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欧盟如何向外扩展民主:历史、特点和个案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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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提要:同国内大量的美国促进全球民主化的研究比起来,研究欧洲地区,特别是欧盟推动民主化的文献少得可怜。实际上所谓民主“第三波”的起源发生在欧洲,本文对二战后欧盟向外推广民主的历史加以介绍,并通过同美国作比较,分析欧洲向外推广民主的特点,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美式输出民主”和“欧式扩展民主”两种推广民主的模式,并以2004年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为例,具体阐明欧盟扩展民主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效果。

关键词:民主化、欧盟、橙色革命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世界”,其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和西欧地区各国,它们一般都自认为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在巩固了国内的代议制民主制后,这些国家逐步开始着力涉足其它国家的人权,力图促进其它国家的民主化。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欧的民主化政策始源于60年代末,当时体现在欧洲共同体对扩展新成员的态度变化上(彼时希望加入欧共体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还都不是自由民主国家);而美国外交政策转为促进其它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则发生在70年代初[2]。尽管都抱怀着将它们定义的“民主”推广到全球的普世情怀,但同美国相比,欧洲扩展世界民主(集中体现在欧盟的外交实践上)有其自己的特点,本文即拟从概述欧盟二战后逐步向外推广民主的历程开始,解析欧盟扩展民主的机制,并与美国的政策对照,概括欧盟推进民主化的策略特点,并以2004年12月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为个案进行详细说明。


一、欧盟对民主化的政策态度转变


二战后欧洲的民主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冷战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冷战阶段从60年代末到1989;冷战后阶段从1989柏林墙倒塌至今[3],在冷战后半段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希望以欧共体的扩大来实现欧洲其它地区的民主化的意图初显,但还没有正式提到政策指导原则上来,而到了冷战结束,人权和民主就已经写入欧盟各项条约和诸多政策的正式文件,成为欧盟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核心之一,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阶段:60年代末到1989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忙于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向外推广民主没有提上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随着欧洲一体化取得初步成功,欧洲共同体的扩大而开始的。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标志着欧共体成立,随后是欧共体内部贸易大增,欧共体签约六国经济蓬勃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二十年。在经济因素的吸引之下,其它西北欧国家也希望加入欧共体,比如英国1963和1967年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都遭到法国戴高乐总统的否决。转变发生在1970年,继任戴高乐的蓬皮杜没有再次否决英国[4],到1973年欧共体“第一次扩大”,丹麦、爱尔兰和英国这三个“成熟民主”国家加入。

欧共体态度的转变引发了南欧国家的加盟热情。欧共体向南扩大与当时南欧的民主化进程同步。虽然这两者同步发生,但并没有太多证据显示欧共体接受南欧三国是出于推广人权和民主化意识形态因素。欧共体考虑更多的是扩大市场和维护地缘安全。1974年希腊结束军人独裁,其新领袖迅速开始发展同欧共体的关系,1975年6月正式向欧共体递交申请。当时的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希望加入欧共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打开希腊产品尤其是农产品进入西欧市场的渠道,同时也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融入欧洲还可以抗衡土耳其和斯拉夫国家的影响。另外,希腊政治中的中间派和保守集团承认加入欧共体可以“为希腊羽毛初丰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5]同希腊比起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南欧国家更视加入欧共体为确定自己欧洲身份的一种象征,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强调,西班牙的使命在欧洲,而且与欧洲联在一起。葡萄牙的斯宾诺拉将军说:“葡萄牙的未来与欧洲是明确地连在一起的。”这些情感在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中特别强烈,它也为民主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当然,经济因素也很重要。葡萄牙对外贸易的一半是同欧共体进行的,旅游、贸易和投资也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葡萄牙1977年3月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成员;3个月之后,西班牙也递交了申请。如同希腊一样,在这两个国家民主体制的确立都被看作确保拥有欧共体成员资格,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好处的必要条件,而且欧共体的成员资格也被看作是民主稳定性的保障。[6]1981年欧共体接纳希腊为正式成员,1986年,欧共体第四次扩大,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了欧共体。

