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那一年，北大中文系六位教授先后谢世，我很伤感。年底，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撰写了《行过未名湖边》。此文初刊《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31日），后多有转载，流传颇广。文中提及林焘先生和徐通锵先生，但着墨不多，不是篇幅限制，而是我对他们的学问所知甚少，不好妄谈。很荣幸，此文被节录收入《求索者——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拿到样书，开始认真补课，说实话，有两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鲁国尧的《他“思想过”·“徐通锵难题”》（35－47页），提及徐先生2005年在杭州会议上的讲稿《汉语特点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比较中美两国现代语言学的创建和发展，起点相近而结果迥异，希望国人走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的怪圈。我真没想到，徐先生有如此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崇高的学术志向。而且，正是基于此理念，徐先生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创立了“字本位”理论。另一篇是潘文国的《徐通锵的历史地位》（51－57页），称徐为“世界级语言学大师”。所谓“世界级语言学大师”，除了在中国学界超越前贤，更必须对人类整体的语言研究作出独特的、创造性的贡献。徐先生是否达到如此境界，我不懂，没有发言权。我想说的是，中国学界不断有人呼吁“原创性贡献”、“世界级大师”，可真的有大师出现，我们能及时辨认、崇敬且给予表彰吗？当年鲁迅曾讥笑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儒林外史》因不合西方的“文学概论”，好像就显得不永久、也不伟大了。鲁迅不无愤慨地称：“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大家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若真的有人脱颖而出，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我们如何面对？

比起多有接触的徐通锵先生（1931－2006），林焘先生（1921－2006）对我来说更为遥远，只是路遇时打个招呼，表示一下敬意。因此，《行过未名湖边》之谈论林先生，行文拘谨，与林先生之丰神俊朗很不相配。拜读商务印书馆2007年10月刊行的《燕园远去的笛声——林焘先生纪念文集》，有几篇文章我很喜欢，如丁邦新的《追忆与林焘先生的过从》、王义遒的《回来呀，语言学家！》、孙玉石的《依稀远去的笛声》、王洪君的《怀念林先生》以及刘一之的《怀念林焘先生》，都是声情并茂，比我笨拙的笔墨好多了。不过，这本纪念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林先生的《浮生散忆》（466－503页）。文中提及，七七事变后，林先生和无数北平民众一样，交织着悲愤、耻辱与无奈；好不容易考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得以继续学业。俞平伯先生告诉他，这样的政治环境不适合学文学，建议选择语言文字专业；而高名凯教授之畅谈欧洲语言学兴起以及欧洲汉学家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决定了林先生的终身志业。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关闭了燕大，林焘夫妇告别双亲，历尽艰辛，辗转两个多月，到达成都的燕京大学复学。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实在太精彩了，已进入我讨论抗战中中国大学命运的专业论文。

朱德熙先生（1920－1992）的学问我完全不懂，但我手头有他书赠的诗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书孟子语以应平原同志嘱。”程道德主编《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一时找不到朱先生的墨宝，用的还是我这一幅。记得是1988年春天，我买了一盒诗笺，请王瑶先生等题词。王先生嫌我的纸不够好，另写了一幅。同时提醒我，朱先生字好，应该请他写。我说我跟朱先生不熟，王先生于是自告奋勇，替我求来了这幅字。读郭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怀朱德熙先生》（见《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301－304页，语文出版社，1993），才知道同年夏天，朱先生为84级汉语专业毕业班留言，也写了这句话。为后生小子题词，不见得有什么深刻的用意；可在随后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朱先生的表现，足证孟子的“穷”“达”观对其影响极深。我很庆幸，这幅小小的诗笺，竟然很好地展露了朱先生的襟怀。

关于朱先生，我更想谈的是师母何孔敬的文章。《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华书局，2007）一书，包括“儿时少年”、“昆明七载”、“上海省亲”、“清华六年”、“保加利亚”、“北大风雨”、“待人接物”、“琐事拾遗”、“亲属师友”、“访美客居”、“西欧之行”、“美国晚年”、“亲友追思”等十章，收短文157则。据作者《前言》，此书是在汪曾祺的鼓励下，花了十几年的工夫，断断续续写成的。我的读后感是：人很棒，文章也精彩。像《我送德熙到陆家营》、《一束蔷薇花》、《结婚》这三则的“好”，可谓有目共睹——情深，不造作，叙述极为传神。至于《李荣拎来只大肥鸭》、《中文系的数学测验》以及《两个馕》，此等短小的笔记，可入新“世说”。作者自谦文化水平不高，只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幸有朱先生不时点拨（参见《德熙不是落后分子》、《德熙关心我的阅读》两节）。可在我看来，作者文字简洁，恰到好处，那篇《汪曾祺二三事》，甚至有点像汪曾祺的笔调和趣味。

此书附录《长相思》一文，原有副题“怀念德熙”，初刊《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49－59页），此前早就拜读过，对“从初恋到新婚”一节拍案叫绝。写婚礼归来那一段，收入《长相思——朱德熙其人》时略有改动：

唐（兰）先生手书的条幅，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是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腊笺上的，写的是《诗经》开头的四句：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是的，德熙是君子，我是淑女。

