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怀普:从“特殊关系”走向“正常关系”——战后美欧关系纵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1 次 更新时间:2006-05-31 02: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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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怀普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关系的发展演变,主要受国际形势和美欧双方的实力两大因素制约。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欧国家建立并保持了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欧盟的崛起,美欧关系出现历史性调整,即从冷战时期依附性质的“特殊关系”向后冷战时代趋向平等的“正常关系”转变。伊拉克战争加速了美欧关系历史性调整的进程。

  [关键词]  美国;欧盟;大西洋联盟;美欧关系

  

  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欧国家在共同反苏的基础上建立并保持了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这一“特殊关系”主要受国际形势和美欧双方的实力两大因素制约。〔1〕这意味着,一旦特定的历史条件削弱或消失,“特殊关系”也就难以正常地维持下去。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美欧联盟的政治基础严重动摇。另一方面,欧盟的崛起对美欧关系构成了强烈的挑战。面对双重压力,传统的大西洋联盟难以为继,美欧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所谓调整,主要是指美欧之间从冷战时期的“特殊关系”向后冷战时代的“正常关系”转变。这场历史性的调整目前仍在继续,它不仅对美欧关系本身而且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塑造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冷战时期的美欧“特殊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欧关系可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以冷战的结束作为分水岭,美欧关系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各经历两个阶段,其间包含三个转折点。

  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至整个50 年代。在这一阶段,冷战因素对美欧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取代了此前由西欧列强所主导的多极格局,但两极格局并不比多极格局稳定。由于权力争夺和意识形态冲突,美苏“冷战”很快爆发,随之欧洲成为“冷战”的中心区。美国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出发,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试图联合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1947 年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继而推动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就是大西洋联盟政策实施的一连串标志。至1949 年北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最终建立了大西洋联盟,战后美欧关系的基本框架由此确定。50 年代,尽管双方在西德重新武装、对苏态度以及苏伊士危机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但由于冷战局势依然紧张,美欧在共同遏制苏联方面仍存在根本利益的一致,加上这一时期保守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盛行以及美欧领导人之间的友谊,〔2〕大西洋联盟的运转基本正常。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兴起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运动,也对美欧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一体化本是一个欧洲进程,但由于冷战格局的影响,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大国亦得以“赞助者”角色参与其中。二战严重削弱了西欧列强,使它们在战后沦落为二流或三流的国家,其生存受到苏联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西欧各国一方面谋求联合自保,同时争取获得更为重要的美国军事保护。这样,西欧对美国的安全需求与美国联欧制苏的需要相结合,就使得共同反苏成为美欧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冷战是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和美欧结盟的一个催化剂。尤其是,美国从维护西欧资本主义体系、联合西欧以更有效地遏制苏联、进而称霸世界的政治利益出发,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尽管这样做将使美国承受一定的经济利益损失。标志欧洲一体化起步的舒曼计划(1950 年) 一发表,杜鲁门总统就表示欢迎,称舒曼计划“为在法德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并为欧洲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3〕美国也支持1957 年签订的《罗马条约》。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一个法国代表团说,“共同市场( EEC) 建成的那一天,将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日子之一,甚至比赢得战争的胜利都更加美好。”〔4〕他甚至表示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欧洲合众国的诞生”。〔5〕1958 年,美国成为第一个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简言之,美国对早期阶段的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有助于加强美欧联盟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战后初期美欧之间建立了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但这种“特殊关系”带有内在的不平等性和冲突性。不平等性源于双方实力的差距,表现在美国凭借其实力地位充当联盟的盟主,而弱小的西欧国家则在联盟内扮演从属性的“小伙伴”角色。冷战时期的北约实际成为美国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一个战略工具(这种不平等性或许可解释为另类美欧“特殊关系”) 。冲突性则是因为欧洲一体化的长远目标与美国的欧洲霸权相抵触,即长远来看,西欧国家希望通过实现一体化以摆脱美国的控制,进而恢复欧洲的世界大国地位。虽然这种冲突性在冷战紧张阶段被抑制,但是,一旦国际形势和美欧双方实力有变,它就会逐渐显现。

  第二阶段从60 年代起至冷战结束。在这一阶段,随着冷战形势趋缓以及双方实力的消长,美欧关系开始发生复杂变化,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凸显。虽然在个别时期有所改善,但美欧“特殊关系”总体上呈衰落之势。

