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地方看历史

　　 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从很早开始，“已渐为地方的发展”，故欲“了解整个的中国”，必须“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尽可能“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1]本文所谓“地方的近世史”，大体也遵循这一取向。不过此所谓“地方”，虽也含有一般所谓区域的意思，却并不侧重于此，[2]而更多是从州县以下的基层视角，自下而上地考察近世中国历史的一些演变。这样的“地方”永远是千差万别的，然本文既不强调其特性，也不侧重其共性（即有人乐道的“典型意义”），当然也不排除特性和共性，而是在“非特非共”“既特且共”的基础上观察一些在地的现象，更多考虑其相通的一面，关注其通性，以了解“整个的中国”。

　　 中国历史早期的文籍中，“地”多疆土之谓，“方”有方伯之称。方伯、方牧的称谓，为早期古籍所常见。《管子》所谓“富有四海，地方甚大”（《管子·地势》），则是指疆土、封土了。然而至少在明代，“地方”成为县以下官与民之间一个体制性的基层存在，专指某种参与官方事务而又不具官家身份的所谓“职役”[3]，后来也往往泛指类似的人。他们穷富不均，多数时候社会地位不高；而其社会功能，常与民间社会分层的“下九流”中排列甚后的衙役（俗所谓差人）相仿佛。[4]

　　 因“地方”也涉及税收和诉讼，仿佛代表了在地的“国家”（其实他们在官的面前往往代表着“民”，所谓“民间”，或近于今人常说的“社会”），在近年的研究中，渐多被视为基层社会的在地“菁英”，其地位有了本质性的提升。[5]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表明学术视角的转变，真可能导致“重写历史”。盖若参与“国家事务”者即为菁英，则“下九流”中的差人也可以是“菁英”，名列更前者自然都在“菁英”以上；于是所谓的传统中国（不论我们视之为“国家”、“帝国”、“文明”还是“社会”），便成为一个以“菁英”为主的“时空存在”，历史岂不需要全面“重写”！

　　 这里有一些文字的因素。在今日的学术言说中，上述说法更多是外来的，其中的“菁英”通常是外来词elite的翻译。但elite在西文中兼有权力（较大）和身份等级（较优）的意思，而在中文世界里，权力和身份（以及财富）往往是分解而疏离的（尤其在本文所讨论的基层社会，很多时候两者可能还是相反的或对立的），[6]这就在理解上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大体上，遵沿西方社会科学思路观察中国近世社会者，困扰相对少一些；但若回到中文世界，特别是进入当事人的思想言说中，便可能疑虑重重，甚或格格不入。

　　 让事情更复杂的是，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或“民间”），往往“官力”触及较少，而放任的程度较高（当然区域性差异也较大）。在地的各项组织机构和人事，大体处于一种虽必不可少却又不甚看重因而语焉不详的状态；仿佛“众所周知”，实则不知就里。[7]在那里参与“公共事务”的，既有不被看重的各类职役（在明代也曾有一度颇受尊重的“粮长”[8]），也有功名较低却又得到尊重因而可能“跋扈”的士绅。后者同各类在地事物一样，其实是个需要界定的含混称谓[9]。

　　 大致从南宋开始，针对着大一统下广土众民现状的长程社会变迁，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10]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和努力，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用今人的话说，体现出某种意识层面的“非官方”倾向。对于后之研究者，也提示出从“非国家”视角看历史的必要和可能。[11]

　　 关于“非国家”的视角，略需说明。一度流行于日本的“地域社会论”，常被批判为“缺乏国家论的视角”。但岸本美绪以为，这一取向的“着眼点或特征”，正在于它力求通过地域视角“去解体‘国家权力’”，即“不把国家作为一开始便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巨大实体来对待”。[12]本文所说的“非国家”没有这么积极，它无意“去国家”，更多带有超越的意味。毕竟，在没有出现中外对比的语境时，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人很少从“国家”的角度看待和思考自己的生活，亦即他们未必都有“我们正在‘国家’中生活”这类意识，而却很可能会有某些地方性的考虑。换言之，在常态生活中，“国家”可能较少进入常人的意识层面，但“地方”或地方性的思虑，却往往不经意间已隐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13]

