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改革与和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1 次 更新时间:2008-07-01 1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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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   郑杭生 (进入专栏)  

  

  摘 要:我们处于一个由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引发和加剧差异的时代,改革与和谐是应对差异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最佳选择。对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来说,改革是推进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的必要手段,和谐是引导这一变化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中国的改革正式进入了要缩小社会差距的新阶段,我们要超越短期、狭隘、权宜性的观念,促进改革与和谐的长久、良性互动。

  关键词: 改革;和谐;社会实践;结构巨变;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杨 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随着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全球现代性和我国本土社会变迁都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重大时期,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将形成更为复杂的综合效应。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现代性长期趋势对我国社会转型的传导力仍在不断加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将继续导致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急剧振颤,使得本土社会种种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尤其重要。通过这一眼界和方法不仅能够显示,改革与和谐将是当代我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走势,必须促进改革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而且也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这一趋势将使我们面对社会生活的许多困扰,应对现实问题的许多压力。这种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理性可以培育出更为冷峻的思考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使我们以通常所说的“平常心”,去面对那些必然发生的困难和难以避免的社会代价。与此同时,也积极地构建和完善社会体制性、结构性力量,从而以常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以更为有效的政策和对策,处理和解决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不断地推进改革和社会和谐。

  

  一、改革与和谐:应对差异的时代的必然选择

  

  我们处在一个差异的时代,一个由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引发和加剧差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甚至公平也要以差异为前提、用差异来定义:所谓公平就是合理的差别[①]。 这意味着,没有差异是不可能公平的,差别过大也是不公平的。就改革与差异的关系来说,改革有着双重功能:既可以扩大差异,也可以缩小差异,就看它与怎样的具体条件和环境、怎样的目标相联系。

  一般地说,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差异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由于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削弱和瓦解,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同质性特征不断弱化,在相互之间的原生的、自然性的差异基础上,获得的、社会性的差别不断得到扩展和强化,特别是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社会成员、群体、组织、阶级阶层、城乡社会及地区社会间的明显差异。在当代,无论就其现实程度还是发展速度,社会差异的水平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且,在未来较长时期里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现代性的变革终结了社会生活传统上的和谐,对于在这条现代文明轨道上奔驰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如何重建社会和谐?”是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也是现代社会所面对的一个独特的问题,它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和谐是通过人为设计构建起来的,也是需要不断地捍卫和维护的。而实现这一人为设计进行构建本身往往就是一种社会改革,不断地对它进行捍卫和维护的,同样也是一种社会改革。因此,在这一持久的过程中,现代人通过社会改革追求社会和谐是不可以停顿的。这说明,改革与和谐是应对差异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最佳选择。

  中国的改革大体上经历了拉开差距(扩大差异)和要缩小差距(缩小差异)两个大的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第一阶段,改革翻开了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新的史章。这一改革的背景是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缺乏生机和效率的社会。在公平和效率的二难选择中,那时正确地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等转变,社会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阶级和阶层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次级制度(如所有制、单位制、行政制、户籍制)出现了转型,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和重组,以往那种僵化的社会身份体系不断被打破,与此同时,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观念、职能和机制也在更新,社会的秩序、运行、整合和调控机制随之转换。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个人和群体在利益要求、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日益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中国社会的分化和差异变得越来越凸显。

  其中,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社会差异现状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基本影响。利益结构变化推动了利益分化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分化,也推动了社会分层的发展,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人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失地农民群体、失业职工群体、失房居民群体,以及城市中的房产主阶层等构成的业主群体,垄断行业中的利益群体,等等)。在这些新利益群体中,既有强势群体也有弱势群体,它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又体现为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人之间在收入分配和财富拥有方面差距的扩大。以基尼系数为例,根据1978年世界银行的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在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迅速上升,90年代后期的调查表明,基尼系数在0.45~0.46的水平,而且近年来还处在一种攀升趋势[②]。有专家认为,这种情形与社会分化严重的拉美国家已经很接近。此外,一些统计数据和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财产分布、教育机会、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差别。总起来看,在我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巨大差距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化,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对这种情形应当予以高度警惕。除此之外,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分化和区别,如人们的行为偏好以及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文化样式的不同,等等。在我国,这些方面的分化和区别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其影响也更加广泛。

  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差异的日益发展和凸显是我国社会改革和快速转型的直接结果。适当拉大差距是必要的,它推动了社会进步,差距过大是力求要避免的,它引发了各个方面的不协调,付出了过大的社会代价。

