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追思春明 反抗绝望——评《地中海的红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3 次 更新时间:2009-01-19 11: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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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 (进入专栏)  

  

  毋庸讳言,那一片红帆,曾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也如所周知,那一片红帆,给士林给天下又曾带来了怎样的一片悲情!更毋庸讳言,无论是“风景”还是“悲情”,我均是从《学术批评网》上了解到的。因为平时出于浏览学术批评网的习惯,更由于该网的主持人杨玉圣兄在近年的彼此学术批评交往中已成至交,而且平时书信不断——可就在那黑色的“10-28”之后至今,玉圣兄跟我的书信来往开始中断,至今没能恢复正常。我都有点嫉妒春明先生居然能有杨玉圣这样的同事、同道和朋友,春明遇难事件又是怎样的给杨玉圣以剧烈的冲击?!我甚至一时难以分清是春明之祸还是春明之福——请原谅我表达上的目标故意转移,当然这不过就是为了曲折地表达我对春明教授的敬意罢了。道理简单:如果春明先生不值得尊敬,玉圣不可能如此悲伤。尽管杨玉圣的悲伤还不仅仅是春明遇难事件本身,更是春明遇难前后的“众生相”——春明的师友、学生以及亲人们的悲悼之情不用说,幸灾乐祸者、造谣中伤者更不用说,准确说,是玉圣立体地感受了春明事件全过程之后,对我们整个社会、人生乃至人文整体的“无物之阵”之生存状况所表现出的一种绝望之情。

  也许准确说,其实这也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心情。也许反抗绝望的方式有许多种,比如章太炎当年反复表述的以“救我”为目的的“自杀”,比如鲁迅先生的写作和“韧性的战斗”,又比如贺卫方先生的“宪政理想”以及“理性的坚持”,等等等等。用杨玉圣自己的说法,直到他主持编辑的《地中海的红帆——程春明教授追思集》的正式出版,“我觉得我自己对得起春明了。”(参见杨玉圣在“程春明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133&type=1008)当然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反抗绝望的方式。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想着继续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绝望,为什么一个百年来我们始终要反抗的仍然还是这种种挥之不去的“绝望”?!

  在我收到玉圣寄来的《地中海的红帆——程春明教授追思集》一书并随之认真拜读的过程中,似乎我慢慢地就获得了某个答案。那沉甸甸的56篇悼念和倾诉悲情的文章,此前大多在《学术批评网》上拜读了,眼下重新读过,仍在心灵上感到很大程度的震撼,除了至真至诚,还有至情至理——也许,春明的形象便是在这么多文章所描述的方方面面中鲜明地复活。当然其中打动我的说法不少,比如“弑师”的控诉(如杨文昭《精英的苦难与民族的灾难》等),比如对“暴戾之气”追根溯源的揭示和反思(如周永坤《程春明被弑与潘多拉的盒子》等),比如课堂上的春明睿智灵动而又穿针引线,引领学生们徜徉在知识的殿堂和思想的海洋的精神风采(如泮伟江《怀念我的老师程春明》等),又比如春明是如何叼着烟斗模仿萨特、大有咖啡馆辩论的法国知识分子派头的个性特征(如舒国滢教授访谈《归去来兮,回望春明》等),当然更有其着装鲜明而常常成了法大校园一道特异的风景,还有其称所有的在校男生为“孩子”女生为“丫头”(如韩阳《你是我的传奇》等),以及“地中海的红帆”的立体意象(包括春明自己的文章《地中海的红帆》等),不一而足,纷至沓来。也许恰是这样,给我感觉中活脱脱的一个程春明,似乎又是某种程度上的常常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似乎都不那么合时宜的场合中?而追着我的问题却是,不合时宜的究竟又是什么东西呢?通读了那56篇文章之后,我不能不被收入该书附录部分中的春明自己的文章所吸引。也便是认真研究了春明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我仿佛明白了:春明是如何不合时宜地准确地切入了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困境,从而让那诸多的所谓不合时宜得到了合理而立体的阐释。

