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诠释史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7 次 更新时间:2008-09-09 2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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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  

  

  【作者简介】徐英瑾,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

  

  【内容提要】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运动情况下,维特根斯坦曾经在1929年初重返剑桥大学之际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那么,他对于“现象学”的界定是什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并如何形成的?这种思想在其哲学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相关思想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自从斯皮格尔伯格在1968年发现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以来,国际学术界已经提供了不少诠释维氏这一思想的方案。本文将对这些海外学者业已取得的成果作一番梳理,以彰显研究维氏“现象学”问题的学术意义以及这一研究自身的客观难度,并为中国哲学界介入该话题的讨论提供基本的学术背景。

  

  【英文摘要】Being independen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inental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Ludwig Wittgenstein developed his own edition of“phenomenology”as soon as he returned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29.What’s the definition of his“phenomenology”?When and how this“phenomenology”came into being?What kind of role did it play in his philosophical transition?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phenomenology”and Husserl’s relevant ideas?——Since the so-called“the puzzles of Wittgenstein’s phenomenology”was discovered by Herbert Spiegelberg in 1968,different strategies of interpreting Wittgenstein’s“Phenomenology”appea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circle one after another.This article,however,would be devoted into introducing these achievements to the reader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o the Chinese-spoken philosophical circle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Wittgenstein’s“phenomenological period”and the difficulties in interpreting it,and provides basic academic background for the discussion.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现象/现象学/感觉予料/语法

  

  Wittgenstein/phenomenon/phenomenology/sense-data/grammar

  

  

  在发表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的拙文《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中,笔者曾提到:分析哲学的精神“教父”维特根斯坦曾独立于胡塞尔的影响,在其哲学转型期中独立地提出过一个自己的“现象学”版本。笔者曾在文中简要讨论了维氏持有“现象学”观念的时间、维氏版本的“现象学”的要点以及他最终抛弃“现象学”的理由。但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当时并未详论海外同行对于维氏“现象学”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而只是简单提及美国现象学史家斯皮格尔伯格对于维氏的“现象学”阶段的发现(注:Herbert Spiegelberg,The Puzzle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收入于他的自选集The Context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Boston/London,1981,pp.202—203。该文最早发表于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68年和5期,pp.244—256。)。作为补充,本文将致力于梳理与评价近几十年来海外“维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所作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期能为中国哲学界提供参考。笔者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外对于维氏“现象学”的诠释方案分为三类,详见下文。

  

  解读方案一(20世纪60—80年代):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的比较研究

  

  尽管维氏的“现象学”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但出于某种思维定势,很多哲学素养较深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胡塞尔思想的背景中来解读其“现象学”。这种诠释方案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哲学家利科与日本学者黑田亘(Wataru Kuroda)。

  

  先来说利科。早在1967年,他就曾撰文比较了胡塞尔的语言观与维氏语言观。(注:Paul Ricoeur,Husserl and Wittgenstein,引自Edward N.Lee和Maurice Mandelbaum编辑的论文集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The 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1967,p.209、216—217。)在该文中,利科首先将胡氏的语言观描述为一个分层的“三明治”结构:此结构的上层是作为语言“目的因”(Telos)的逻辑架构,其下层是作为语言“来源”(Ursprung)的、前语言的生活体验;语言本身则处于这两者之间。换言之,根据利科的解释,胡塞尔认为言语行为来源于被直接给予的体验,其目的是说出合乎理性规范的语句。说得再具体一点,胡氏的名著《逻辑研究》的首卷对于逻辑规则的普遍有效性的辩护,就为所有言语行为的可能性框架划出了一个最后的界限(即描述“目的因”)。与之相对照,同书从第二卷开始对于意识体验的研究则是服务于如下使命:我们必须澄明使得所有言语行为得以可能的意向性根基(即描述“来源”)。

  

  利科透过胡塞尔这一面三棱镜来看维特根斯坦,并对于维氏在《哲学研究》(以下简称为 PhU)中给出的语言观作出了一种比较消极的评价(在这里我们略去了他对于《逻辑哲学论》的分析)。利科认为,后期维氏所关注的仅仅是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作与运作效果,并试图由此将语言中的“意义”层面还原为这种效果。这似乎就等于消灭了上面所说的这个“三明治”结构。因为这种语言观其实是将语言看成是和吃饭、睡觉一样的日常活动,而没有将它看成是先验的规则与经验实在之间的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作为其代价,我们亦将无法做到:(1)说明语言的规则(目的)与来源;(2)对语言本身进行反思(因为任何反思都以将思想抽离于生活为前提)。(注:Paul Ricoeur,Husserl and Wittgenstein,引自Edward N.Lee和Maurice Mandelbaum编辑的论文集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The 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1967,p.209、216—217。)