　　 关于从地方看历史，我并无多少今人看重的“创新”，而更多是延续一些既存的重要论述，作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既存论述主要有两类，一是偏重于“思想”脉络的，也是我主要借鉴的，即从蒙文通、余英时到王汎森的相关论述；[14]一是所谓“基层社会”的具体研究，[15]也包括不少涉及“地方转向”的英文论述[16]和二十多年来对福建、广东等“边缘地方”[17]的诸多研究（实际上，那些讨论“唐宋变革”者，也多少与此题目相关，都不能不参考）。

　　 本文的立意，是在既存研究的基础上做历时性的通论，以为研究“地方的近代史”做些铺垫。因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深入论证，下面仅就大一统时代形成的“郡县空虚”现象，提出一些与地方相关的粗浅想法，并略及明代乡绅兴起后基层社会各种力量的在地互动，以及这些现象在近代的延续和演变。所述内容都还需要更细密的进一步论证，这里只是初步的看法而已。

　　 二、君位与皇权：郡县空虚的形成[18]

　　 大一统王朝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真正重大的转变。司马迁已说，秦统一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新气象（《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汉一统与此前的夏、商、周的根本不同在于：以前虽然也有周人表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观念，但天子更多是被尊为共主，其政教之所及，往往是象征多于现实、文化重于政治；秦统一使天子由共主转换成唯一的治主，教化所及也意味着具体治理之所及，故政教所及的意义，也渐由文化的变为主要是政治的。

　　 周秦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施具体治理的范围大小问题——共主不直接施治，而大一统则要治。广土众民的治理，成为一个前无经验又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这是一个持续两千多年的历史大挑战，因为三代基本是一种共主下的诸侯封建体制，不介入实际治理，则无论空间怎样扩展，都是量的变化；一旦要实施有效的治理，就成为一种质的变化。

　　 大一统的一个主要变化，就是弃“封建”而行“郡县”。历来都说汉承秦制，实则汉武帝独尊儒术，在相当程度上又由秦制返向周代的礼治。这意味着大一统的制度楷模却是为“小国寡民”制定的，造成了思想资源与社会现实的紧张、牴牾甚至冲突，同样持续了两千多年。

　　 封建与郡县虽各有利弊，其实都面临一个基层社会的管控问题。大致在南北朝以前，历代更多尝试的，是在广土众民的局面上延续以前诸侯国时代直达基层的治理模式。秦设三十六郡（实际略多），郡下为县，县以下设乡、里等基层行政机构，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任免。在这样的体制下，承担着日常治理重任的是县（含后来的散州）。另一方面，汉代就有由虚到实的州，唐代有道，宋代有路，多少都近于元以后的省，充分体现出大一统实在太大，很难由皇帝直接州县。但在有“封建”传统的中国，这类介于中央和州县的机构，常容易产生所谓的“藩镇割据”。

　　 后因唐末五代藩镇势力坐大，宋代明显有将天下之权收归于朝廷的举措。结果造成“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陈亮语）。但这样的做法，却不一定是通常所谓的“中央集权”。中国本是一个推行“小政府”的政治体制，在大一统的格局下，中央真要“集权”，需要强有力的大作为，不大可能维持垂拱而治的小政府模式。以当年官员的数量，或也不能不让“郡县空虚”。

　　 若借助于《礼记·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阶思路，大一统时代“家”的涵义有了根本的转变——以前“家”乃“食邑”的世卿，尽管“齐”和“治”的方式有别，仍有不少共性；到“家”成了普通的血缘性聚居单位，“齐家”便与“治国”之意迥异。与此同时，“国”的意思也已大变，多数时候基本与“天下”同义（即“国家”略同于“朝廷”）；于是或“治”或“平”，皆为朝廷的选项。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试图掌握一切体现了“治”的一面，而允许郡县空虚则近于“平”的一面。