加入欧共体就意味着希腊等南欧三国成为了欧洲的一员,民主化,进入“民主阵营”,欧洲就向它们打开大门,提供市场、安全保证和经济援助。1985年7月,针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新入盟国经济水平较低的问题,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启动地中海综合项目,首次将欧洲地区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中的指导部分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的资金集中起来,支持地中海沿岸成员国的地区发展项目,如职业培训、道路建设、农业灌溉及中小企业等,这成为后来欧共体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基金”政策的雏形。到1993年,欧共体又设立聚合基金,专门用于促进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4个相对落后成员国(人均GDP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的90%)的经济发展。[7]这些援助资金拉动了这些新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定了它们的民主体制。

在葡萄牙民主化过程中,西欧各国还不仅只是通过欧共体向它被动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护这么简单。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主动向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人提供实际的物质资源支持。他们创造的模式和手段使得美国也介入进来,也进行了经济资助。亨廷顿把葡萄牙的民主运动视作民主“第三波”浪潮的开端[8],并且认为,1975年,由德国人领导的西方介入对葡萄牙的民主化至关重要。[9]南欧三国的民主转型对后来的东欧巨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美国的波兰裔政治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说:“东欧新的精英分子和民众都希望走向欧洲。‘民主、市场、欧洲’是他们前进的旗帜与方向。乐观的前景就是追随西班牙的道路。自1976年以来,仅15年,西班牙就成功地巩固了民主制度、和平地交接了权力、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由文人控制了军队、解决了复杂的民族问题、扩大了公民权利、改造了本国文化,使自己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正是东欧国家人民梦寐以求的。”[10]


第二阶段:1989到现在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欧洲共同体主要还停留在经济意义上的话,那到1993年11月《欧洲联盟条约》(也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联盟成立,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义就凸现出来了。《罗马条约》生效之后30多年,欧共体的老成员国们第一次把人权和民主原则要体现在外交政策中写入了条约。《欧洲联盟条约》确定发展和巩固“民主和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同时它也提出共同体在发展合作领域的政策也要致力于发展和巩固民主制。《条约》第6款集中体现了欧盟的这一要求,具体有以下3点:

1.联盟建立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原则基础上,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

2.联盟应当尊重基本人权,它受1950年11月4日在罗马签署的《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的保障,它也是基因于各成员国的宪政传统,它同时还是共同体法的根本原则;

3.联盟应当提供必要手段实现这方面的目标,落实这方面的政策。[11]

1999年5月1日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重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上述条款之外,特别提出要建立一套机制,如果有成员国严重和持续违反人权的行为,要以之加以制裁。2000年12月的《尼斯条约》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同时它还要求在与联盟外其它国家进行经济、财政和技术合作时,都要考虑联盟发展和巩固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目标。至此,人权和民主已经成为欧盟所有有关对外关系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12]。

中东欧是冷战结束后欧盟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考虑目标。1989年柏林墙倒塌,原苏联集团的中东欧各国迫切希望加入欧盟,倒向西方。从1990到1995年,欧盟陆续和波兰等中东欧八国缔结“欧洲协定”,赋予了后者“联系国”地位,考虑接纳它们入盟。但入盟要满足一定条件,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专门为想要加入的中东欧国家制定三条标准,也即所谓的“哥本哈根标准”,如果不满足这三条标准,就不会开启与它们的入盟谈判。第一条就是政治条件:要维持稳定的民主机构,法治和人权,欧盟委托欧盟委员会每年对“联系国”的民主状况进行考核评估,以确定它是否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政治上接纳中东欧国家之前,欧盟先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援助措施,引导它们靠拢欧盟,先向市场经济转变。东欧巨变刚一发生,欧盟先是推行“法尔计划”(PHARE),组成西方多国多边援助框架,先是援助波兰和匈牙利,随后扩展到所有中东欧国家,每年拨款金额达到33亿欧元;其次筹组“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和投资,支持中东欧的私人资本和私有化进程[13]。欧盟的经济援助也附加着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终2004年5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8国入盟,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欧盟,这标志着欧盟认可了它们的民主转型,也标志着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完成。

