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1 次 更新时间:2008-10-13 18: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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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檀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者将全国市场网络划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既吸收了施坚雅理论的层级概念,又代之以更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网络论。文章特别强调: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史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明清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无重大突破,经济发展却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入侵后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

  关键词: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以日本学者致力较早。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i] 八十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各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以诸多教益与启迪。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作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八大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ii] 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iii] 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 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前已述及,所谓流通枢纽城市这里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iv]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明代禁海,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v] 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1是清代前期运河、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

  

  表1可见,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沿海与长江合计,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1 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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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类 康熙二十五年 雍正三年 乾隆十八年 嘉庆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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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关税总额 122.0万两 151.5万两 459.6万两 481.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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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诸关税额 61.6万两 61.4万两 150.5万两 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50.5% 40.6% 32.8%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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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诸关税额 18.2万两 20.3万两 103.2万两 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14.9% 13.4% 22.5%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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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诸关税额 37.3万两 48.7万两 114.6万两 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30.6% 32.1% 24.9%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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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者 合 计 117.1万两 130.4万两 368.3万两 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96.0% 86.1% 80.2%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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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注: 天津关税收以各 1/2 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二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vi] 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磁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藉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乾隆年间其粮食

  

  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千万石,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

  

  不如明代,税收额大体在5-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中等地位。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vii] 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滨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二万余两,是全国八大钞关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viii] 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ix] 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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