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哲学问答2——答学生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5 次 更新时间:2009-05-07 23: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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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 (进入专栏)  

  

  

  1、您是如何走上哲学道路的,第一次为哲学所吸引的是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是被赶上了哲学之路。八○年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时,我并未想到自己此生会从事哲学。一个偶然的因素使得我最终被分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作助教。当时的系主任胡福明教授在欢迎我时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目前懂得德语又懂得哲学的人很少,大都是老一辈的学者,所以他希望我能利用自己的外语所长,尽快奠定哲学基础,安心留在哲学系做好德语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因而我基本上是以服从组织分配和服从组织安排的方式来开始自己的哲学研究生涯的。也可以说,起初我是把哲学作为一个职业而非志业来做的。

  

  随着以后的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对哲学才逐渐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但已经很难回想起第一次被哲学所感动的情景了,那应当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也说明哲学给我带来的更多是宁静而不是兴奋。要说第一次吸引,眼下能够回忆起来的倒不是哲学,而是佛学。这里好有一比:接触哲学的过程,对我是一个逐渐形成考古鉴赏能力的过程。接触佛学,则像是发现一个考古文物的过程。但这里只能是随便一说。

  

  

  2、一个人的哲学思维可以通过四年、八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培养而成吗?您认为哲学家是天生的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这些理解可以最简略地概括为两种:其一,哲学是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哲学是一种知识。其二,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因此哲学是一种能力。这两种对哲学的理解都可以在古希腊初期的哲学理解中找到,以后也贯穿在哲学思想发展的始终。

  

  按照第一种理解,哲学无疑是后得的,亦即是可以通过学习的努力来获取的。在这个意义上,做哲学应当需要时日,需要辛勤的付出和常年的积累。学哲学不会比学其他学科更容易,可能情况恰恰相反。

  

  即便按照第二种理解,即哲学是一种能力,也有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还是习得的问题。我们姑且按目前较为通常的理解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抽象思考和有序论证的能力,于是问题便在于:这种能力究竟是一种像眼睛看、耳朵听等等一样无须学习就有的本能呢?还是一种像说话、走路那样不学习就没有的潜能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言语尚且需要后天的学习,更何况是以言语为表达工具的哲学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还是一种训练,是一种培养能力的过程。随个人素质的不同,在此训练上所需耗费的时间也不同。

  

  至于哲学家是天生的这种说法,我认为只是一种文学的夸张。它是一句诗或一个故事,但不是一个命题或一个观点。由于它的意思含糊,我们可以将它用在任何一类人和职业上,也可以认为它对任何一类人和职业都无效。

  

  

  3、哲学源于惊异,您认为除此之外,哲学研究还需要哪些重要因素?

  

  由于哲学研究的风格各异,且涵盖的领域宽广,所以各个哲学研究者对哲学研究所需的重要因素的理解也会不尽相同。如果只是泛泛而论,那么可以用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的一句话来回答:“哲学源于惊异,成于明智,毁于麻木”。即是说,除了惊异之外,哲学研究和所有人文科学的研究一样需要付出智慧的投入。这种投入若是出于兴趣,就是主动而热忱的,于是思考成为思维游戏,思想成为精神财富;若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被动而无味的,于是思考变成神经锯子,思想变成精神垃圾。哲学应当是前者,应当是思考的乐趣与智慧的投入的结合。

  

  这里所说的思考的乐趣,内在地包含在惊异之中。当代德国哲学家V. 赫斯勒说,游戏乐趣、幻想和天真是哲学家所不可缺少的,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智慧的投入,在我看来最主要是指在抽象的和逻辑的思维能力方面的投入。我所说的“成于明智”中的“明智”,就意味着理性的思辨。我曾要求想考我研究生的学生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具备或准备培养细致的反思能力、严格的分析能力和逻辑的思考能力。但这主要是对意识现象学的研究而言,并不一定适用于一般哲学研究。偏好文学精神的哲学研究者可能还额外需要有想象力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偏好科学精神的哲学研究者则更多需要抽象的分析、推理能力和论证能力,如此等等。

  

  总之,惊异与明智,缺少两者之一,哲学便可告结束。它或者衍变为文学,或者衍变为科学。

  

  

  4、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如何培养呢?

  

  严谨的治学态度既然是一种态度,就无所谓培养的问题。一旦有了严谨治学之心,就只需要有意志坚持做下去即可。要做到严谨,实际上并不困难。只是许多人懒于去做。就像学书法,首先要严格按照描字格去写,学绘画,首先要严格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素描,这类训练,功夫下得很多,却常常难以速见成效,远不如纵横不羁地下笔,随心所至地漫谈和解说来得自由自在。但是,如西学前辈陈康先生所言:“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做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

  

  说到陈康先生,他对自己的治学曾有一要求,这里不厌其烦地录下,权作对严谨治学问题的一个填充:

  

  “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做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对象为归依,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言,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其实并非治西学者才有这样的治学态度。我在治佛学的韩清净先生那里读到的,几乎就是对上述要求的一个概括:

  

  “一名一句,务得其诠;一议一量,务尽其旨。习规矩于步趋,衡是非于智解。”

