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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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杨敏  

  

  摘要 现代性的目标及其走势对社会学研究理路和学理框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现代性两大基本目标——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以及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失衡与失谐,人类对人为工程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自我解放的追求,进而社会工程的实施压倒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至于“人为性”比“价值性”更具根本意义,取代了现代性的目的 本身 ,对这一历史进程发挥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力量。 与现代性人为倾向的趋强相一致,人将理想未来建立在与自然相抗争的基础上。这种旧式现代性理念的支配,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失谐和危机。

  旧式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现代人和社会的困境,对于西方社会学的论题和理路、地缘学术特征及其两大谱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随着现代性脱出原生地缘、扩展到广阔的异邦,非西方社会的卷入,西方现代性步入了世界性和全球性阶段,发生了历史性裂变:现代性的空间切分为三个世界、南北分野,分化出了两大社会体制和两种不同的基本流向。这一过程也驰入了一个批判性阶段。社会学也脱出了地缘性的学术形态,获得了真正的世界性和全球性学术意涵。在 20 世纪的行程趋近尾声之时,新型现代性已然跃起,展现了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的新进程。

  关键词 现代性 社会学 新型现代性 全球时代的社会学

  

  现代性标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进程。“现代性状”的各个方面贯穿着两大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即价值性和人为性,它们分别构成了现代性的两大基本目标——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以及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核心理念。在现实进程中,现代性的两大目标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与失谐,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压倒了并取代了人类自我解放的目的 本身 ,对现代性发挥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力量,人类将 理想未来建立在对自然的侵入、改造和控制的基础上。在这种陈旧而传统的理念支配下,现代性的每一步推进都伴随了人与自然的抗衡、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现代性基本目标的走势对于社会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一过程的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所面对的困境,构成了西方社会学的生成依据、中心论题,及其欧美地缘学术特征的来由。

  随着现代性脱出原生地缘、扩展到广阔的异邦,非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卷入使其步入了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发展阶段。现代性的空间切分成三个世界,并形成了南北分野,现代性的过程分化出了两大社会体制和两种不同流向。现代性过程也驰入了一个批判性阶段。在这一历史性转折中,社会学也脱出了地缘性的学术形态,获得了真正的世界性和全球性学术意涵。在 20 世纪的行程愈来愈趋近尾声之时,新型现代性已经勃然跃起,展现了现代性与社会学的世界之旅的新进程。

  

  一、现代性的目标失衡与悖谬

  

  约 17 世纪,现代性发轫于西方,标志着人类生活、社会关系结构、组织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空前变迁。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类自觉地以自己作为“主体”来型塑社会历史的过程,这就决定了现代性的两大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即价值性和人为性,它们分别构成了“走向现代”的两大基本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趋向,和建构人为规划的宏伟社会工程,并通过这一历史性进程化为了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现代性状”的方方面面。

  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价值性,是指贯穿于这一历史进程始终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现实过程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启蒙思想家奠定了现代性的价值意义:张扬个性、倡导理性、寻求真与善,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为目标,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它将是整个人类幸福的永久基业。几个世纪以来,这种价值诉求通过现代人的信念和追求得到了表达。事实上,“现代”一语本身就是价值性的,因为“现代”总是通过与“传统”的对照来获得界定的。

  启蒙思想家确定的现代性的价值涵义一直为许多后世学者所继承。例如,现代就是对传统的不断反叛,此种意义上它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Jurgen Habermas , 1981 );它也是一种持续地传统化和去传统化( detraditionalization )的自我否定过程,从“简单现代性”到“反思性现代性”( Anthony Giddens , 2000 , 2001 ),从“第一次现代性”到“第二次现代性”( Ulrich Beck , 2001 ),它对自身不断实行超越;“假的现代性”(即科学技术的现代性)行将终结,“真正的现代性”(即人类解放的现代性)将开始、一旦实现则永世长存( Immanuel Wallerstein , 2002b )。可见,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现实过程,也就是一种关于“进步”和“解放”的意识形态,“走向现代”也即意味着一项“价值工程”。正因如此,自现代以来,个人自由和解放及平等、社会和谐与正义的实现程度,一直被视为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所以,在现代性的原发国,价值性及其基本意涵是其现代特征的基本标识。不仅如此,后发国家曾经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国内战争、土地革命、民族独立、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当今仍在继续的社会进程——争取和增进人的自我权益、自主行动、发展机会、选择与参与、人权与民权,以及对于民生、民意、民情、民智、民力为本的意识的不断觉醒,都表明了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是现代性过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趋向。

  现代性的人为性 是另一个基本点。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现实过程,仅仅有进步和解放的价值取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使这一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行动策略和方案。在这里,所谓现代性状中的人为性,是指现代性是一项巨型的人为规划工程及其实施过程,可以称之为现代工程( The Modern Project )。人为性表达了这样的理念:理想社会不是神赐的奇迹,也不是自然的馈赠,只能是一种人类自我创作、规划和实施的社会工程,它必须通过人类的自我奋争去赢得。所以,人为性促成了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这一重要目标,它促成了现代性的规划化和工程化,使现代性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具有了现实性,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一项行动实践。

