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0 次 更新时间:2008-12-30 1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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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1996年底,我从《中华读书报》上拜读到刘梦溪先生的大文《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煌煌六万言。在今天而有这样的大文章,实在出人意外,因此一气就读了两遍,觉得引举繁富,议论闳肆,甚为希有。但是对其立论之大端,不能不有怀疑。事隔一年,才知道先生当时是在主编一部名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大书,而刘先生原来的《要略》即改称《总序》而弁于各卷之首。书的《编例》说,第一批收四十四家,共三十五卷。看样子是还要出第二批、第三批……卷帙之浩繁,体量之庞大,即使在当今出版"系列丛书"的热潮中,也很突出。我以衰朽残年,学力不足,虽有向学之志,亦绝无可能求全书而通读之,甚至读两三卷都已感到气力不胜,只能从书店柜台上略事翻阅,求能窥见其选材宗旨。我总觉得这不但是关系到对百年来中国学术的总体评价,而且也关系到下一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的问题,既然有期期以为不可者,总不能默尔而息,因此以此文就正于刘先生与海内外博雅君子。

  

  一、什幺是学术

  

  刘先生在其《要略》或《总序》开首第一章就说: 问题是到底什幺是学术?学术思想究竟指什幺而言?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1919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提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严复对于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这个头实在开得太好了。因为它一上来就点出了中学与西学的不同,也点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不同。准刘先生所说,梁任公是明确分疏"学"与"术"的第一人。自古以来,"学术"一词,在号称"一字一音一义"的中文里一直是笼里笼统地用着,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分辨,这正好印证了一个说法:从文明,再具体一点说是哲学,发轫之初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中学与西学就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或者换一种说法:西学一向从"实然"出发,中学一向从"应然"出发。这两个传统基本上互相隔绝而并行不悖地各自发展了三千年。(明朝由利玛窦起引进的那点"西学",与后来的相比简直算不得什幺。)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学碰上了西学,从此开始了相互冲突、磨擦、吸收、融合这样一个反复不已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的(或曰近代的,并无基本区别)中国学术史。

  

  刘先生讲到"严复所要求的是一种纯学术,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也不应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为己之学",典出《论语·宪问》,"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原义如何?今已不能知,然似亦不难推知。在一个争名逐利的五浊恶世,一个人能够不为名,不为利,只求学问,当然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是儒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为己之学"已变成了相当精致微妙的一套心性之学,与严复在西方学术影响下提出的"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于鹄。以得之为至娱,而无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这段话中所说的"学"完全不同了,因为它们的"鹄(目的)是不同的。中国人总是需要托古改制,托梁换柱,严复当然知道"为己之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他也不会不知道达尔文"以得之为至娱,无假外慕"的进化论与理学家"但觉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两种"学"是截然不同的。

  

  刘先生接下去写道:"元朝时,罗马教皇以七大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语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然而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形而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这里的名学就是逻辑,严复称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连逻辑都要归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范围,说实在的,天下就再没有什幺学问可以称为"纯粹的学术"了。中国传统的儒学自从与佛学合流以后,已经完成了一套明心见性的封闭体系,自谓能"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最后还是"究竟无得"。这一套不但不能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也再不能满足中国人心智的要求了。

  

  刘先生一再提到董仲舒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陈义虽高,但是他说的"道"与"谊"(通"义")不但根本与西学的"道"与"义"概念完全不同,而且与儒门后学的"道"与"义"概念也完全不同。在程朱陆王看来,董的《春秋繁露》恐怕是太粗浅庸俗了。他所说的"道",在严复看来,无非是"弋声称,网利禄"的东西,"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刘先生接下去把"道"定义为"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认知,甚至包括未经理性分疏的个体精神的穿透性领悟"。在这里,"甚至"以前,可以大体认为是西学之所谓"道","甚至"以后,可以大体认为是中学之所谓"道",虽然都可以叫做"道",然而却是截然不同的,目的不同,历史不同,内容不同,结果不同,不可不察。

  

  刘先生接着又下结论说:"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为之奠基。就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为发达。"我们必须指出,这个"最"字除了可以满足某些中国人的虚荣心外,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持的。就学术而言,历史上同中国真正谈得上交流接触的,古代只有印度(也就是佛教),经过一千年冲突融合,算是"相化"了。但是就哲理上说,儒学化于佛学者为多,不过又因为最后落在"事父事君,无非妙道"上,因此就政治礼俗的框架上说还得以儒家为主。至于印度本身,则压根儿没有受中国的什幺影响。而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后来通称西学的,应该说相化的过程不过一百年,现在还没任何理由说"我们的"就比"他们的"发达,仅仅以刘先生在《总序》或《要略》中提供的材料看,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似乎是不会同意的。撇开梁启超、严复不说,王国维、陈寅恪一再讲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也就可以思过半矣。近年来,文史学者引用得最多的是陈寅恪的一句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请注意:他是把"吸收输入"放在"不忘本来"之前的。

