟弟很喜欢那里，因为没有人来打扰，他可以在那里很安心地写作。他一辈子不喜欢管钱，从前在家里的时候，钱都交给我管，买包烟的钱都是到要买的时候才来向我要，住到白藤湖后，他还是把钱随便地放在抽屉里。有一天，他对我说：“怎么到白藤湖来后，我的钱用得这么快？”我就对他说：“你不是老骂我像防贼一样地把抽屉锁出锁进的？你整天敞开了抽屉不是让人随便拿？现在才知道钱少了吧？”经过这件事以后，弟弟每次领了钱都把钱数一数，装到一个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上金额，但抽屉照旧不锁，直到去世都是这样。
弟弟的精神病后来虽然好多了，但有时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白藤湖住的时候，当地的洋籼米很硬，王承义好不容易跑到很远的地方买了包泰国米回来，我考虑到弟弟和张可的胃不好，建议他们吃泰国米，别人还是吃洋籼米，弟弟听了竟当场大发脾气，说：“要吃大家一起吃，为什么要有区别？我就是不喜欢你们这个样子！”——知道他是从精神深处主张公平，这样的委屈我只能自己承受。
当地有条野狗弟弟也很喜欢。有一天，小狗不听话，他对那狗发了脾气，又过了几天，他想跟那狗和好，去找那条狗，狗却不理他。我就趁机和他开玩笑说：“你看你这脾气，狗都不理你！”说罢，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弟弟原本是个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最怕一些家务琐事。家里的煤气坏了，请来的修理工看了一下说，很麻烦，要大修。弟弟问那该怎么办，工人就问家里还有没有别的管事的人。弟弟说：“没有了，我就是管事的。”结果，两人面对面坐了半天，工人最后实在耐不住，起身走了。其实人家就是想多要点钱，那就给钱让快点修就是了，可他就是听不懂人家的话。尽管家务百事不懂，弟弟对张可的爱却是深沉的。后来张可病得不能走了，他还是上哪儿都推着她。
张可去世后，家事都落在了弟弟身上，他因此常来请我出主意，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和他谈心的亲人了。他住庆余别墅的时候，每天晚上七点半，我们都打电话互相谈心。他非常关心我，常在亲朋中说不放心我独自一人，要我找个全天的保姆，出门不让我坐公交车。我说：“我还没老呢。”他就揶揄我：“你九十岁还不老，什么时候才肯承认自己老呢？”每逢春节，弟弟都会在庆余别墅他的住所隔壁专门找个房间，让我住到那里和他一起过年。怕我一个人寂寞，他还特地叮嘱我找个朋友陪我一起去住。他第一次被发现患有癌症，要请医生会诊的时候，王承义担心我承受不了，让我不要参加，但弟弟坚持说，别人可以不参加，我和他儿子一定要参加。
在得知弟弟患了绝症的消息后，我辞去了自己大半生没有停止过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在我的心中，学生今后还可以继续教，能够和弟弟在一起的时光却日渐珍稀，他人生最后的岁月我要陪伴他好好度过。那些日子，我每天风雨无阻，吃了早饭就上医院，坐在病床边用目光给他安慰，到晚上七点半他要睡觉时才离开。看着他的脸一天比一天肿，头一天比一天大，手肿得像个馒头一样，我常常暗自流泪，吃不下饭，弟弟却总是让照顾他的护工无论如何每餐要到楼上的餐厅里至少为我点一个好菜，他自己也每天要等我叫好回家的出租车后才肯入睡。我每晚从病房回到家里都做祷告，祈求上帝减我的寿以增弟弟的寿，因为他对社会和人民比我有用得多。
虽然弟弟经常冲我发脾气，事后又请我原谅，可我觉得他从风华正茂的年纪就遭遇坎坷，精神几度陷于崩溃，却没有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自暴自弃，仍然执着地埋头钻研，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姐姐，我以同情来理解他的情绪，告诉他：“你不用请我原谅，我们之间不需要谈什么原谅。不对我发脾气，你还能对谁发？”弟弟人生最后的阶段没有受太多我们想象中可能面临的痛苦，是我唯一的安慰。
弟弟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每到晚上七点半，我就特别难过。弟弟的电话再也不会响起，可88年的岁月里，我们共同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对于他点点滴滴的回忆都留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