　　 部分可能受到西潮冲击下的晚清人辨析君权、民权的影响（后来更具体的则是吴晗、费孝通等人论述的影响[19]），现在不少人喜欢讨论“皇权”。其实那更多是一种位势，不妨表述为“君位”（emperorship）。盖其兼具职责，涵括然而却并不总是着眼于权力。如蒙文通所说，“君权、民权云者，乃政治敌对之谓”。中国以前并不这样思考，天子百工“各有其职，即各有其权”。譬如《礼记·月令》所陈，“原为政治之纲要，而非治权之规定”。即使退而言治权，亦“为政治积极之职责，而非权力消极之限制；乃政治之规定，而非权力之规定”。[2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如果从“君位”而不是“皇权”思考，有些理解可能就会不同。大一统时代广土众民局面下基层社会的管控问题，本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封建时代的封邑内，治理是直接到民的。故《周礼》中众多乡官的设置，或更多是为（天子或诸侯国的）王畿考虑的，也可能是从王畿的设置延伸而出。大一统前期的世家大族，延续了封建时代贵族的传统，实际承担了很多“地方”的治理，导致了乡官的存在意义渐失；而世家大族自身也在隋废乡官之后逐渐崩散，[21]意味着繁重的治理任务要有人承担。朝廷是否真有意“集权”（意味着承担繁重的治理责任），以及是否有能力贯彻从上到下的治理，恐怕都还需要斟酌。

　　 一方面，大一统的朝廷延续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豪族世家已不断式微，屡被言及的“封建”取向实际不被考虑，也就没有什么独立于王朝的“地方”。各级官员都是皇帝的代表，所以官员需要避籍，且回避得相当远（往往以千里为谱）。另一方面，朝廷逐渐认识到，具体到一城一地的实际治理，未必适合大一统的现实，无为而治的涵义遂进一步凸显（这当然是带有后见之明的概括，很难明确何时何人有这样的清楚认识）。故历代朝廷都很少强调主动的作为，宋以后尤少，州县以下更推行一种实际放任的政治。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论在什么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国家机器本有一种扩张的自主性。古人也许很早就意识到了官僚系统会自主而且自动地扩张，所以有意予以限制。且官僚体系既是“君位”意志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独立”于“君位”的一大势力（诸葛亮所谓“宫中府中，不宜异同”，便点出其竞争的一面），若君主真有掌控权力的“理性”认知，一般也未必支持官僚体系的扩充。

　　 故“郡县空虚”的形成，一方面是权收于上，另一方面则是对下放权。对所谓的中央集权，既存论述颇多，甚至不无夸张；而对基层放权，却往往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自秦汉起，在很长的时间里，历代对怎样设置乡官颇费周折。至隋废乡官，不仅是一个制度的根本变化，也意味着思路的大转换。[22]但不论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放弃也要有凭借，基于谱牒的世家大族并非处处都有，朝廷对乡间“治理”的放弃，意味着民间实已形成一定程度的“自治”。

　　 可以说，“郡县空虚”虽凸显于宋代，实由秦汉和隋唐两次大一统共同形成。前者奠其基，特别是从体制上反向周代，确立了强本抑末等一系列指导性思想观念；后者成其形，尤其在“乡”由城邑转向村野的进程中，废除了乡官，明确了“官”止于州县。或可以说，大一统的君民或官民之间，似乎想维持一种辩证的关联，既希望上下不至于暌隔，又最好是彼此相忘于江湖。这里有着或隐或现的限或度，其分寸不易拿捏，却又不能不讲究。[23]

避亲避籍的实行，表明古人对权力导致腐败已有充分的认识，但也使得官位如传舍而官人如过客，非常不利于“地方”的维系，遑论发展。[24]如梁启超所说，“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