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忠明:管窥国家的真实面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0 次 更新时间:2008-10-06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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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忠明  

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一直是政治学家和思想家们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形成了关于国家的形形色色的、多种多样的认识和设计。在古希腊,国家是以“城邦”的形式出现的,城邦是希腊人设计的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精密机器”,有公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等不同的机构组成,这为以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古代罗马,则是“共和国”盛行,国王和贵族掌握政权,在平民持续不断地反对贵族的斗争中,罗马统治者先后通过了《十二表法》、保障罗马公民权利的《市民法》、各民族共有的《万民法》,奠定了罗马法学政治国家的基础。

真正形成现代国家则肇始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目睹教皇对各国世俗政权的干预和挑拨,以及贵族和市民之间的内斗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状况,从人类的邪恶本性出发,主张建立依靠专制君主的强大国家。但他同时认为,君主政体是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性措施,君主专制和暴力是政治的“药物”,它的使用是为了治疗社会病态,不能视为最终的目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目的是为了走向民主。

国家观念出现的重大变化首先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革命爆发之前,国王詹姆士一直认为,上帝赋予了国王对政治权力的掌控权,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国王享有对议会议案的最后否决权。也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共和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一个公民不需要许可就可享有他的权利,一旦许可就完全不是一种权利;国王拥有否决权就意味着我们的财产和自由就不是作为“权利”在拥有,而仅仅是由于“恩赐”,国王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其剥夺。1642年,英国内战正式爆发,议会打败国王,于1649年宣布废黜并随后处死国王后,英国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从社会契约论出发,阐述了国家的起源,积极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辩护。只有在人民共同协议的契约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国家,他坚决否认通过征服所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政府并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但在专制者的头上再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约束他的行动,他可以任意摆布自己的臣民,因此,如果人们愿意把自然状态转换为专制制度,这就好像“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人民订立契约把自然权力交给政府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福利和安全,政府一旦背离这一目的,人们便有权自动收回自己的权力,从而承认了人们反抗任何暴政的权利。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从法律上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这一思想,国家是人们的工具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观念。

中国在秦汉以前,“国”与“家”有不同的含义,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的领地称为“家”,而天子的统治区域则称为“天下”。秦统一中国后,“国家”遂与“天下”通用,秦采用郡县制来建构和管理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强大的官僚体系。如果从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图腾国家(类似于原始社会阶段)、宗法国家或神权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君法国家(西方国家)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宗法国家。中国的宗法是以家为核心的,家国国家观,王朝的改变实际上是家族的轮替。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开始摒弃传统的国家观,认真思考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关系。严复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睿智的一位西学的圣人,出于对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他在《救亡决论》中第一个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西方国家的种种学说中,他选择了斯宾塞提出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国家观,于1898年正式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天演论》),大声疾呼,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

为什么严复拒绝了社会契约观?首先他认为社会契约论不符合科学,用实证主义来否定社会契约。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国家观不需要社会契约论,严复时代的中国国力弱,中国在经济上仍处于较弱的地位,会受到强者的欺凌和不公平待遇。所以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到现在仍没有完结的地方在于中国受害的形态,中国是受害的国家,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的列强,中国处于劣势,是力的对比,而达尔文主义恰恰能提供这样一个力的概念,而社会契约论对此无能为力。

孙中山先生极力倡导三民主义,在国家观念上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确定了国民的主人翁地位,但是他本人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并没有接受社会契约的观念,这表现在他的一些观点和实践中,他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认为人民尚是婴幼儿,国民政府应当养育之、教育之,以及后来推行的“军政、训政、宪政”实践,都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观点有着很大差距。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问题上实际上是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列宁语)。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国家存在的理由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可见,这个“工具”式的国家观和西方的社会契约论的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契约论约束的指向是政府,而列宁主义的国家镇压的指向却是被统治阶级。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当作我们的两大历史任务,其中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国家是作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工具来使用的,任何对国家的其它解释和使用都不得违背或者抵触这两大历史任务。确实,这样的一种国家观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它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2008以来,成功举办了北京第29届奥运会和北京2008年残奥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我们圆满完成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展现出东方大国的崭新魅力,百年强国梦已经成为现实。当此时刻,实现国家转型恰逢其时。

国家转型转到哪里去?在此问题上必须还原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本来面目。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和列宁的国家观是有重大区别的。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集中在资产阶级的国家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他对未来共产主义描绘则是“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是国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它也是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破除长期以来套在国家和民族之上的神圣面纱是有帮助的,国家应该是逐渐消亡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更不是可以顶礼膜拜的神物。还原它的本来面目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它。但是必须看到,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可能消亡,我们现在做的仍然不是促其消亡,而是怎样合理地设计、规划、利用它。

一个追求国家富强的国家观和一个追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合理构造的国家观二者是不能融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的很多变化已经透出了这种转型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从国家到社会的一种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重要理念,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表明了国家目标的重要变化,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艰巨的任务还在以后。

实现国家观念的转型,有几个问题是必须注意的,首先,国家要去暴力化,增加它的理性化。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使我们丧失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的根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在建立强大国家的过程中必然充满了暴力,比如说革命、武装斗争。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中充满了暴力。其次,国家要去行政化,增加平等性。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行政化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学术的行政化、杂志的行政化、个人的行政化、单位的行政化、司法的行政化等等,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不去行政化,我们就会始终生活在一种等级的隶属关系中。最后,就是国家要去一元化,增加多元化。国家要从包办一切退回到自己应有的限度内。中国社会的发展要走功能分化之路,权力、经济、信仰、文化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不能混为一谈,尤其要警惕权力渗透到经济中去,出现权力经济。中国历史上权力的强化无不导致经济社会的退化,而经济社会的进步往往以权力的下放和后退为前提。中国的传统是一元化的,它强调“合”。家国合一,天人合一。到了我们现在则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群不分,依然是合一。但西方的文化强调分离,家国的分离,三权的分离,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为我们的文化注入分离的因素,去除那种一元化的倾向。

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需要执政党的高度自觉,更需要我们大家的持续努力。在这一点上熊培云先生在回答南方周末的提问时说的很好:“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这才是我的主观愿望。至于客观上我能为国家做的,不过是和所有时代同路人一起,以批评建设国家,使国家这一工具为公民所用,而不是相反。否则,这就是“人为物役”了——因为我们是人,而国家不是人。我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个细碎的工程,也从不奢望这些批评能在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但毕竟功不唐捐,通过大家一点一滴的努力,日复一日地做事,终究会多一些改变的希望。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至于这种努力最终能否有个赏心悦目的前景,我相信在更远的将来回首时,你我都能远远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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