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4 次 更新时间:2008-11-27 22: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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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 (进入专栏)  

  

  我们今天上午读书会开始,这次读书会本来是想请一个美国人来讲,讲美国正在进行的大选,那个人最近有事,临时改变日程,一下子找不到新的人,只好我来亲自讲了。今天的主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这个主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学术化的题目,我们并没有要求去解决当前什么问题。我记得20多年前,有一帮年轻人去莫干山开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当时有好多研究生、博士生,全国征文3000多篇文章,入选130篇文章,到那里讨论价格改革问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逻辑问题:价格到底是管好、命令控制好、还是完全放开好?还是走中间路线,管一管,又放开的双轨制好?刚开始大家讨论的基本逻辑是控制价格,完全政府来定;还有一个逻辑是双轨制,政府要管,但是要放开一点。老一辈的人没有任何人会想价格可以完全放开这么一个思路。

  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有一些还是学生提出来,认为价格是应该完全放开,当时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国家定价格按玻璃的面积算,大家都生产薄玻璃,如果按玻璃重量来算,大家都生产厚玻璃,而且中国的玻璃都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因为安全性没有考虑在价格的构成因素里面,外国的玻璃一砸全碎了,我们的玻璃一砸不碎,然后把人划伤。这样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所以完全放开的机制是很重要的。

  那么,政治发展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逻辑?我们从理论上回顾一下。大家学过政治学都知道,它的理论有很多种,至少有两种价值观。第一种,政治现代化理论。大家看过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这么一本书,以他为代表的政治理论或者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强调政治的稳定,特别强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特别强调权威,也特别强调秩序。他强调的是如果没有秩序,国家肯定是不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确保政治是稳定的,这样国家才是能够建设好的,它有权威和秩序。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左右,中国也有类似的一批学者——未必都是政治学家,也提出很多新权威主义的观点,说中国应该怎么样,这是一套逻辑。

  还有一套逻辑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语言。即政治民主化,提倡公民权利和自由,提倡宪政逻辑,从宪政角度思考政治发展的问题。我们这次的莫干山会议并没有涉及到两种逻辑的争论,大家基本都是在讨论宪政逻辑,包括讨论了很多技术问题。上次会议对价格改革非常有影响,那次价格改革会议以后,有一个人开会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回来要被免职,这次我估计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个打算的人,上次有打算,回来写一个报告给中央,中央看见了以后,很多人批示,批示完了说以后要多重视年轻人的学术观点,所以他说中央从来没想过价格可以放开。二十多年前价格放开了到目前为止,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奶粉市场价格放开实际上是有利于奶品质量提高的,河北的奶现在没有人喝了,没有人收了,每天倒掉3000吨牛奶,三元和内蒙古的蒙牛可以千里迢迢跑到河北去收购,但是要增加成本,如果价格不提高,没有人有积极性;你不让它价格提高,不让这些人采取价格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是不行的。今天我们在美国的朋友说要给我们寄奶粉,如果我们在国内买得到高质量的奶粉,他们不会给我们寄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代化理论明显强调内在的控制,或者命令服从。比如说它强调国家建设,政治稳定,权威和秩序。特别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一点也是比较明显的。用控制的方法来实现秩序,用胡萝卜的方法来实现权威。他是维护权威,用所有的资源,理念来维护现有的权威和秩序,所以很多人会讲这个理论太保守了,缺乏变革。控制理论除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以外,实际上在传统的政治学理论里面,也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逻辑。比如说国家拥有“主权”,什么叫主权?就是sovereignty。所谓的主权就是主子的权力,就是他垄断生杀大权,即使现在像美国总统布什,他还有这个权力。他虽然没有杀人的权力,但是他可以有赦免的权力——意味着对暴力的垄断权,只有国家才有暴力,所以他特别强调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分割——如果是分割也只是分工,像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分工,分工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独立于一般的操作意义上的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是完全集中到一个点,你会看到所有政府实际上都是中央政府的政府,而不是本地政府的政府,最近张千帆写文章说,中央政府拿财政鼓励地方去精简机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地方政府的规模应该让当地老百姓自己去决定地方政府的规模,自己去决定公共服务的数量,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地方政府是当地的政府,而不是中央的政府。

