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奥运期间如何应对国外媒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6 次 更新时间:2008-09-05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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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 (进入专栏)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中国最应该拿、同时也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块金牌是“舆论场上的金牌。”要拼下这一块金牌,关键的不是谁的队伍赢了,而是谁的故事赢了。我们不仅要通过自己的媒体,向世界讲述“和谐中国”,“现代中国”,“坚强中国”的故事,更关键的是要通过国外来访记者的镜头、图片和报道,讲述一个“真实中国”,“自信中国”和“热情中国”的摄服人心的故事。因此,奥运会期间来访的国外数万名记者,就成为一个特殊、复杂、而又非常关键的传播者群体。他们不仅是讲故事的人,也是好奇、挑剔、冷静的观察者,甚至有时更是直接参与故事当中的人。

一、北京奥运会期间西方对华舆论形势总体判断

“3-14藏独事件”、圣火全球传递、“5-12汶川地震”等一系列国际性事件以后,西方整体的对 华态度,从媒体到企业,从政客到普通民众,在短短的七、八十天的时间内,经历了天翻地覆几个轮回的嬗变。目前来看,这三大事件在西方民意中直接造成了如下几个结果。首先,对华极端态度,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的展示和宣泄。如同大地震释放了积攒许久的能量,也如同堰塞湖在泄洪后危险减小,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在前几轮的尽情表演后,整体公众心态趋于平和持中;与之相对应的,极端反华反共团体的煽动力被弱化、边缘化,从而使奥运会期间西方出现大范围、爆炸性反华情绪事件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次,“5-12汶川地震”就如同是中国的“9-11”。 不仅汶川地震的人员财产损失和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度可比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同时“5-12”后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凝聚力也可比美国人“9-11”后同仇敌忾的团结气氛,而且,世界各国领袖和 民众对中国四川受灾地区的同情和支持,也堪比“9-11”后的世界舆论反应。这种正面、积极、同 情、敬佩的心理倾向,必将延续到奥运会期间,并成为一个深刻的舆论背景,使那些极端保守、死硬反华的团体和媒体也不能不顾忌。第三,这三个事件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在西方形成了一定时间跨度的对华舆论兴奋点和媒体聚焦。这种关注的广度、深度和持续度,客观地说,是二十年来所没有的。它引发了一大批普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好奇和思索,并进而反思根深蒂固的西方媒体偏见和个人成见。这种疑惑、探寻、求解的心态,将主导着西方主要媒体奥运报道的切入点和西方民众急切需要“读懂中国”的关注点。

二、国外媒体采访人员的构成

这次来华进行奥运采访和报道的记者群体,在人员构成上,与报道一般性国际事件的记者团有着很大区别。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大多数记者都是擅长采写和报道体育赛事的体育记者。不同于长期驻守北京的政治新闻记者,国外体育记者有两点普遍共性:第一,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第二,他们都不愿意被国内的受众认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这种急于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体育记者”的心态,会因为对于中国的无知和偏见,特别当评论自己不熟悉的政治、历史事件时,分寸尺度拿捏不准,甚至信口开河,形成仇华辱华事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入场式时,美国

NBC电视网主持人克斯塔斯在介绍中国队时的侮辱歧视性言论,就是一个典型。这次的北京奥运会,因为其举办地在政治上的敏感性,极有可能引发国外体育记者问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发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而今年上半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管我们主观愿望如何,已经不可避免地把北京奥运会“泛政治化”了;因此,即便是那些“为体育而体育”的国外记者,也不能回避一些敏感话题。这种报道意愿与报道能力上的矛盾,极易引发报道事件(最近的例子象CNN评论员卡佛蒂在圣火传递时的妄言),甚至演化为公众外交和政治外交事件。

这次来访记者团体的另一个构成特点,是那些非受邀请的、或是非传统主流媒体的记者、甚至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记者”、“自由职业记者”,将占有一定比例。因为其来源分散,背景各异,动机驳杂,很多又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状态,既不好跟踪管理,也不好提供服务。应该承认,我们对于新闻记者的职业和角色定位,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有着非常重大甚至是本质性的区别。比如,美国媒体的记者,是没有统一发放的记者证的,采访时也不需要出示任何采访证明;换句话说,任何人都可以自称是某某媒体的记者,就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采访。这类“编外记者团”,类似于前述的体育记者,报道意愿强烈而报道能力不足。而且,因为没有常驻记者站在中国当地的支持,他们基本上象空降兵一样,突然降落在一块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里,常常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如何为这一类非主流“讲故事者”提供对应的服务,也应该纳入整体的对外新闻管理和服务的框架下。