　　我很幸福。（313页）

如此笔墨，实在是妙不可言。作者长期在家相夫教子，没有参加那么多政治运动，很少经历同时代人那些不堪回首的“洗澡”，因而也不太受社会上流行语言（或曰“套话”）的影响。一旦拿起笔来，追忆自己与朱先生并肩走过的风雨历程，比那些扭扭捏捏的二流作家好得多。

何孔敬《长相思——怀念德熙》一文，还收入《南大语言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跟王力先生的夫人夏蔚霞的《忆了一》、李方桂先生的夫人徐樱的《方桂与我五十五年》（节选）、蒋礼鸿先生的夫人盛静霞的《含泪写金婚》、俞敏先生的夫人杨藻清的《俞敏先生，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你》等，合为一辑，题为“‘惠’文七篇”（题因《古列女传·柳下惠妻》而起，参见《编后言》）。这些语言学家夫人所撰的怀念夫君文章，几乎是字字珠玑，尤其是写婚恋的部分，绝对是美文。不同于常被史家赞赏的、与男人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职业妇女，这是另一类的“新女性”——兼具东西美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自觉地躲在大师身后；因无意（也毋须）抛头露面参与社会上的激烈竞争，保持了良好的生活感觉与情趣，晚年为文，琐琐细细，很是动人。这方面代表性的例子，还有周有光先生的夫人张允和（1909－2002），这位活了93岁的“家庭妇女”，晚年因《最后的闺秀》（三联书店，1999）、《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而“暴得大名”；至于去世后刊行的《昆曲日记》（语文出版社，2004）以及金安平著《合肥四姐妹》（凌云岚、杨早译，三联书店，2007），凸显其从容优雅的生活态度，更是让忙得四脚朝天的现代人歆羡不已。

关于王力先生（1900－1986），我只读过他的《古代汉语》、《诗词格律》、《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以及《中国语言学史》等，对其学问的博大精深，实在不敢赞一词。可我关注他留法期间翻译出版的二十余种法国小说、剧本，以及抗战期间为了“赚稿费”而写的大量小品文。记得也是1988年春天，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开始选编“漫说文化”丛书。这项工作的宗旨是：“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参见陈平原《漫说“漫说文化”》，1992）这套小书共十册，我负责其中的《闲情乐事》、《生生死死》等五种。坦白交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新刊行《龙虫并雕斋琐语》（1982），为我进入王力先生抗战期间的“小品世界”，提供了绝大的方便。经由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今日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论及抗战中的散文写作，大都会提及王力先生。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谈及抗战中“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有这么一段：“还有一学者型散文家王了一（王力）写了一本《龙虫并雕斋琐语》，批评时政及社会风俗，能做到学问、趣味上的两重统制，琐事琐议，设喻巧妙。作者有很深的中外文化上的修养，语言学家驾驭语言，朴雅的风格自备一格。”（470页）作为语言学家，王力之“不务正业”，闯进肃穆的文学殿堂，有不得已的因素，早年在清华，甚至因此而耽误了职称晋升（参见夏蔚霞《忆了一》，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1－14页，商务印书馆，1990）；可时过境迁，却也成了“美谈”。

我1984年秋方才走进北大，与王力先生没有直接接触，偶尔在校园里遇见，连打个招呼都轮不上。可我自己觉得，我离王先生很近。原因是，我在中山大学念硕士时的导师吴宏聪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联大结束，随王力先生转往中山大学。我从吴先生处，听了无数王先生伉俪的故事，也充满景仰之心，但从未想过要去拜访，只是默默地祝福。读吴宏聪先生发表在《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2000）的《怀念王力先生》，以及收入《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纪念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商务印书馆，2005）中的《嘉言懿行，遗泽留芳——缅怀王师母夏蔚霞》，可以明白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蒋绍愚先生在《燕南园60号：永久的回忆》（《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136－139页）中，称师母感叹“做一个名人的妻子不容易”——不仅要承担家务、照顾子女，“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世方面要和先生一样，成为学生的楷模”。正因为王师母做到了这一点，才会有那么多弟子追怀不已。顺便说一句，为并非名家、长期站在“大师后面”的师母出纪念文集，这在中国学界可算是创例。

对于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林焘、徐通锵四位先生，我没有能力辨析其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我关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一个我曾有幸目睹、接触乃至交往的北大教授，如何逐渐走向历史。这里特意点出“教授”二字，是想强调作为教师的“职业精神”。李荣先生称：“德熙教了一辈子书。教书假如也算是一匠，他就是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好比造赵州桥的隋匠李春。”（《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34页）比起学问如何高深，著述怎么宏富，我更看重一个教授对于学生的深刻影响。读《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中裘锡圭先生、陆俭明先生的追怀（255－259页、260－264页），还有其他纪念文集中诸多情深意切的好文章，你能深刻体会到，传道授业的责任与魅力，是其他职业所无法比拟的。

我当然明白，“纪念文集”作为一种著述形式，只能“捡好听的说”。但如果并非编撰“学术史”，而是着眼于“薪火相传”，此等兼及学问与人生、略有溢美但饱含深情的文章，是引领我们进入某一学术传统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