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1]——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与和谐社会的持续性构建”系列论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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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进入专栏)   杨敏  

  

  内容摘要 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也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和双側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从社会学研究“中国经验”的“全球”与“本土”话语之争的再度激活,到“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实质性分野的明朗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生命力的再发现,到现代性以来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共性和个性的侧重差异,再到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都需要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通过这一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性,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在中国新型现代性实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懈追求和新的活力。

  关 键 词 实践结构性巨变 实践结构论 社会学新视野

  

  我们意识到,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在系列论文(一)《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郑杭生、杨敏,2006)一文中,我们分析了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影响,“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继续,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的变化,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安全、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多种因素的复合效应,等等。但这些仅只是社会实践结构性的变化中的一些较为明显的趋势。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类来自实践领域的现象不仅一直在自我积累,而且向学术和思想领域形成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折射,已经引发了诸多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不仅实践问题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而且理论问题也大量地再次进入到了实践领域之中。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确信,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再次获得了新的推进力量。关于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就是在这种力量推进下进行的,它标志着我们在社会学理论方面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是说,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我们的探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側分析

  

  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

  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具体说来,这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就是其一,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的历史视野,探查和追踪这一历史进程的持续经久、连绵不断的稳定性变化;其二,通过本土社会变迁的具体视域,把握转型过程中以快波频率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这类变动往往隐现不定却能引发较大的社会震荡。这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在研究中各有特点:前一维度以宏大的历史感,过滤掉了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情节,以及偶然性的、局部性的和个人的故事,来展现贯穿现代性之中的大时段和总体性趋势,着意把握住其中最坚韧不替的“顽强逻辑”。后一维度则更具有近距离的观察力,尤其是聚焦于当前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种现实反应和症状,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透视和分析,来解释发生在本土社会中的较为近期的事件和困扰。这种解释,在实践层面,更倾向于对具体社会政策和对策的讨论,而在理论层面,则为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提供新的契机。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二维视野是同时起作用的,不可分割的,只是重点不同而已。

  关于历史的长时段、结构性分析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其渊源悠长而深厚。譬如,法国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关于“结构”现象研究的学术传统(弗朗索瓦·多斯:2004),K. Polanyi(1944/1957)对于西方社会“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发展及其“自由的逻辑”的探索,F. Braudel(1979/1981、1979/1982、1979/1984)对西方近现代文明和经济的长时段分析,P. Kennedy(1988)关于近现代以来500年间中西方列强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国力兴衰之间关系的研究,I.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1974/1980/1989),N.道格拉斯(1994)及柯武刚、史漫飞(2001)的制度变迁研究,E. 埃利亚斯(1998)、A. 吉登斯(1998)对文明、社会心理、民族—国家的长期发展趋势的分析,D. 史密斯(2000)对历史社会学的宏阔研究的整理,A. 阿达(2000)对于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走向全球过程的研究,等等。我们列举的这些研究仅仅是这一学术渊源之中很有限的一个部分。

  我们十分重视这一传统并非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学术嗜好。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剧目,一直是与现代性的宏大过程相联系的。因此,历史的长时段、结构性分析勾勒出了“现代性的成长性”,这种认识能够使我们更为充分地理解和分析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并通过这些变化的具体动态趋势和表现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重大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且,当我们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来透视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时,一个更宏阔的历史过程对于本土社会变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因之显露出来,我们的思考和想象也为之激活,这两个各具特点的观察维度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然的切换和转化,不断展示出我们生活变迁中的多重属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个性与多样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地方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的相互依存、扭结和推进,从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本土社会变迁过程各种现象的悟知和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及其两维效应,内涵非常丰富,影响十分广泛。我们把研究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及其两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简称实践结构论)。上述指出的八种巨变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换言之,“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和双側分析”是我们对当代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动及其两个维度进行观察,并再次整理自己的思想和理路的结果。

  从实践中来的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真正进展,无疑能够回到实践中去,产生出自己应有实践效果。它能增进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底蕴,使我们对社会现象和问题形成更为理性的透视、更为客观的审度、更为人文的考虑——这对政策选择、对策选择和行动选择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如何研究“中国经验”:二维视野还是单极思维?