  

  陈韩二人,为同时代人。相比之下,今天的时代精神已过度地为解释的权利所充塞。因此重申严谨治学态度,实有必要。

  

  

  5、您对现在哲学系学生写的专业论文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前面所录的陈康先生的自我要求,可以视作我对论文写作的肯定性建议。否定性的建议则是希望不要在论文中看到陈康先生批评过的那种状况:“自从‘五四’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略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饪‘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

  

  从我的经验看,这种动辄企图构建大体系的做法如今在专业的哲学思考者那里越来越少见,只是在业余爱好者那里还会被看作一个成功的标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构建了体系,而是在于构建了何种体系。相信今天若有人能够构建出类似康德、黑格尔的丰实思想体系也不会被埋没,即便体系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

  

  还是从我的经验看,目前的专业论文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建构体系的情结,而是表现为以下两类状况:首先是在论文中常常可以见到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论述;其次是过多的散发式随感和读书心得类文字的堆砌。关于第一点,其实有一些同学自己也了解,写大题目易,写小题目难。不作小题,非不愿也,实不能也。而一旦有了这个认识,事情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余下的一半就是要把功夫下下去。比较难以解决的可能是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将它归结为缺乏问题意识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不解决,哲学系的毕业生就很难被称作哲学生。

  

  可惜我这里只能指出问题,却难以提供具体解决问题的秘诀。每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分别找出应对的方法,必要时还可以求助于指导老师。

  

  

  6、您对哲学系学生今后的人生发展前景有什么建议?

  

  哲学系学生在毕业后必定有其不同于其他专业(如文学、历史)毕业生的特点。我觉得哲学生的最重要的特点,或者说,使哲学生成为哲学生的东西,应该是能够进行抽象的、理性的思考。这里所说的思考,不仅是直向的、朝向自然与社会的思维目光,而且还包括反思的、朝向自己的思维目光:哲学生最应当懂得反思和反省:反思是指不断地认识和把握自己,反省是指不断地评判和批判自己。所以,我是谁的问题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如果哲学生们除此之外还喜欢玄思冥想,也属意料中事,不足为奇。玄想是思想的副产品。

  

  这可能就是哲学生所拥有的最基本精神资产。它对人生发展前景或许无用,或许有无用之大用。这是哲学生的长处和短处,甚至就应当是他们的宿命所在。我希望,无论哲学生日后做些什么,做得如何,这个基本精神资产不应浪费。

  

  

  7、您眼中的德国与国内大学的哲学系有哪些异同?您如何看待哲学系的教学?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复杂,而且我未做过系统思考,所以我把它挪到最后来处理,只做一个简单的罗列。

  

  仅就哲学系而言,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与中国大学的哲学系没有本质性的分别,对老师都有上课、改作业的要求,对学生则都有听课、拿学分的要求,如此等等。

  

  在课程设置方面则略有差异,德国大学的哲学课程大都分两类,一类属于讲座(Vorlesung)性质,一类属于讨论课(Seminar)性质。讲座的方式是老师读,学生听;讨论课的方式则更多是学生讲,老师听,并加以引导。前者主要涉及老师的研究成果,后者主要是对学生的原著解读能力的培养,由此形成师生的互动。近年也有对话讲座(Dialogvorlesung)形式出现,把老师读和学生讨论结合为一体。在我就读过的两所学校哲学系,没有哲学史的课程。这是长处还是短处,目前还很难说。

  

  还有一些小的差异,在德国(在世界也是如此),博导不是头衔,博士后也不是头衔。而德国大学不同于其他国家大学的一个特点在于:愿意选择学院生涯的学者,在读完博士还要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才能在学校执教。这些都可以算作是一些形式上的、非实质性的差异。

  

  但从哲学系的区别往上说,即从学制上说,区别便要大很多。学校完全不问学生的生活,基本不问学生完成学业的时间。学生只要注册便可以凭作业拿学分,学分满了可以申请通论文、拿学位,兴趣变了可以换学科。这在国内大学的哲学系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哲学系的学生(当然不止是哲学系的学生,所有文科学生都是如此)不能单一地学哲学系的课程,而要求选一门主修学科+两门辅修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或两门主修课程(如哲学+心理学)。

  

  再从哲学系的区别往下说,即就学生的差异而言,德国的哲学系学生和中国的哲学系学生最主要的区别是在对专业的兴趣上。由于德国的哲学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如果兴趣消失,他们随时可以改变专业。因此老师的教学很少把重点放在对他们兴趣的最初培养上。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发性是一个基本前提。与此相比,国内的哲学生受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太多,自发性和自主性成为一种奢望。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哲学教学。许多课程是为了满足家长、学校和未来可能的工作单位的要求而开设的。因此可以说,在哲学的教学上也可以窥见国情的不同。

  

  目前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力量很强,即使把这个师资放到一所德国大学里也会是一个不弱的哲学系,而且这个强势在我看来至少还可以维持十年。希望有心和有志的哲学生能够抓这个机会,扎扎实实地利用好这批师资力量。

  

  

  200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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