  就如同春明的诸多师友也包括他的妻子韩阳博士所指出的那样,春明在学术上有深厚的根基却又一直不是那么努力;也如同春明自己为自己所作的辩解那样,一是对我们的学术状况的深刻失望,二是对学术本身的真心敬畏,三是由于回国之后刚开始做的是学术管理而不是研究,四是一直找不着适合个人学术介入的问题域。而这些问题,更是只有在春明自己的文章和思想里面才可能找到满意的解答。我们先看看春明文章的题目:《现代社会的司法权》《司法权的理论语境:从经典裁判权到现代司法权》《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规范等级研究》《法国公证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认真对待福柯》《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文化维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论纲)》《高校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刍议》《评〈比较法〉》《逼近法学真谛的尝试》以及《论公正》译序和后记等。不用说,春明思考的问题以及个人的努力方向基本都在里面了,也不用说春明对学术的全面见解和追求也基本在里面了。拜读过后,给我的直接感觉是专业能力一流。至少我仅是粗浅地阅读了上述他那些文章,就能让我鲜明地感觉到什么叫做比较法以及法国法,同时也让我明白他所理解的法律思想史又该怎样呈现出特有的面貌的,如“这两位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法律思想’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政治视角的伦理学。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生活在一个被普适化了的法律现实中,但他的法律思想也依然是政治视角上的伦理学。只不过这种伦理学有了法律实践,从而得到部分证实而已。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在另外一个神学世界述说着古希腊的正当性,为以后的文艺复兴的正确性提供最高解释力。笔者将此称为古希腊伦理学在中世纪的‘时间隧道’。”(尽管该书中只有这一篇《认真对待福柯》正面涉及了法律思想史)为了表达的方便,这里仅举《现代社会的司法权》和《司法权的理论语境:从经典裁判权到现代司法权》两篇为例,我想已足以领略春明的专业能力和思想风采。

  我不知道前不久颇热闹的司法改革大讨论中,为何没有人认真关注程春明的研究——我所拜读过的包括贺卫方、何兵、高一飞、张千帆以及楚望台诸先生等在内的文章,除了贺卫方先生的关于“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之外,其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其实基本无能逸出程春明问题思考的范围,而且还不见得就比春明深刻。尤为重要的是,春明的思想几乎是一开始就抓住了我们本土的现代性瓶颈的关键。在他跟泮伟江先生合作的《现代社会的司法权》一文中,他们极敏锐地把握到了我们本土的“司法权语境”,也即特别有效的逻辑认知——实际上,当下的我们这个生存秩序原理跟康、梁变法思想极有关系,也跟魏源、严复等的迫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从而建构“军国民”“强国梦”有大关系。尽管魏、严、康、梁在重新建构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在他们各自所处的特殊年代无论在逻辑的意义还是历史的意义上,均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但是,不能不说先知先觉者章太炎先生当年的激烈批判对当下我们的生存现实更具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看看章氏的《代议然否论》一文中的这样的一段话:“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摹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以及《五无论》中说的:“必欲闿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暂且不论章氏主张中是说专制好还是封建好抑或民主好,也且不说西方的贵族集团恰恰在限制国王权力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光是由国家权力运作的所谓“都市社团”和“士绅-村社共同体”,以便于做“社会动员”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便是章氏所坚决抵制和严辞批判的。而一个百年来最为惨痛的现实恐怕也就在这里,而最为严重的后果恐怕也就在这里,窃以为:我们的诸多个人绝望的源头恐怕也便是在这里——而恰恰在这里,章太炎更是发出了极为猛烈和犀利的批判,尽管他的“个人”未必是“个体”,而最终导向的是“自性”的“无”。让人叹服的是,中间相距近百年,在所有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前,章太炎有着如此可怕的觉悟,而所有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当代哲学家张志扬曾经也花出了相当大的心力做了出色研究的也是这个范畴:“个人缺席的权利”和“无”。不仅清儒们当年“讥世卿”的严峻语境和重要课题至今仍然需打点精神面对,而且用礼乐“德治”至今比人权“法治”更有实际效果和意义,章氏的“名曰国会,实为奸府”说法尤其让人振聋发聩。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不久的司法改革讨论的诸多问题,恕我直言:确实比较肤浅。而春明比他们较早介入思考的问题,显然深刻得多。

