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国家根本性议程与中国式治理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22-05-09 11: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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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式治理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内部性演变的概括,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性问题与根本性议程所决定的。人类是在不断解决面临问题过程中发展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根本性议程,即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不同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根本性议程不同,民主形式会不一样。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产生民主制。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君主制解决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在君主制下,为了长治久安,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民主因子,从而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具有极大韧性。近代以来,国家的统一性受到极大挑战,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根本性议程。民主是根本性议程应有之义,传统治理民主因子提升为现代治理民主形式。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二是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国家根本性议程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采用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

   关键词:国家;根本性议程;治理;民主

  

   民主从来不是,也不会是孤立的抽象存在。它是人们获得美好政治生活的目的,因此成为人类共同价值,激励人们为民主而斗争。它又是人们获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受制于人们生活的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为解决自己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设置解决根本问题的根本性议程。民主成为其中之一,并表现出不同形式。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在自己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面临着特有的根本性问题,并有相应的根本性议程,从而产生出中国式治理民主。

   一、作为分析框架的国家根本性议程

   “根本性议程”的提法来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孔飞力在其《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这两个概念是孔飞力在写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的纲领性概念。整部书便是以此为引导写作而成的。

   孔飞力是历史学大家。大家出思想,通过构建“有意义的问题”,提出“有启发的思想”,引领学术发展。孔飞力作为著名的中国学家,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其重要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内在导向”并建立起分析框架。因为西方率先现代化,在相当长时间,西方研究中国更多的是以西方为标准的“外在导向”。费正清作为最早的美国的中国学开创者,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将近代中国的变革归之于西方的冲击。随着对中国的深入研究,他提出了中国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的观点。孔飞力作出了积极呼应和延伸,认为:“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现代性尽管发源于西方,但不同国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走向现代。不同方式意味着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有其内在的历史资源。基于“内在导向”,孔飞力建立起自己的分析性框架,从“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的视角研究现代中国起源问题。

   引领性的同时是局限性。孔飞力是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点不是由概念建构的理论,而是在概念框架中的事实。《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是由若干演讲构成的,严格上讲不是一部学术专著。它对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的概念没有加以系统阐释和充分论证,主要是作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引导性概念。与此同时,他的研究也面临着与费正清同样的张力。他试图从中国的内部性,而不是以西方为标准理解中国。但他毕竟是“外部人”,在使用概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西方的价值和经验。

   局限性意味着创新性。无论如何,孔飞力提出的分析性概念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并可以在此基础上作出创造性转换。首先,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的概念可以提升为更具有一般性的概念。不仅仅是适用于现代中国,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分析。其次,有必要对这一概念加以展开和进一步论证。再次,将这一对概念作为一种更具有中立性的分析工具,尽可能抽出基于特殊性经验产生的价值性因素,着重于通过这一对概念进行更为普遍性的分析,以获得学理性的共识和理解。

   国家是人类组织的高级形式,也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这种形式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国家是基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是过往氏族组织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时出现的。人类社会便是在不断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其中,有些问题具有根本性,只有当根本性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其他问题才有可能更好解决。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其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话语“纲举目张”所说的“纲”便属于根本性问题的范畴。“牵一发动全身”的“一发”也是如此。为了解决问题,达到一定目标,人们会设置相应的议题,逐项进行,从而形成议程,其中有根本性议程。议程是为达到目标要完成的任务。根本性议程是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它在各项议程中具有根本性。只有完成这项议程,其他议程才能得到更好完成。中国话语中的“抓纲治国”,便是指治国者在各个任务选项中要能抓住最为关键的议程。

   根本性议程来自根本性问题。根本性问题由行动者所面临的条件和挑战所决定。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之所以创造国家并以国家的方式行动,是因为随着条件的改变,人们遭遇到过往氏族组织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国家进程中必然会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那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哪些问题更具有根本性,由国家所赖以存续的条件所决定。