冷战后,欧盟开始强调人权和民主还不仅体现在稳定周边地区,将自己的范围向外扩大方面,还体现在它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和经贸政策上,另外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论坛上,在各项国际事务中,其外交政策的表态都突出了“民主”的字眼。而这一现象在冷战期间远没有这么明显。比如,欧共体1975年开始与非加太国家签署的“洛美协定”,本来一直没有民主和人权的内容。实际上协定中第一条有关人权的条款还是非加太国家提出的,在第三个“洛美协定”(1985-1990)期间,非加太国家强烈反对把当时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纳入协定,在这种压力之下,欧共体不得不将和南非的合作放入附件而不是正式文本里[14]。但到了1995年11月,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就第四个“洛美协定”签署了新的议定书,就首次将民主和人权问题与欧盟援助挂起钩来,在其中提出了“民主干预”的内容;到2000年2月非加太国家在与欧盟谈判达成第五个“洛美协定”,在对方的强大压力下,它们不得不在人权、贸易优惠制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将民主、人权、法制和良政(Good Governance)确定为执行该协定的基本原则,一旦有国家违反,欧盟有权中止对该国的援助[15]。


二、当前欧盟推广民主的特点


如前所述,欧盟在自己成立和发展的初期,并未正式把在全球推广民主作为自己的使命。但随着欧洲一体化从经济向政治领域不断扩展,欧盟作为欧洲代表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欧盟也开始展现出一定的扩展民主的欲望。欧盟对外关系委员贝妮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女士2005年4月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开头就说:“杰里米·里夫金写到‘欧洲梦是这个麻烦世界上的一束光,它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包容、多元、强调生活质量、深刻、可持续、倡导普遍人权、保护自然和维持地球和平的新时代’。我对‘欧洲梦’深信不疑,我们拥有促进全球民主、自由和公正事业发展的潜能,特别是在我们的周边地区。”[16]不过和美国相比,欧洲的“民主扩展”事业在方式方法上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结果也很不一样,下面介绍欧盟推进全球民主的四个特点:

1.美国的民主战略具有全球视野,欧盟则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其周边地区。由于实力地位上的差距,欧美在实现“世界民主化”的目标上有所差异。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超强的实力后盾使得美国以全世界为推广民主的对象,并且加大力度,把“输出民主”作为它主要的外交支柱之一。

欧盟同美国一样,相信民主是救治世界的“良药”,但它比美国要现实得多,它扩展民主的计划,是与其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需要紧密结合的,是随着它自身的不断扩大而扩大的。除了前面所述的已经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之外,上个世纪90年代战火纷飞的前南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在稳定之后也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克罗地亚已经成为欧盟的正式候选国,其它国家,如波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为了入盟,也都愿意接受欧盟委员会的定期民主评估。而现在处于欧盟东部边界的乌克兰和土耳其不惜修改自己的国内法律,就是为了适应欧盟提出的各项政治民主化要求。欧盟已经成为“欧洲”的代名词,加入欧盟,成为“欧洲”的一员,对于它周边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周边国家争先恐后地交出入盟申请书。但欧盟对这些申请有现实的考虑,比如2004年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尤先科在美欧的支持下上台执政,但其实之前的库奇马政权早就提出要加入欧盟,也曾主动调整自己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出于综合考虑,欧盟两次拒绝给予乌克兰联系国地位。2003年在雅尔塔举行的欧乌峰会上,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说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的可能性类似于新西兰。欧盟提出“邦邻政策”,就是要处理乌克兰、突尼斯、摩洛哥这样在地理上不适合加入欧盟的国家[17]。库奇马当时是由于实在看不到入盟的希望,才被迫转向俄罗斯一边[18]。尤先科上台后,欧盟也同样没有因为发生了所谓的“革命”,就同意接纳乌克兰。