  另外一种现代理论,这就是极权理论,意味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新闻、私人生活都是被国家控制,甚至你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都要让别人知道,让国家知道。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理论,而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和最重要的政治实践。国家主权理论是二十世纪之前形成的,后来形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极权理论实现得最好的就是希特勒了,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现在金正日还是那样。我们任何一个人去北朝鲜,要搜身,手机不准带进去。如果能管理思想的话最好给你吃颗药。这个理论在中国古代也同样有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一个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其实就是服从的意思,我一个人一站,你们都要听我的,如果不听我,我就要“平”你,所以它是一个天下秩序的理论,武力得天下。没有武力,这条理论没有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基础就是任何个人都是王的臣,这个有点像罗马帝国时期的。凯撒把一个国家灭亡了,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平时还可以用其他胡萝卜的方法,这个权威和秩序体现一个天的权威,或者是普天的秩序,它的基础实际上是以霸道为基础。这个理论跟国家主权不太一样,国家主权是局部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极权理论如果扩张,是世界的。古代理论是天下秩序的理论,如果跟现代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了局部天朝的秩序。如果可能,这种秩序在我们眼里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我在菲律宾见马来西亚问他哪的人,他说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再看他不吱声,他说我爸爸是福建人,我妈妈是湖北人,我问他的意思是中国意义上你是哪的人,而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理论上去问哪的人——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他们也说我们南洋的中国人,只要中国强大了,他们的日子就好过,只要中国不强大,他们的日子就很难过,我说以后我们搞航空母舰搞到那,你们日子就更好过了,这是天朝秩序的延续。

  自由法治的秩序逻辑,在这个逻辑下,个人是很自由的,充分自主,你对你自己承担责任,拥有你自己的权利。成本收入是对称的,不强加成本、也不强加收益给别人,你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别人可以对你进行交易,但是不能干涉。自由组合的家庭,家庭的私人生活拥有最高的权利。村落、社区也一样,包括基层自主治理的政府:市政府、镇政府、乡政府,村里面搞道路,社区要把门口的花修一下,摆两个石狮子,或者在社区里面村里面有一些自治协会,养花协会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区域组织,区里面搞家政服务公司,或者说我不以经济方式来做,合作方式也可以做。大家都出人工,谁家孩子没人看了,哪天谁有空就来看,不要交钱了——这是合作的方式。还有志愿者,社区里面有人没孩子,谁喜欢孩子就过来看孩子——这是志愿者的方式,不管以什么方式都是自主治理的,这个跟社区孩子村的治理是不搭界的。现在全北京小孩子全部在千里大奔忙,去上学,为了让人大附中,多少孩子五点半就起来了,晚上九点半才回家,这说明他不是交叉管理,没有一个良好的学区为基础,谁也不考虑小孩子的利益。包括水管,或者是流域的一个区,跟你的居住区不一样,但是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自由法治,自由自主的基本逻辑。这样产生了全国性的政府,政府管基础设施、管军队、区域转移支付、老百姓基本权利的保护。奶粉市场上政府应该管的是什么?每一个地方实际上公共服务层次上是平等的,上海提供公共服务,北京提供公共服务,不存在级别问题。上海市政治局常委,浙江一般的省级干部,或者是某些城市它级别就高,某些城市级别就低——不对,凭什么他的级别高?等你衰落了,你还比我级别低啊。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上是平等的,你可以跟我协商,你缺钱了我捐点钱给你也行,每一级政府都有它自己的主权,也可以上下级合作,而不是命令服从中产生的秩序。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这是一个理论逻辑,从制度上来讲有两种理论逻辑,有好多变种,不同的政治学理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大体的逻辑是一样。一种逻辑强调等级,强调差序;一种逻辑强调的是自由的、自主的、合作的秩序,这两种逻辑从现实政治里面有一些推演。最简单的命令服从逻辑,比如说两个人都是会打架。我要夏业良听我的话,他肯定不听,我们就打起来,他打不过我,就再找人,然后我也再找人。我跟他们说你看这是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但是拿一捆一折折不断了,这样就组织一帮人开始混战。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最后导致有组织的战争,然后导致组织力、命令服从力、人格魅力,也包括你的道德力量。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宗教都可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在这种环境里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的经济,你要搞其他经济,比如说有的商人从我这买了东西去其他地方卖,是要被杀掉的。社会只能是家长式的社会,这样可以控制,所以政治是一种单中心的政治。如果有多个中心,那就搁在一起打,最后打到一统天下,又变成一个中心。