  

  笔者并不清楚利科现在是否因为有关维氏思想的新原始材料的大量涌现而已经改变了他三十多年前对于PhU的这种断语。但就事论事地看,他当年的这种评语,的确代表了大陆现象学家对于后期维氏的一种典型偏见。在他们看来,PhU对于日常语言的描述仅仅具有一种非反思的素朴性,因此其本身并未具有使得这种素朴性得以可能的先验根基。换句话说:既然后期维氏的哲学如此痴迷于讨论经验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那么这种哲学本身就必定不具有一个先验的基础,因为其立足点乃在于经验性质的日常生活或社会习俗。

  

  黑田亘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所作的比较研究,则走了一条几乎与利科完全相反的道路。他试图站在维氏晚年语用学的立场上去检讨胡氏现象学的得失。(注:Wataru Kuroda,Phenomenology and Grammar:A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收录于Yoshi-hiro Nitta和Hirotaka Tatematsu编辑的论文集Japanese Phenomenology:Phenomenology as the Transcultural Philosophical Approach,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Dordrecht,Holland,1979.(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与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批判《逻辑研究》的理路相似,黑田先生首先将矛头对准了该书卷二之“第一研究·含义与表述”对于语言的物理记号层面(即胡氏所说的“指示”,“Anzeichen”)与非物理的“表述含义”层面的区分。在黑田看来,要在语言的使用者之间实现语言的沟通功用,就必须诉诸其物理层面(因为未被听、说、读、写的语言无法被传达),而胡氏在上述区分中所要过滤掉的,又恰恰是这个物理层面。考虑到语言沟通作用的实现乃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黑田进一步指出:胡氏对于“指示”与“表述含义”的这种厚此薄彼,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其他语言使用者的出场可以为人类知识的确定性作出任何积极的贡献。这样,胡氏便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从主体际的语言游戏共同体转向了私人的意识体验。但问题的关键却恰恰是:他人的意识活动并不总是对“我”幽闭着的,而“我的”意识活动也并不总是自明的,因此胡氏的现象学“悬搁”可能在起点上就已预伏了危机。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反主观观念论的氛围下,黑田引入了他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由于他的研究成果发表晚于利科将近10年,因此他显然已经有更多的时间来面对当时新出版的《哲学评论》(PhB)与《哲学语法》(PhG)等维氏转型期作品了。他是这样来看待维氏自己的“现象学”观念的:

  

  当维特根斯坦试图在他写于1930年左右的遗著《哲学评论》中超越《逻辑哲学论》的思想之时,“现象学”就成为了他当时最重要的术语之一——现在这一点已广为人所知了。此种“现象学”的任务乃是去阐明那些从属于诸如声音或颜色之类的领域的可感性质之间的内在的或本质的关系。维氏亦给予了这个原则以另一个名称,即“语法”。比如,对于颜色空间的现象学描述就显示了这样的一个先天性的含义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那些属于颜色概念系统的术语彼此间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第97页)(重点标记为引者所加)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田在“现象学”与“语法研究”之间所作的上述等同,实际上也就在一个方向上堵死了将转型后的维氏思想经验主义化或相对主义化的进路。在他看来,当一个人在从事维氏所说的这种语法研究时,他就必须遮断所有关涉于言语过程的经验事实,并全神贯注于对于意义或意义规则的纯粹形式的研究。比起利科10年前对后期维氏相当粗糙的解释来说,这可以看成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黑田当时并没有看到2000年才发表的《大打字稿》(注:此乃维氏思想转型期所遗留的最重要的文稿。对于这部文献的介绍,请参见笔者为之所写的书评,载《中国学术》第17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0页。)全文,因此他概括出来的“现象学即语法研究”的观点,至多只能代表维氏对于“现象学”各种看法中的最后一种。他并未深思:若“现象学”与“语法研究”完全是一回事的话,那么为何在有了“语法研究”这个名目以后,转型中的维氏还需要“现象学”这个名目?而后期维氏却又为何在抛弃了“现象学”这个名目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语法”这个名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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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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