2.美国的民主计划通常显得激进,不惜使用武力,而欧盟则比较谨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或者是“移植民主”的霸道蛮横,是众所周知的。究其原因,除了其所处霸权地位这样的客观因素外,和它崇尚个人自由、意识形态简单化也有关系[19]。欧盟在扩展民主问题上则继承其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力主采取非暴力手段解决“政体更替”问题。冷战后十多年,只是在科索沃,欧盟同意使用武力赶米洛舍维奇下台,大多数时候,欧盟都坚持联合国的权威,主张尽量用政治手段化解危机。有学者称相对于美国这个“军事强权”,欧盟体现出更多的是一个“民事强权”的形象。欧盟对于战后重建、维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威望。在推广民主时也是一样,与美国“军事强权”不同,它不那么强烈主张“移植民主”,不同意伊拉克战争这种以“低度战争”实现“低度民主”的目标,希望用多边方式、在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权威基础上推进民主化。

对用战争方法扩展民主,整体上说欧洲的民意不支持,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也不赞同,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试图用导弹开路,把“美式民主”强植入伊拉克的做法,欧盟,特别是法德等欧洲国家就不欣赏。相反,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不少欧洲人认为这是欧洲扩展民主方式的成功,布什政府应当从中认识到“你不可能用军事行动来‘移植’民主,民主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决定他们想要什么。”[20]

此外,欧盟委员会和法德等国在批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的民主、人权状况,策动这些地区的民主运动时,还比较小心收敛,这是因为要顾虑和俄罗斯的关系,毕竟欧盟不像美国,它距离俄罗斯的领土并不遥远。

3.美国主张的民主化是“低度民主”,这种观念认为民主化只要定期多党选举和公共职权分离等形式上制度具备就可以了,对人权、经济和发展、社会正义等标准没有要求[21];欧洲主张的民主化是“综合民主”,要求私有制基础的市场经济、保护人权、司法平等等民主要素齐备。这体现在欧盟给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要求中。1993年的哥本哈根标准除了维持稳定的民主机构,法治和人权之外,另外两条分别为经济上为运转的市场经济;认可欧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目标。

特别是因为欧盟民主化的推行与其自身的扩大息息相关,所以它的民主化要求就更高,要力图达到能和它的老成员国相当的水平,这样才能保证新成员国被“同化”在这个“集体”里,不会成为“异质分子”。所以欧盟为接纳新成员国设定了诸多相关条件,除了稳定的民主机构,法治和人权,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之外,还要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并能应付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接受欧盟全部立法等等,最后还要考虑欧盟再扩大会带来更多的负效果。尽管欧盟现在已有一整套的全球促进人权和民主化的规划和机制安排,如在双边、多边对话,伙伴关系,发展援助,国际组织中强调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从1994年起每年拨款1亿欧元用于“欧洲促进民主和人权计划”(EIDHR),支持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其它国家搞人权和民主宣传[22],但它的主要精力和系统的民主改造计划还是随它自身的扩展而扩展的,所以它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速率上。

4.欧盟在扩展民主时要比美国更制度化,更系统,更具有连续性,官僚制的烙印也更深。欧盟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联合体,由于它本身就是在多个国家统一协调意见基础上组成的,所以它的行动就显得更民主、更多元、更和谐、更稳健,因而也就更容易让人接受。欧盟扩展民主也重视对象国“民主之后”的处境,通常情况下是将其吸纳进欧盟,确保其民主政权的巩固。苏联解体后,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各国皆是如此。