   根本性问题既是客观条件的产物,也来自人的认识。问题是客观的,能否认识则属于主观的范畴。这在于人是积极的行动者,人的认识会有所不同,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者。基于人们的不同认识会产生对根本性问题的把握,并设置相应的议程加以解决。因此,根本性议程来自根本性问题及对根本性问题的把握。如果说根本性问题具有客观实在性,那么,根本性议程设置的人为因素更突出,体现着人们在行动中的意愿。人们或许要经过反复比较才能发现什么是根本性议程,什么不是;什么只是一般性议程,什么议程只是在根本性议程引领下的议程。

   二、根本性议程规制下的民主形式分流

   人类文明是一条长河,有源有流。人类的出发点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如何获得生存,生产和战争成为根本性议程,并在这一议程下产生了原始民主制。这种制度体现着原始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权威寓于社会之中,而不是社会之上。随着国家的建立,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安排而产生。只是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且在不同国家表现不一,并产生了民主形式的分流。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安排,起源于古希腊。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古希腊产生了城邦制国家。城邦是由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组成的国家,即“城邦国家”。城邦小国寡民,土地资源稀缺,外部竞争激烈。古希腊属于海洋文明。航海要求同舟共济,即便是船长也是其中的一员。充分发挥个人力量并将具有独立性的个人联结起来,使得公共权力具有为人民认可的合法性,成为城邦国家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作为独立的个人便无法认同和接受公共权力的统治。城邦国家在解决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根本性议程,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即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也是城邦国家的主人。这属于后人概括的国体,即谁居于统治地位。以主权在民为原则,由人民直接行使统治权,形成直接民主制。这属于后人概括的政体,即以什么方式组成国家政权。因此,民主制的基本含义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

   民主制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一种高级政治形式。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这种政治形式展示自己的才能,激发起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古希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包括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然而,民主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城邦自治的民主形式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个城邦是自己的主人。而每个人和城邦是有差别的,并具有竞争性。当每个人和城邦以自我为中心,便难以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自治自给城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在大帝国面前,小城邦难以联合也难以抵御,包括民主制在内的文明走向崩溃。国之不存,民主焉在?

   因为海洋文明产生的城邦制国家及其民主制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异数。这在于人类第一个文明形态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以陆地和可耕土地为基础的。在这种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地域广阔,包含多个城市和大片土地的领土国家。农耕不是航海,是单个组织的分散生产。如何通过公共权力将分散分离的“广土众民”联结为一个整体,抑制分离,获得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领土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国家为什么要有一系列强制性机构,目的是将囯家权力使用到一定的地域范围,将其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形成政治统一性。但是,“领土国家因为疆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只有通过凌驾于众民之上的君主才能将“广土众民”联结为一体并组织在国家体系之下,由此形成主权在君的君主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群”由君与羊组成。“君主”以君为主。如何建立以君主为首的公共权威并获得统一性成为国家的根本性议程。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国本”便属于国家的根本性议程。“国本”不可动摇。

   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不同,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来说,统一性而不是合法性是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就无所谓领土国家,人们就会四分五裂,不能通过国家组织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君主制则是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根本性议程。“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君主制也存在合法性问题,但合法性来源有所不同。一是君主制来源于父权制。父权是一种与生俱来,无须认证的自然权利。二是君主通过神赋力量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即“君权神授”。三是在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代表国家整体的君主高于作为国家整体的部分,无须也难以由各组成部分给予同意。“一个合法的政府并不必需要全国各分子的同意。”

   君主制有助于将广土众民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对内控制冲突,建立秩序,对外保卫和扩展领土。秦王朝是经过数百年兼并争霸战争中建立的。只有将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才能获得国家的统一性,避免争斗,并获得空前的国家能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扬权》),通过“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政治构造,最终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统一中国之前,有过“百家争鸣”时期。以君主制“定于一”成为共识,是为了解决统一性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根本性议程。“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尊,以一治也。即大一统义也。”(《礼记·坊记》)

以君主制建构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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