  

  说了以上的许多话,其实结论是早就有了的。不过事隔几十年,人们渐渐淡忘了。最可怕的是一种笼罩一切的文化气氛,使人们曾经建立过的知识结构慢慢模糊而又陷入暖昧朦胧的状态。比如被认为不过是"术"的几何学吧,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又回忆起六十多年前初学几何"十大公式"时的激动心情。"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等量减等量其余相等……这也算学问?"但是很快就会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性的力量,还可以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性之美,最后彻底地被纯理智的力量征服了。毕竟孟子说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孟子构造出来的却只是一个道德体系,它在纯理智上是很难经得起三推六问的,这就是中西学术差异的大较。)再想到欧洲多少代学者,在本世纪则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都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激动。中国人是花血汗、血泪、甚至血肉的代价才认识西学的。我总觉得老辈的学者第一是国学根底深厚,第二是对异文化新鲜感强,因此很快认识了中学与西学的差别。应该说,他们的认识本来不应该是最深刻的,下一步深入的认识与融化、超越,本来应该由我们这些后辈来完成。但是几亿人口的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情性实在太深了,学了一些皮毛,慢慢又退回到无所谓的状态,让历史或者叫做"时代的"潮流推着走。

  

  最近看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老院长,九十高龄的吴大猷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近几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其中说到:

  

  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代表"科学"与"技术"两个(不是一个)观念。在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进,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这样粗浅的说法并未能将"科学"和"技术"精确地鉴别。实际上,二者亦非可完全划分的。最好是以一些我们熟悉的例子来说明。……三十年代核物理的实验和理论探索,乃纯学术性(科学)的研究。四十年代初年原子弹的研究发展乃技术工程。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是为求知或求实果,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

  

  吴大猷先生以中国把"科学"与"技术"合称"科技"是"一种不幸"。他的感慨是很深的。我打听了一下,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就只有"科学"与"技术",而并无"科技"一词,只不知另外三个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越南、新加坡有没有"科技"这个词。而我们中国除了"科技",还有"高科技","高新科技",有人还以为这是翻译过来的,其实并无原本,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这恐怕也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一个例证吧。有人恶谥之为"酱缸文化",虽然刻薄,也不是不应该知所警惕的。

  

  吴大猷先生还说他"二十多年前读英人李约瑟之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按:大陆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到李氏举出中国许多发明超前于西方,心中微感不安,盖这些比较,或可使一些国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据,以为我民族在科技上长期超出于西方,只是近数百年落后于西方而已。"

  

  吴大猷先生不是研究学术史的,他也认识到了:"我们由人本思想传递下来的偏实用性思想,也是我们的'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不幸的是,这个原因经过清末的'自强运动',直至近年,国人才渐有认识。"我不能肯定吴大猷先生知道不知道梁启超、严复及其以后的王国维、陈寅恪等早已有认识,但是,如果说,在台湾,直至近年,国人才渐有认识的话,在大陆,我至今也还未发现有人提出比清末民初以后更深一步的再认识。现在,中国已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表面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真正作为科学的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在被批判了几十年之后,却仍然不见有人提到。我是"五四"以后出生的人。我知道"五四"的时候是有人大力提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科学精神的。但是,我生七十余年,唯一记得的辨明唯西方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只有大约十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但是"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这十年,再也听不见同样的声音了。

  

  刘先生长达七十余页的《总序》一上来就引举梁启超、严复两位前辈之言辨明学与术,在我看来,似有从此分清"学"与"术"的意思。但是半页以后,转入道术、道器之讨论,又进入中国学术传统中暖昧模糊之境,以后近六万字中"学术"一词出现何止百次,再也不见分疏了。

  

  我之固陋,竟不知道汉语中"学术"一词的起源。查了查《汉语大词典》,解释有七条之多,举例则有十多条。远至《夜谭随录》,意思则从治国之术到妖狐的法术都有,就是没有与梁、严两先生之说相似的界说。我倒也有为之作一区分的愿望,但是,想来想去,既然生活中没有,硬分还是办不到,分了也是没有人理,也就只有承认失败,让它继续这样用下去。至于"学术"一词的意义也只有用今日编辞典的人所提供的"较系统而专门的学问"这个定义。再一想西文原也没有与中文"学术"对等的辞。一个academic,大多只作形容词用;作名词用时,也只是"学者"的意思。不过"科学"与"技术"这两个词,人家是原来就有,而且一直有区分的。我真希望,中国不要别出心裁拿一个"科技"来混淆两者的区别。虽然吴大猷先生也说"二者亦非可完全划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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