对于未被列入入盟规划的一些新边界国家,如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欧盟也给以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独联体技术援助”(TACIS)项目;对西巴尔干地区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可能加入欧盟的诸国,从2001年起欧盟专门设立“共同体对重建、发展和稳定的援助”(CARDS)项目,从1991年到2005年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援助资金达到68亿欧元,其中CARDS项目就占到46亿欧元之多。[23]经援在前,各对象国要想接受这些援助,就必须满足欧盟提出的附加政治条件,欧盟间接地达到了民主化的目的。

美国的民主化计划中,非常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2006年底一些美国外交官批评欧盟的民主化计划太过“官僚”,“缺乏勇气”,并举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的例子,说NED每年可以保证1亿4千万美元流向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组织是能促进世界范围公民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美国外交官斯科特·卡朋特建议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女士,欧盟也应该建立类似NED这样的机构。瓦尔德纳的回答是欧盟的民主化工具已经足够有效,选举观察行动,刚刚经过强化的欧盟“邦邻政策”(Neighborhood Policy),欧盟全球发展援助以及欧盟的扩大进程,已经足以使世界发生变化。她说相对于美国每年的14亿美元,欧盟每年花在与“民主相关”事务上的资金达到20亿欧元,而且“人的安全是我思考的中心问题”。[24]

下面我们以2004年“橙色革命”中为例,详细说明欧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此次事件体现出的欧盟扩展民主的特点。


三、案例分析:“橙色革命”中的欧盟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在2004年5月1日欧盟东扩后,成为了欧盟的新邻居,欧盟对乌克兰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橙色革命”中,欧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全面综合来看,欧盟甚至不低于美国因素所起的作用。

当然,首先要承认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乌克兰作为前苏联国家一员,在1991年独立后,经济没有大的改善,政治上建立了主要为原来的党干部把持的官僚寡头政权(Oligarchy),腐败盛行,人民有极大的怨言。但欧盟作为重要外因,在观念影响、利益诱导、施加国际压力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1.欧盟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体化的范例,对乌克兰等归属欧洲地域的前苏联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磁吸作用。加入欧盟,“重返欧洲”成为冷战后时代乌克兰领导人赢得民意支持的口号。1996年2月,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就宣称“乌克兰文化的根源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家首先确定为欧洲的原因”。当年4月份,他在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大会上,宣布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就是融入欧洲的结构之中,首先就是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1999年时任乌克兰外长的鲍里斯·塔拉斯乌克(Boris Tarasiuk)宣布“欧洲观念已经成为乌克兰的国家观念以及社会稳定的因素”[25];2000年8月库奇马还颁布总统令设立一个调整乌克兰法律以适应欧盟法律的诸事项的国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他亲自担任。民众对加入欧盟的热情也很高,据一项2002年的抽样调查显示,57%的乌克兰人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反对的人只有16%[26]。

但是欧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乌克兰的入盟事宜,在波兰、立陶宛等诸多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再扩大到面积更广,经济更落后的乌克兰,已经超出欧盟现实所能承受的界限。所以,2000年之前欧盟把欧乌关系的重点放在核不扩散、北约东扩、维系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和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等次一级具体事项上,始终拒绝给予乌克兰联系国的地位[27]。2000年至2004年,欧盟开始关注乌克兰的人权和民主,它和美国一道直接认定库奇马个人是乌克兰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认为只要他还掌握权力,就不对欧乌关系有所进展报什么期待。它转而支持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期望他在2004年选举中获胜。这样尤先科在选举中获得欧盟的支持,可以举出欧洲的大旗吸引选票。

欧洲这一“观念”在“橙色革命”中起到了极强的动员作用,尤先科的支持者把欧盟的蓝底黄星旗挂到了基辅著名的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sti)和乌克兰的其他各地。尤先科宣布这个世界将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乌克兰,一个具有真正的民主价值观尊贵的欧洲国家”[28],他在选举中向大众展示了加入欧盟的美好前景,欧盟的支持为他的拉票工作助益甚大。