  随着对这项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自觉意识的提升,现代人对社会生活也越来越进行处心积虑地设计、规划和运筹,将现代性逐渐形成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社会性的实践,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运动——工业化、信息化、经济的市场化和快速增长、城市化、世俗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提高、权力和权威法理化、组织模式科层化、现代民族国家崛起、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这其中的每一方面都意味着一组现代化指标,每一组现代化指标都意味着一系列自觉筹划和精心运作。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后发国家的转型社会过程——去殖民化、非农业化、乡村终结、体制变迁、价值观念转变、社会关系重构、社会行动方式转换、社会秩序调整和重新安排,社会结构重组和再结构化,等等,使得现代化运动将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真正向全球扩散。

  显然,从逻辑上说,现代性的两大基本目标作为相互推动、彼此促生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一方面,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在于人的解放和人的主体化,使人从前现代的社会关系、秩序与结构的束缚下脱出,作为行动主体而普遍崛起,促成了社会性的公共交往和人对于行动的普遍性共同参与,从而构建了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根基的现代社会关系、秩序和结构,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也因之体现为了现实的社会工程。另一方面,人对现代性过程的自觉规划和人为工程的实施,加速了对自然的迈进和征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使一直伴随人类的生存压力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从而促进了人和社会的进步速率。而且,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控制、对自我生活的规划、对社会前景的设计越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也应当越能够充分得到展示。也正因如此,现代工程对于现代性的理想价值的实现是极为重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现代性的这两大基本点之中,价值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人与人的平等和社会正义,对于整个现代性过程来说,具有无可置疑的目的性意义。相对而言,人为性以及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则仅仅是手段和工具,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现代性的价值性目标。作为手段和工具的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是具有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人类应当是根据达到根本的价值目标的必要性,来选择这种手段和工具的。

  然而,在现实进程中,现代性的两大目标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与失谐。人类对人为规划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自我解放的追求,进而社会工程的实施压倒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至于“人为性”对于现代性似乎更具有根本性, 进而取代了人类自我解放的目的 本身 ,对现代性发挥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力量。现代性目标的失衡与失谐 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 人和社会的自然禀赋被列入了消解的过程,甚至自然界也逐渐变为了社会的复制品,“成为一个社会计划,一个有待重建、有待塑形和转变的乌托邦”( Ulrich Beck , 2001 : 35 );资本、权力 与科学技术 的联盟,使资本化、资源化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普遍趋势;它使人类的种种潜在渴求被空前释放,人对物质的欲望超过了、并往往摆脱了生存的需要,这也意味着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资源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困境、利益集团的冲突和社会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文明间的对抗和冲突难解难分,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离人类自身的解放也日趋遥远。

  在上述过程中,现代性的价值目标本身也发生了蜕变。在早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人为规划的宏大社会工程一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当保留着浓厚原始形态的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占据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之时,这种“有关进步和进化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使得西方社会充满希望的思想如此脆弱”,“在 1914 年至 1945 年之间,欧洲对人和知识传统都不感兴趣”( Jeffrey Alexander , 2000 : 17-18 , 14 ),使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深陷危机。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所崇信的自发和任意的自我调节机制,否认集体和社会对于人实现其自由、现实权益和价值追求的前提性和条件性,忽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准则及社会有序状态的重要意义。所以,这种简单化的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与高度复杂精致的人为社会工程格格不入的。其主导意识形态的结果是,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在 20 世纪上半期遭致了重创,西方世界经历了连续几十年的尖锐冲突、动荡和无序。应当说,在经历了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现代性的人为性特征更加趋强。

  现代性的两大目标失去了平衡与和谐,根本目标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意义,褪变为了一个“遥远的叙事”。因此,人类在走向现代、面向未来的过程中一直拖拽着难以排遣的“怀旧”和“乡愁”。人的故园——自然——被永久摧毁了,人失去了皈依,瓢泊流离、无家可归。而社会——人的生存共同体——也已人工化,对于人来说,是一个不断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异己的异在。这种“无根”的感受不能不使“此在”成了问题。从实质上说,社会学意义上的“怀旧”和“乡愁”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性的一种心理体验,它反映了与现代性的宏伟抱负相悖谬的现实:一面是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另一面却是这种繁荣和进步所制造的贫困、边缘人群、难民和移民潮。因此,“怀旧”和“乡愁”也意味着社会学自身的一种浪漫主义的、锐利的批判眼光 [ [I] ] 。

  

  二、文明的预设与现代性的冲突

  

  齐美尔曾认为,现代性的戏剧性来自于“文化的悲剧”( Georg Simmel , 1968 )。这是因为,文明的预先设定作为深层理念,往往是行动及其历史的源头。事实上,现代性使与自然对抗的文明预设发挥到了极致。由人与自然的鸿沟造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定势,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裂痕,使得西方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不可化解的矛盾。

  文明的预设 很少有人会怀疑,文化是人类的适应和生存方式,文明的价值取向预示了社会的指向和前景。在当代,文明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文明主导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构,被视为世界秩序的基础(亨廷顿)。文化价值取向影响了国家利益的界定,文明间的认同和差异渗入了国家间的互动模式——结合、分裂或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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