  春明和泮伟江清醒地意识到:“三权分立理论自被介绍到中国来之后,生不逢时。三权分立强调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保持一个强大的,具有足够权威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却是必须的。三权分立制度演变得不好,制约和平衡往往蜕化为政客们各自把持一个部门,互不让步,仅仅有制约而没有平衡。这种闹剧事实上自三权分立制度开始在中国施行了之后,一再上演。另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相当重要的,一旦开放国会,放开舆论,则民众容易在转型期的一些黑暗现象刺激之下,在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情绪激动,从而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从而把“以三权分立理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角、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自由主义视角以及强调纠纷解决的法律社会学视角”纳入三种理论范式的检讨,就显得独具匠心,而且见解独到,尤其是对以华人学者黄仁宇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范式(以《二十一世纪与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大历史》为文本根据)和以朱苏力为代表的法律社会学范式(以《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为文本根据)的解读和辨析,不仅切中要害而且直指研究范式的突破。对前者其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制定的过程,法律专家所起到的作用,更要强于议会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在这种经济法律观中,民主制度实际上已经被架空,而法治精神,也脱离了和民主的内在联系。如此,中国即使没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可以有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司法制度存在。黄仁宇虽然没有明说这层含义,不过也离此不远了。”而最关键的还在于,“真正制定法律的是那些法律专家,而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之间的协商和讨价还价。经济专家和法律专家在现代中国的特殊地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专家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未必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并对此表示认同的。由于中国制度的特殊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没有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所谓移植的“法条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行不通,根本原因也便在这里。对后者的层层剥皮似的解剖之后,最后指出:“一方面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强制执行的司法判决的蛮横、无理和外强中干,另一方面,仅仅把目光局限于司法权的运作,并将司法权和其他国家权力,尤其是立法权中抽象、割裂出来进行考察和论述。在这一点上,苏力和他所批评的市场自由主义视角是一样的,他们都有意忽略了立法权对司法权所施加的影响。”假如允许我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这种司法权实际上是“跛脚”的。当然,这种“跛脚”不是不可治而是想不想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是根本就没法治的。那么,春明他们的意思显然是说,已有的司法权研究其实大都是“跛脚的研究”。于是,他们认真地提出了破解理论困境和研究范式的可能突破方案,这便是从规范和现实两个维度论证“商谈”论的可能性。

  在他们看来:“立法权是作为一种规范论辩商谈过程来理解的。这种规范论辩商谈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为达成普遍正义的道德商谈、和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伦理商谈和取向于共同目标的实现的实用商谈。这三个方面的商谈内容,并不排斥三权分立视角下的司法权概念、市场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司法权概念和法律社会学视角之下的司法权概念,反而分别将其涵括其中,取其精华,协调其不和谐之处。这种商谈论视角的立法模式,并不排斥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内涵,而是将国家富强当作了一种有待实现的目标,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商谈类型融合进立法过程之中。”上述种种,便是我所理解的春明思想介入中国具体问题的方式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随时可以观察到春明思想在专业上体现出的精度,比如:“对立法权的性质与运作逻辑,除了自由主义的理解之外,尚有共和主义的理解。这种对立法权的共和主义远承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传统,在启蒙时期由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继承,之后阿伦特的交往理论以及哈贝马斯话语理论都是对这种政治传统的精彩的重新阐述。”他们基本采纳的是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视角,在我看来这确实颇具洞见:问题不在于哈贝马斯的理论本身如何精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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