2.欧盟对乌克兰民主化作了长期有效的预备工作。从苏联解体后,欧盟国家和欧盟就在向独联体国家加强渗透。1994年6月欧盟和乌克兰签订了《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PCA),这是欧盟与独联体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类似协议。在此协定基础上,欧盟对乌克兰开展了援助工作,主要援助资金来自“对独联体技术援助”(TACIS)项目。从1991年到2002年,欧盟共向乌克兰提供援助10亿欧元,其中TACIS项目占到了3/5[29]。TACIS在乌克兰共施行了60多个项目,大部分为实质性的合作项目,如提高运输能力、加强边界控制,保护自然环境、改革法律制度和提高教育水平等等,但也有一部分项目实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乌克兰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30]。欧盟希望通过西式教育、职业培训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促进乌克兰公民社会的发育,改变乌克兰原有的寡头垄断国家政治经济的局面。

在处理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尽管欧盟并未实际考虑此问题,但也不忘以此为筹码施压,要求乌克兰改进内部民主状况。比如1999年布鲁塞尔发布一份“对乌克兰共同战略”的文件,在安慰乌克兰,说欧盟“了解乌克兰对欧洲的渴望,欢迎乌克兰作出亲欧的选择”之外,特别强调欧盟支持“民主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巩固”[31]。欧盟针对乌克兰等暂时不予考虑入盟的邻国提出“邦邻政策”,列出一些经济上的优惠条款,但都和政治民主程度挂钩。2000年后欧乌关系转恶,主要原因也出在人权方面。2000年记者乔治尼·贡嘠兹(Georgi Gongadze)被谋杀,欧盟视此为侵犯新闻自由的重大违反人权事件;欧洲委员会大会也有提案要求驱逐乌克兰出会。欧盟在贡嘠兹被害三周年纪念日还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件的持续关注,对此案迟迟没有进展表示不满。2001年欧盟对当时的改革派总理尤先科表示支持,它专门发表声明,态度相当强硬地指出尤先科政府所实行的改革是“深化乌克兰和欧盟关系的前提条件。”[32]在尤先科下台成为反对党领袖后,欧盟就开始支持这位乌克兰“民主的代言人”,彻底抛弃了库奇马的乌克兰政权。

此外,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一些欧盟国家,特别是通过“欧洲促进民主和人权计划”(EIDHR),同美国一道,在各次“颜色革命”前大力扶持对象国的反对力量,煽动对象国年轻人的情绪,结成社团,进行“民主革命”。比如“橙色革命”中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柏拉”(Pora),塞尔维亚的“奥普特”(Otpor)和格鲁吉亚的“卡马拉”(Kmara)等青年组织从欧美都得到过大量的资金援助,而且它们互相接触,彼此交换经验。这些组织的活动,虽然欧洲的参与力度没有美国那么大,比如“柏拉”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33],但欧盟及部分成员国也的确都曾经给过不小的支持[34]。

3.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等国际组织,对乌克兰选举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帮助尤先科推翻了第二轮选举结果。欧洲素来注重多边机构的机制化合作,在2004年乌克兰的三轮选举中,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派出了几千名选举观察员。同时,经过欧安组织、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培训,在选举日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也结成“乌克兰投票者无党派委员会”监督投票,仅该委员会就部署了超过1万名观察员。在前两轮选举(第一轮选出两名候选人,第二轮选举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两名候选人中选出最后获胜者)结束后,国际观察员立即认定前两轮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拒绝承认亚努科维奇的“胜利”,鼓励民众动员起来否认这次选举。

此外,欧盟部分国家和机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进行高层斡旋,对乌当局施加外交压力。在第二轮选举结束后双方处于僵持阶段,民众已经上街的时候,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Javier Solana),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前总统瓦文萨(Lech Walesa),立陶宛总统阿达姆库斯(Valdas Adamkus)11月26日抵达基辅,进行调解。最终迫使库奇马同意反对派,即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提出的要求,改组被指控有“掩盖舞弊行为”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并修改选举法,确保即将重新举行的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三轮投票公正进行。为此,美国总统布什在12月8日尤先科获胜后特意致电克瓦希涅夫斯基和阿达姆库斯,感谢波兰和立陶宛在此次选举中鼎立襄助[35]。而且选举前,瓦文萨和众多德国、荷兰、斯洛伐克、捷克等国的政治家在独立广场轮番演讲,支持当时的反对派尤先科,为他造势[36]。