三、国外媒体采访人员心理特点

不管西方记者的人员构成状况如何,所有初次来华的记者,都将不可避免地在走进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时,经受一次“文化洗礼”和“认知震撼”。这种震撼的程度和后果,因人而异;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现代大都会的“软”“硬”件实力气势,必然会冲击来访者本来设置好的报道议题和报道次序。根据我多次陪同国外学者、专家、记者、学生初临北京的经验,这种“认知反差”和“文化冲突”会引发三种不同的心理反应。第一种人,因为北京蓬勃现代的都市形象,与一直以来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反差太大,会翻然悔悟,彻底推翻此前对于中国的负面认知,并发出一种“我被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报道给欺骗了!”的感叹。这一类人,将抱着开放、客观、善意的心态,重新审视中国,反思以前偏狭的认知,热情主动地正面报道中国。第二类人,在看到事实与印象的差距后,在心理上一边默默地接受,一边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他们在否定以前的一些错误认识后,同样会发现北京或中国存在的新的问题。随着反思的深化,他们的报道,无论从题材到视角,都更加深刻和超前。第三种人,在巨大的现实反差面前,心理迅速失衡,转而以挑刺、刁难的作法,故意以恶意负面的报道来平衡其阴暗心理。需要支持的是第一种人,需要防范的是第三种人。特别是面对那些极端恶意的失实报道和负面评论,绝不能姑息养奸。在奥运会期间,我国的各驻外使领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机构)需要设立媒体跟踪部门,安排专门人员24小时监察国外传统媒体,特别是网上媒体,一旦出现严重失实或带有侮辱性的报道,应该马上由北京的奥运发言人来当众澄清和批驳。在涉及重大原则性问题或民族尊严的问题时,我们官方的反应不能过份滞后于中国网民的反应,否则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众事件。

四、如何更好地提供服务

具体来说,针对如上所述的“体育报道政治化”和“非传统空降兵记者各自为战”的特点,我们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如下的一些措施:

第一,准备关于北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重大政治事件的通俗易懂的“扫盲”资料,并在奥运新闻中心附近单辟区域,针对国外记者进行滚动式的主题讲座、座谈、茶话会。演讲的题目可以是“中国的龙文化”,也可以是“中关村的硅谷”;可以请教授来宣讲,也可以请企业家来现身说法。奥运会,是一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但更是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的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短短20天,我们展现的形象应该是多样性的,全方位的;我们展现的方式应该是主动性的,服务性的。毕竟,能够让全世界的记者汇聚北京的机会并不多,教育、感化、重塑中国崭新形象的历史机遇不容错过。与其被动地等待别人报道,不如主动送货上门,提供一流的咨讯和服务。这些信息卡、背景资料、记者热身培训日程表,如果时间允许,最好能通过网络的形式事先传发给相关的国外媒体;并在专门的网站上随时公布、更新。

第二,建立并主动提供专家信息名录,为国外记者采写新闻(特别是政经类新闻)提供方便。专家的名录可以包括政、经、文、史、哲各个门类的学者、教授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非官方人士,特别是学者,在西方媒体和受众中享有着极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其次,这一举措,对于那些没有任何信息源、关系网的“体育记者”、“空降记者”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再者,世界媒体的引用、播报,对于推动中国学者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也是大有裨益的。专家的观点,难免会口径不一,百家争鸣。只要不是带有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适当放开尺度,会在那些从未与中国学者直接接触过的外国记者中,为中国赢得极好的国际形象。当然,所列的专家,一定要经过本人同意,并熟悉国外新闻运作的一些规律和常识,最好能用外语直接交流。

第三,本次北京奥运会,将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奥运会”或“在线奥运会”;这体现在,一方面,很多记者(特别是那些“博客”和“播客”)将通过网络来发布消息,撰写见闻;另一方面,很多西方受众将通过网络媒体,而不是传统的电视或纸质媒体,来观看、下载有关比赛的报道、画面和直播,而且将实时参与任何突发事件的在线公众讨论,迅速形成网络“公共空间”的民意。与此相对应的,我们的对外新闻管理和服务部门,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专职服务人员,24小时提供

快捷的网络咨询和在线服务,解答国外新闻记者在中国和北京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从现在起,奥组委和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和服务部门就应当注册专用的、大容量“热线电子邮箱”,并印制在有关的宣传资料上,以多种语言提供即时服务。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一个工作习惯区别是:中国记者注重电话和短信联系,而西方记者更依赖电子邮件和在线联系。加上口语沟通的不便,很多国外记者更愿意书面提问,邮件问答。这一沟通上的差异,将在突发新闻出现、需要与各国记者联系时,愈发显得突出和重要。

总之,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这一批采访奥运会的国外记者,将决定未来五到十年内国际对华报道的主要基调。为他们提供细致到位的服务,争取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理解,其实也是本次北京奥运会举办的一个重要目的。

(发表于《环球时报》7月15日,题目为“夺取奥运舆论场上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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