  另外一种逻辑,自由自主的逻辑,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有一种和平的可能性。这样就会产生市场经济,产生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也一样,有朋友,有家庭,就可以导致平等合作的公民社会,一种是大家合作,共同看小孩,还有社会自主自愿,我选举一个看小孩的家长,由你来组织大家看小孩,但要承担责任。最后会慢慢形成一个遵守规则和秩序,导致秩序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法治。

  这两种逻辑所关注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控制服从逻辑更多去关注国家能力、国家生死存亡,我们好多知识分子都在忧国忧民,说国家财政能力下降,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更多人说我们抗震救灾很好,我们国家还是很有能力的,我们搞奥运会又搞得很好,我们只要想组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是组织得很好的!你看北京的天也挺蓝的。这是一个控制服从逻辑的自然而然的肯定,你看你想组织什么都可以组织得很好,你要组织民主我估计也组织得很好,过去有人跑到中国乡下去看,他发现中国的村民选举比美国要民主得多,而且非常完美,觉得中国的村民民主是理想模型,而美国和很多国家的民主都有问题,但是这个村民民主一旦缺乏“组织”,就没有了。所以它强调、关注的是一个组织性,关心国家至上,人民至上,国家主义,这个逻辑可能会导致很多辉煌的事情,比如说跑到飞船外面去走一圈之类的。(笑声)这个逻辑关心一个筷子会断掉了,十个筷子不会断。

  但是有另一种逻辑:我不关心筷子,我关心的是怎么让筷子变成钢筋。不要说一根筷子会折断,如果它变成钢筋一样不会折断!到底能不能长成钢筋和参天大树,提供良好的空间?这套逻辑更多关心个人的生死存亡。一个人死了,那是很大的问题,一个人得结石了,也是很大的问题,一个人吃了有毒的东西也是非常大的问题。它不会说“一场危机到来了实际上也是一个机遇”。为什么?一场危机到了,对一些个人就是危机,没有说对一些人是危机,对别人就是机遇——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想法,第一种逻辑。有些人都死掉了,还是一个“机遇”?!这种话只是有第一种逻辑的人才能说,第二种逻辑关心个人生死存亡,一个人受伤害了就是受伤害了。

  第二种逻辑强调个人至上,人的生命财产、幸福是第一位的。个人是在先的,政府和国家是次生的。很多问题上,实际上个人负有全面的责任,并不是说国家要承担责任的。第一种逻辑认为奶粉出事国家要负责,第二种认为奶粉出事自有承担责任的人——让问题企业里参与此事的人负责。还有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控制服从逻辑会强调国家能力,这样地方和各个派别的力量就会有冲突,国家价值和地方价值,派别价值的冲突,国家至上与地方和派别价值冲突,国家统一和行政分权相互冲突,最后导致有一个大皇帝,有好多土皇帝,有一个命令控制者下面都是一大堆命令控制者——一个地方的科技局长也能贪污2000多万,最后导致市场是分裂的,搞成地方主义;产权也是分裂的——行政性地、强制性地分裂,和国家更高形式上的强制性的统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可以看到,在前一种逻辑下统一与分裂的问题非常严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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