四、评估及结语


欧美拥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价值观方面有共同的信念,也都有欲望向全球推广其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这些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但它们在推销民主的方式上有所区别,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民主化上存在着欧美两种形态,或者说模式,笔者想用“欧式扩展民主”和“美式输出民主”这两个词汇来概括。欧盟在推广民主时,是以其自身为圆心,以安全保证、经济利益诱惑、文化吸引等软实力为资本,谨慎考虑自身消化能力和周边大国的反应,有限度、有节制地,和平地吸收对象国加入欧盟,最终同化对象国,使其民主化水平达到欧盟的要求。美国的“民主事业”则更具侵略性,它的功利性更强,注重结果而忽视手段,只要能达到政权更替的目的,它不惜使用武力,二战后它已经有过多次这种实践,如在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伊拉克等等。美国往往把自己的民主,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不顾对象国人民是否同意,就生硬地从外部移植进去,这种“输出”方式和欧盟以自身为基点发动的“扩展”方式存在差异。

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受挫,同欧盟的一次次扩大一经对照,显出欧盟扩展民主模式的“竞争力”。就连曾经批评欧洲软弱,说过“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的罗伯特·卡根在评述乌克兰“橙色革命”欧盟发挥的作用时也感叹“这次乌克兰危机显示欧洲能够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而且正在它已扩展的边境周围的国家和人民塑造着怎样的政治和经济新局面”。他认为欧洲带给世界的是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它的形式是吸引力而非军事武力。对此他颇为赞同布莱尔前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说法,“变为成员国的诱惑”。库珀把欧洲形容成一个自由民主、并愿意把那些想要加入的国家包容在内的帝国。这样一个不断扩展的欧洲把碰到的问题和冲突都吸收起来,而不采用硬碰硬的美国方式。这种方式已经稳定了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并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的确,欧盟扩展民主的方式比美国更和平、更全面、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我们要注意它的目的还是要建立一种普世性的不考虑文化、社会与宗教背景,根源于西方的自由式民主,除了它的一些民主化手段干预了对象国的主权之外,它至少还有以下三点笔者不能同意:一,强调公民和政治权力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权利,排除了社会分配的问题,注意力过分集中在选举和各种政治自由上;二,强调个人权利,忽视集体权利;三,轻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这正是我国提倡的“国家关系民主化”的核心原则之一。民主是一个永远需要不断改进的过程,欧美国家自己的民主体制也并不完善,它们国内的诸多民主研究学者也在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改善方法,民主的形式也不仅只自由民主一种,对于国际政治民主问题,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


注释:


[1] 欧洲联盟在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之前称欧洲共同体,行文中《马约》之前称欧共体,之后称欧盟。

[2] 萨缪尔·亨廷顿,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98-10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Micheal Emerson (ed.), Democratisation in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pp. 170, Brussel, 2005.

[4] 关于法国和欧共体其它各国态度为什么发生转变,详见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Chap. 3, 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5] Susannah Verney, “Greece and European Community”, Kevin Featherstone and Dimitrios K. Katsoudas (ed.) , Political Change in Gree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onels, pp. 259, London: Croom Helm, 1987. 转引自萨缪尔·亨廷顿,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6] 萨缪尔·亨廷顿,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7] 申皓:“试析欧盟地区政策的演进”,《法国研究》2002年第2期。

[8] 萨缪尔·亨廷顿,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9] 同上,101页。

[10] 亚当·普沃斯基,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 见欧盟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ec.europa.eu/comm/external_relations/human_rights/intro/index.htm#treaties.