  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中国的改革正式进入了要缩小社会差距的新阶段,也就是第二阶段。如果说改革第一阶段的背景是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缺乏生机和效率的社会,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差距过大、面临不协调因素活跃期、社会矛盾多发期的社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走向未来,是通过差异、对立和冲突,还是通过认同、共识和整合?这提醒了我们,对于今天的社会成员、群体、组织、阶级阶层而言,找到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建立起共享生活的基础,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但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它需要我们更新深层理念,特别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多赢互利的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社会治理和善治的理念;调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三大部门的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等;转变社会功能,在制定正确的社会政策上下功夫,建立各种调节社会利益的长效机制;重建社会信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们曾经指出,对于前现代性的传统社会,和谐是自然的也是当然的,它是传统(如惯例、习俗、信仰、伦理道德准则等)的衍生物。或者说,和谐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传统,它不需要借助理性的论证,也不需要刻意追求和人为构建,因为和谐就在人们的生活之中,与个人和群体的生命融为了一体。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代性开启了差异的时代,也开启了和谐的追求。现代社会的每一步进展都反复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差异,才产生了追求和谐的意愿;而且惟有通过差异,才有构建和谐的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和谐是轻而易举的,恰恰相反,现代社会的和谐总是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达成,并且不会一劳永逸,人们必须使和谐保持一种向前“滚动”的状态。因为,社会成员、利益群体、社会组织、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异是动态性的,新的反思、质疑和分歧会不断出现,因而相互之间必须具有能够使对话、沟通和修正得以保持的机制,以便形成认同、促进共识。所以,和谐意味着一次次的修正、更新,还有不懈的守卫。我们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差异的基础上,培育出集体的认同和共识,以此来打造成社会和谐的一块块基石。

  

  二、改革与和谐: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缺一不可

  

  现在,随着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推进,改革与和谐的关系问题,成为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形成了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改革是推进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的必要手段。我们知道,世界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迫使经经历十年动乱的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文革末期,我国经济极度衰退,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运行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面临陷入畸形发展的危局。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科技不断更新、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安定。这些巨大的反差说明,当时我们已经成为了现代化的落伍者。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做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选择,确信通过这一过程能够解决现实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使我们的社会走上平稳运行、协调发展的道路,人民生活富裕、国家有足够的实力,在这个起点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很明显,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在改革的所有目标中都贯穿着对和谐的追求。所以,和谐既是改革的初衷,也是改革的深层理念和基本目标。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有八种代表性趋势在中国社会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③],就集中地印证了这一点。这种互动说明,在中国,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和改革是形影相随,不可分离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是改革的根源和动力,改革则是推进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减缩它的代价的必要手段。

  第二个判断:和谐是引导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由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大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对改革开放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使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也就是进入了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框架下来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或缓解不和谐因素的新阶段。即是说,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凸现了对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追求,而和谐社会的提出则是指出和引导着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的正确方向。这样和谐又成为引导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第三个判断:改革与和谐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相依相成的两个侧面。一般而言,社会改革意味着市场化机制的普遍确立,以合理的资源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推进经济增长,这一过程往往导致一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代价;社会和谐则意味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合理化,对社会资源形成某种均衡的配置,在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方面体现出公平性或正义性,以促进社会成员、群体、阶级阶层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因此,改革与和谐虽然重点不同,然而是相依相成的两个侧面。可以说,没有改革的和谐是不可能的,反之,失去和谐的改革也必定会难以为继;和谐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的深厚社会基础、现实理由、合法性的来源;改革是达成和谐的手段和方式,它发掘了社会活力、开发出了资源、汇聚了财富、积蓄了国家实力、推动了社会成员的期待,为持久和谐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所以,改革与和谐的关系本身是一体性的,而且不断通过社会实践过程实现了这种一体性,从而汇成了社会生活的时代潮流。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现在,改革与和谐不断发挥着社会动员的号召力,呼唤和发掘出了日常生活中和宏观系统中蕴藏的动力和潜能,使众多个人真诚地投入来打造这项集体的事业,以点点滴滴的积累筑起了迈向辉煌的基础,由无数涓涓细流的汇聚合成了时代的大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改革与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缺一不可的两个侧面,是我国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的基本走势。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改革与和谐的关系上存在着大量的模糊认识,比如说,在一些学术和政策的讨论中,有人担心强调社会公平会影响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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