  

  这里说的“中国经验”,是指已经条理化和上升为理论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法或中国社会转型途径和方法的总结。正确总结的“中国经验”,都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中和国外相关经验中所包含精华的、适合当代中国情况的东西,进行综合创新的结果。

  研究“中国经验”在中国社会学界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优良传统。确实,哪有自称为中国社会学家的人,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在研究“中国经验”?不研究“中国经验”,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什么是“中国经验”(在不同学术倾向和立场人那里,完全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中国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将作专门的探讨)外,还有如何看待“中国经验”,用什么视野来研究“中国经验”。譬如,我们看到,一些已经明确的问题换上了新装重新浮现出来,在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创新方面表现出不同倾向。有的学者强调基于对本土经验的研究,提出纯粹的本土理论概念、范畴和构架,形成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这就是在“中国经验”问题上的单极思维。

  我们一贯主张“通过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的多形式结合,以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社会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认为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郑杭生,2000)。其他,我们还提过:中国社会学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郑杭生,2006)相结合。现在我们提出的“二维视野”,“双側分析”,即把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推进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正是上述一贯主张的延伸和发挥。

  用“二维视野”、“双側分析”来看待“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我们就能了解:

  第一,在全球社会普遍从传统走向现代和更现代的今天,本土经验总是与现代性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一过程的复杂效应的组成部分,脱离现代性全球化过程的本土经验已经不可能了。“本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于“世界”和“全球”的概念,纯粹的本土经验是不存在的,除非在一个与现代隔绝、全封闭的传统世界之中,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幼稚的假定。我们越是深入地观察社会现实就越会感受到:现代性全球化过程激活了本土经验,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同时也启发了新的学术想象和话语;反过来,本土社会也构成了现代性全球化过程的扩张和渗透条件,使之在各个具体社会中得到展现,离开本土社会的现代性全球化过程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第二,将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社会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思路,是有悖于社会实践的生动事实的,这种思路的狭隘性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实现创新的障碍。今天的中国社会,即使是最边远的地区,也遇到了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处于旧现代性与新现代性、习惯法则与人为法规的不同程度的相互撞击和交融的环境中。所以,很难想象一种脱离现代性全球化过程的本土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经验研究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本土”惟有与“现代”、“全球”相对应、相比较,才真正获得了意义,任何失去了“现代”、“全球”前提的“本土”,都是不可能的。第三,主张纯粹以中国概念、范畴、话语来构成中国社会学理论,是学术上的封闭性、保守性、国粹主义的一种新表现或新形式。历史经验和当今现实都表明了,在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撞击和互构的条件下,传统上的本土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在不断借鉴和汲取其他文化中的成分,即使是旧的形式也已经添进了新的内涵,这实际上是本土文化和理论实现自我进步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一种中国的概念、范畴、话语和理论能够绝对保持自己的“纯粹”、“原汁原味”,没有融入国外文化思潮的影响,没有增添任何现代的内容,这本身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可能的。

  对本土经验的片面理解反映了对一般和特殊两者辩证关系的人为割裂。本土经验无疑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不是纯粹的特殊,而是包含一般的特殊,这样才使它有推广的价值,如果真的特殊到毫无共同之处,与一般没有丝毫关系,那就无从比较,从而别人也无法借鉴、无法吸收。例如作为中国经验重要部分的中国改革的经验——渐进式、从经济体制开始、由农村到城市、由易到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既反映了中国的特色,又有某种普遍意义。把这样的中国经验说成是纯粹的中国经验,事实上与忽视了它具有的普遍意义,降低了它巨大的应有的价值。

  对本土经验的片面理解也反映了对待学术传统资源的虚无主义,表现了研究视野的单极化和封闭性,这种狭隘的本土思维取向实际上早已被丢弃了。当现代性之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潮流,在把握战略机遇期、完成民族振兴任务的今天,这种思想和理论上的“新闭关自守”,显得更加不合时宜。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学科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只不过是旧话语在新的背景下再度被复活,老问题以新的形式又一次被提出。 “我们主张吸取现实社会的新养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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