[12] 1995年5月欧盟委员会就提出“将尊重民主原则和人权纳入共同体与第三国”。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e inclusion of respect for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human rights in agreements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third countries’, COM(95) 216 final, Brussels, 23 May 1995.

[13] 吴弦,陈新,吴白乙:“大欧盟,新欧洲——欧盟东扩进程的意义与影响评介”,《大欧盟,新欧洲:2004-2005欧洲发展报告》,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 Carl B. Greenidge, “Return to Colonialism? The New Orientation of Europe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Marjorie Lister (ed.), New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Uni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9. 感谢社科院欧洲所张浚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中民主化因素的建议和阅读参考推荐。

[15] 2000年6月欧盟与非加太(ACP)国家签订的“科努托协定”(Cotonou agreeement)也同样将此四项作为协议基础。

[16] 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 news/ferrero/2005/sp05_257.htm

[17] Paul Kubice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 280.

[18] 2003年库奇马签署了《独联体单一经济区》协定。他在解释时说“……由于欧洲已经向我们关闭了市场…….所以与其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见J. Maksymiuk, 23 September 2003, Kuchma signs accord on CIS single economic zone with ‘reservations’, RFE/RL Poland, Belarus, and Ukraine Report 5 (35).

[19]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20] Michel Bastian, http://www.freeworldweb.net/values8.html.

[21] 关于“低度民主”,一些现代民主理论研究者有清醒的认识:“眼下民主最流行的定义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定义,只需要存在一种多党背景中的自由选举就可以了。而这,在很多国家,包括柬埔寨和波斯尼亚,最近也都实现了。可是,这种根据最低限度的需要来定义的民主,对于政治合法化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它使得民主化过程在一开始极为容易,但要长期维持它的意涵和实质就远为困难;它不仅还需要具备民主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前提条件,而同时,就民主作为一项未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的政治目标来说,它也强调得不够。”“如果民主一词不仅仅是在装点门面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选举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如果普遍地缺乏和解的意愿,缺乏形成一种能够超越以往敌意的公民能力概念的意愿,仅仅有选举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民主的文化。”猪口孝、爱德华·纽曼和约翰·基恩(编),林猛等译:《变动中的民主》,第7,1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 详见Comm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aean Parliament: “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 in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ird Countries”, Brussels, 8 May 2001, COM (2001) 252 final.

[23] Council Regulation (EC) 2666/2000 of 5 December 2000. 感谢社科院欧洲所刘作奎的阅读推荐。

[24] Andrew Rettman, “US pushing EU into more edgy pro-democracy work”, EU Observer, 07, Dec., 2006.

[25] R. Solchanyk, Ukraine and Russia: the post-Soviet transition, Rowman and Littefield, Lanham, MD, 42001, p. 94.

[26] K. Wolczuk, Ukraine’s policy towards the European Union: a case of ‘declarative Europeanization’. Paper for the Stefan Batory Foundation Project, The Enlarged EU and Ukraine: New Relations, 2003, p.6.

[27] 联系国地位是欧盟有可能吸纳该国为新成员国的第一步。

[28] V. Yushchenko, Our Ukraine, Wall Street Journal, 3 December, 2004.

[29] 见欧盟驻基辅使团的网页,http://www.delukr.cec.eu.int/en/eu_and_country/data.htm.

[30] Paul Kubice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 278.

[31] European Council Common Strategy of 11 December 1999 on Ukraine, Document 1999/877/CFSI, i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3 December 1999.

[32] http://europa.eu.int/abc/doc/off/bull/en/200101/p106046.htm, http://europa.eu. int/abc/doc/off/bull/en/200104/ p106023htm.

[33] Paul Kubice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 (2005), 287.

[34]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p.52, March/April 2005.

[35] Taras Kuzio, Poland Plays Strategic Role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volume_id=401&issue_id=3172&article_id=2368993

[36] Adrian Karatnycky,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p.50, March/Apri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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