  进入60 年代,美欧“特殊关系”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以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为标志,美苏关系进入既争夺又勾结的新阶段,冷战局势有所缓和。〔6〕外部威胁的压力减小,导致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下降,美欧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显现。这突出表现在戴高乐向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戴高乐认为,北约组织应该是一个彼此完全平等的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联盟,而不能是一个含有主从关系的组织。在改组北约的要求被拒绝后,戴高乐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包括最终退出了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此举使大西洋联盟陷入了一场严重危机,成为西方阵营分化的重要标志。与冷战局势相比,60 年代欧洲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对美欧关系产生了更加显著的影响。欧共体成立后,西欧经济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升。相应地,欧共体对国际政治事务的影响力亦日益增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戴高乐提出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其中不乏抗衡美国的意味。反观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和受其它因素的影响,经济出现了严重收支不平衡的现象,国力渐趋衰落。面对这一形势和戴高乐的挑战,美国对欧共体的态度趋于复杂化;它在总体上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开始强调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它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美国不愿继续为支持欧洲一体化而承担过多的经济和防务义务,并试图将欧洲一体化进程纳入一个更大的大西洋框架之中。这个框架最初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建立起来的,后来关贸总协定( GA TT) 内的谈判机制也成为这一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来的历届美国政府基本上沿袭了上述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70 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在表态支持欧洲统一的同时,对“欧洲一体化给美国以及大西洋盟友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带来的问题表示关注”。〔7〕80 年代的里根政府口头上支持欧洲一体化,但由于陷入与欧共体的诸多政经争端,致使其支持的言辞显得有些言不由衷。90 年代初,布什政府出于应对东欧剧变的考虑对欧共体表达了一些同情,〔8〕但这种同情也不是无条件的。布什坚决反对欧洲在北约外另搞一套防务,并公开警告西欧:“如果你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己独立的防务,那么今天就应该告诉我们。”〔9〕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态度出现复杂变化,欧共体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进一步加深。曾几何时,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在西欧还不受欢迎,但到了60 年代末,大多数西欧国家都主张在外交政策上同美国拉开一定距离。西德“新东方政策”的出台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新政策反映出西德不甘于“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处境,也不愿对美国亦步亦趋,而是要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通过改善与苏联、东欧的关系来扩大外交上的回旋余地。里根政府时期,西欧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更加明显。西欧国家不赞同美国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的政策,主张与苏联保持联系和进行军控谈判。法德英等国还坚决反对美国阻挠西欧与苏联进行石油管道交易的“治外法权”行径,并顶住压力同苏联履约。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即西欧国家不想再让美国包办西方对苏联的政策,而是谋求在对苏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1986 年里根政府事先未与欧洲盟国磋商差点就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同苏联达成协议,令西欧国家大为震惊,从而对美欧关系造成了进一步打击。诚然,美国也曾试图改善与西欧盟国的关系(比如1973年的“欧洲年”倡议) ,但结果并不成功。卡特政府时期,美欧关系虽有所改善,却不能挽回其衰落的趋势。随着80 年代中期以后单一欧洲市场战略的实施,以及欧洲经货联盟和政治联盟建设被提上欧共体的日程,一个更加一体化和更加强大的欧洲已隐约显现,这更让美国感到了不安。

  总之,60 年代以后,冷战形势的趋缓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交替对美欧关系产生影响:冷战的缓和导致大西洋联盟的向心力下降,而欧共体的发展加剧了西欧对美国的离心倾向。结果是,美欧关系从战后初期的绝对依附状态向控制与反控制的状态转化。但尽管如此,美欧“特殊关系”的大逻辑依然存在,即由于冷战格局的制约,美欧矛盾和分歧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战略利益的根本一致决定了合作是美欧关系的基本面。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欧洲一体化的长远利益与美国的欧洲霸权目标相冲突,但在东西方冷战的基本格局下,欧洲的一体化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它实际上被纳入美国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之中。

  

  二、冷战结束后美欧关系的历史性调整

  

  90 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构成了战后美欧关系的第二个和根本性的转折点。由于共同敌人和威胁的消失,西欧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大大降低,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严重动摇。与此同时,冷战的终结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新欧洲的崛起对传统的大西洋联盟构成了挑战。在双重压力之下,美欧关系的调整势在必行。大体上,90 年代构成了战后美欧关系演变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美欧关系完成了冷战后最初的调整,并在调整后仍保持了同盟关系,北约亦存活了下来。

  冷战结束初期的欧洲形势极其复杂。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往被东西方矛盾掩盖或抑制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迸发出来,导致在巴尔干和前苏联一些地区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并引发了难民潮。与此同时,东欧国家转轨的艰难和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不明朗,进一步增加了欧洲形势的不确定性。欧洲有重新陷入不稳定的危险。这种复杂形势对美欧关系的调整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共同敌人的消失使得大西洋联盟陷入危机,另一方面,欧洲形势的不确定性又要求美欧双方不能立刻分道扬镳,而要在为北约的前途找到解决方案之前继续保持总体上的合作,以便利用冷战“胜利”的有利局势,尽快将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共和国纳入西方轨道,确保欧洲大陆的稳定。

  1993 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微调了对欧政策,试图用“软”的一手化解欧盟的挑战。克林顿表示支持欧洲搞经货联盟,原则上也赞成欧盟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显示了对欧洲一体化较为灵活的态度。同时,克林顿政府主张改造北约,以利于美国继续通过北约控制欧洲。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修改了军事战略,增加了政治职能,还计划进行东扩。为缓解欧盟要求发展自身防务的压力,克林顿政府还提议在北约内建立一支“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CJ TFs) ,以使西欧联盟的部队能在美军不参加的情况下独立采取行动,执行使命过程中可使用北约的设施。不过,“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的行动必须获得北约理事会的批准,这实际意味着美国对此类行动拥有否决权。可见克林顿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是有局限性的,它实际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即以接受欧盟发展自身防务特性换取这只能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其目的是阻止欧盟获得更大的独立。尽管如此,“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的安排对缓解冷战结束初期紧张的美欧安全关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在经历了冷战结束之初的震荡后,美欧关系从90 年代中开始趋于改善。除了克林顿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北约的改造和“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的安排,波黑战争也成为美欧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波黑战争初期,欧盟谋求在解决波黑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提出了多个停火建议和危机解决方案,但都因内部缺乏团结和行动能力而功亏一篑,最终不得不把解决危机的主动权交与美国。1995 年秋美国推动北约对波黑进行军事干预,促使冲突各方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后又筹划建立了以北约为核心的联合国驻波黑稳定部队。北约参与波黑问题的解决,反映其作用的扩大,也表明欧盟在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方面继续依赖美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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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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